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港講《少年來了》:一切由少年被子彈貫穿那刻開始

2020/10/1 — 12:45

韓國電影《택시운전사》(港譯:《逆權司機》),以1980年5月韓國「光州事件」為題材。Image source:《逆權司機》(A Taxi Driver) 正式預告片截圖。

韓國電影《택시운전사》(港譯:《逆權司機》),以1980年5月韓國「光州事件」為題材。Image source:《逆權司機》(A Taxi Driver) 正式預告片截圖。

1970年出生,韓國中世代的女性小說家韓江(한강),2016年其著作《素食者》獲得「國際布克獎」,頗受國際關注。她的小說《素食者》、《少年來了》及《白》已有中譯版面世,韓江作品中所關注人性的黑暗與光明,反覆探討不同形式暴力對個人的影響,極具人文關懷。其中,《少年來了》以韓國當代政治史相當殘酷,及至近年始受正視的「光州事件」為題材,對身處亂世動蕩的香港人而言,這是一本充滿熟悉、既視感的小說,因為我們都不再是可佈歷史的局外人,因為我們都目睹了許多、許多的「少年」來了又去。

自從2017年韓國電影《逆權司機》在港大受歡迎,不少香港人都對1980年的「光州事件」多了些認識。宋康昊主演的士司機,由最初的政治冷感,認為在光州抗議的民眾、學生都是搞事暴徒,直至陪隨德國記者深入光州,目睹當地人民的善良,政府軍隊的無恥,親身經驗才改變了他的看法。宋康昊最後挺身而出,成功送走德國記者,向國際社會公布韓國政府血腥鎮壓光州的真相。即使再殘酷,正因未來的確改善,結局給予觀者光明希望。

逆權司機走了,那麼留在光州的其他人呢?那些受了傷在醫院哭號的人,那些沒有死去被拘留的人,那些見證親友逝世活下來的人,埋沒在大洪流之中的小人物 — — 或許一如你我 — — 他們的故事又是怎樣?

廣告

韓江《少年來了》記載了「光州事件」發生及其後,他們的人生:以小學生東浩為起點,講述他目睹軍人射殺好友正載,為了贖罪,他留在道廳協助振秀、恩淑、善珠等人,處理每日不斷增加的遺體,直到軍隊鎮壓,子槍貫穿少年的心臟,「光州事件」終結了。振秀被警察關進牢獄虐待,出獄不久後自殺;恩淑成了出版社的編輯,因為和身份敏感的作家合作,被警察審訊連打七記耳光;研究光州事件的學者,再度邀請善珠接受訪問,她勾動了痛苦的回憶,於面對和逃避之間掙扎;正載中槍身亡陰魂不散,經驗恐怖的身後世界;東浩母親喪失骨肉至親的悔恨和悲慟,家族創傷的見證。

《少年來了》尾聲,韓江自白創作動機,緣自她出生光州,在一切發生之前剛好搬家,和事件擦身而過。她成長在家族欲言又止的禁忌,長大後重新梳理、回顧這段歷史,而東浩的原型,正是韓江舊居遷入的新家庭中,在「光州事件」逝世的小學生。可以說,故事敘述的起源,一切由少年被子彈貫穿那刻開始,《少年來了》的因。

廣告

或許在那個年代,剃著那種髮型、身穿制服的少年都長那樣也說不定,都有著那種善良的單眼皮,以及因為抽高而消瘦的臉頰和細長脖子。

一顆子彈貫穿了少年的身軀。韓國「光州事件」的悲劇,香港2019年10月1日的國殤,不一樣的時代背景,卻彷彿相似重疊的少年。

10月1日曾志健中槍一刻

10月1日曾志健中槍一刻

一、一切完結之前:從不絕望的國族想像

《少年來了》除去尾聲,共計六章,以六個人物的觀點切入「光州事件」及其後,是當代政治歷史小說的以小見大、一葉知秋的筆法。第一章名為「雛鳥」,記述在東浩生前,小學三年級初生如雛鳥者,卻要親手記錄、見證無數具體的「死亡」:

你把白色紗布事先剪成適當大小,用別針別上紙片,以便馬上騰寫編號數字。另外,你也揶了一下身分尚未確認的死者以及棺材,縮小他們之間的距離,好讓新來的遺體有地方擺放。有些夜晚死者人數特別多,根本沒有時間去揶動位子騰出空間,只好將那些棺材對齊,一具具緊挨著整齊排列。那晚,你起身環顧擺滿死者的禮堂,他們彷彿說好在此重聚般,不發一語、一動也不動地散發著陣陣惡臭。你把本子夾在腋下,快步穿梭在這些「群眾」之間。

東浩幫助善珠姊、恩淑姊處理遺體,在本子上書寫屍首的性別、目測年齡、衣著配件、鞋子款式等,為它們編上號碼,以便家屬認屍、悼念。韓江刻意使用「你」作為敘事人稱,隱藏的「我」既是作者,也可以是讀者;你我對話,象徵了書寫和閱讀、記錄與見證的多重連繫。《少年來了》的開章即告訴了我們,當你翻開東浩人生片段的一刻,已經選擇了成為「光州事件」眾多逝者的見證人。

處理遺體過程中,東浩不解為何悼念死者時,都必須在棺木鋪上國旗,唱國歌,國家不正是殺害民眾的主謀嗎?他向恩淑姊提問,卻換來「怎麼能把那些(軍)人當成是國家呢?」這種國族想像,又或叫作愛國/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是群眾行動之所以能團結的關鍵。因此書中不乏這樣的描述,第四章因此事坐牢的「我」,回憶其時示威:

大家一起齊聲合唱的歌曲只有國歌與〈阿里郎〉這兩首,那瞬間我感覺彷彿所有人都奇蹟似的走出了自己的軀殼,用赤裸的肌膚靠攏彼此。世界上最大最崇高的心臟,被粉碎後鮮血直流的那顆心臟,再次重生,奮力地跳動著。

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著有知名的「人類史三部曲」,反覆告訴我們,對人類最重要的事物皆為虛構,「互為主體」的想像和信念,一一構成社會的意義之網,推動歷史發展,也把我們捆綁其中。當然,社會運動不一定以「愛國」為前提,但總會有某種「社群」的想像,成為群眾有所共鳴的情感和思想。香港人會唱〈願榮光歸香港〉,高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正是同理嗎?那種由個人至群體,良善之心的跳動,是每個經歷者的共同憶記。

在事件過了很久很久之後,四十三歲的善珠憶起東浩的疑問,回答「他們只是試圖用國旗這種布來包裹,因為我們不可以是被他們屠殺的肉塊,所以才會積極地哀悼、唱國歌。」想像賦予意義,也很可能,是一種情感上的對抗和自我慰解。

當軍隊宣告即將進駐光州,留守的學生不如想像中的絕望,「尤其是比較年輕的組員,更懷抱著強烈的希望」,他們相信只要在撐下去,天亮之時會有數十萬市民站在噴水池前,與他們並肩作戰。學生不知道,軍人將手持八十萬顆子彈,對付僅有四十萬人口的光州市民。相對之下,學生善良得連槍都開不了。「我們組裡沒有任何人扣下板機,因為我們知道,一旦扣下板機就會使人斷送性命,所以我們辦不到。」

一切完結之前,直到子彈貫穿許多少年之前,絕望從未正式來臨,直至 — —

東浩母親曾經深信「他說晚上六點鎖好門就回來,還答應和大家一起吃晚餐。」

恩淑則「在她離開道廳前看見你時,她的靈魂已經支離破碎。」

振秀自殺的遺書,夾著一張照片,四名高中生和東浩中槍身亡的圖像。

善珠,重回故地,決意自殺之前,看見天主教中心外牆的,東浩中槍死亡屍首的照片:「在那一瞬間,你拯救了我,靠著心臟快要爆開般的痛苦,靠著憤怒的力量,我的血液霎時變得滾燙,得以重生。」

直至,對他們來說,死亡甚至被生存更加吸引。

二、殘酷的靈魂想像:人類到底是什麼?

韓江在《少年來了》的第二章「黑色氣息」,罕見地以正戴,亡魂的角度描繪死後世界。書中對死亡的想像,早在東浩記錄遺體時,已經反覆提問靈魂存在的可能:

擺放在尚武館裡的那些人,他們的靈魂會不會也像鳥一樣早已飛走?飽受驚嚇的那些鳥兒都飛去了哪裡?無論如何,你覺得應該都不會像很久以前為了吃復活節蛋而和朋友一起去教會裡聽到的那樣,說飛到天國或地獄等另一個世界去,也覺得不可能像恐怖歷史劇裡演的那樣,穿著白衣、頭髮凌亂地漫步在大霧之中。

可惜的是,至少在韓江筆下鬼魂從不如東浩想像中唯美,沒有天堂和地獄的宗教寄託,也沒有可以向仇人報復的白衣惡靈。亡魂正戴受軀體束縛,無法自由行動,只能直視自己的肉體漸漸腐爛,招來牛蠅、蒼蠅圍繞,生出白色蛆蟲。即使身死之後,依然還有無窮的痛苦延續,冷酷得沒有半點溫暖。

國家機器為了維穩,軍人正當化自己的行為,把示威民眾定性為「赤色分子」,責罵「小赤匪」、「赤婊子」,透過他者化(Othering)分出純種和異類,這是「光州事件」的鎮壓,是香港光時革命的被自殺,是當代極權政權對待示威者的慣用手法。韓國軍人怎樣對待那些被他們謀殺的民眾?把他們掉到荒山野嶺,數十個屍身堆疊起來,如同垃圾,「這座人塔儼然就成了一具有著數十隻腳的巨型野獸屍體」。

戴正發現身邊有許多和他一樣,被殺害者的靈魂,但彼此卻無法看見對方,「可見『我們黃泉再見』這句話根本不成立」。鬼魂沒手、沒腳、沒臉也沒舌頭,除了默默無言地靠近彼此,根本無法溝通,只能感受大家都是「可怕無助、痛苦萬分」的存在。

對比「光州事件」發生之前,戴正的姊姊正美,在打工之外,還向東浩借了教科書,希望將來可以重新讀書。無數少男少女,充滿希望和可能,卻被扼殺了未來。戴正強烈的控訴,是這本小說少見對當權者直接的質問:「我想要飛向他們,質問他們,到底為何要殺我、殺我姊,以及他們是如何殺害她的。」

當戴正以為隨著軍人放火燒毀屍首,他將能擺脫肉體的引力,自由飛往任何地方,才發現自己什麼地方都去不了,暗示連最後塵世的存在終究消失。這是多麼虛無、現世的想像,彷彿連半點安慰也沒有,迫得讀者也跟著面對此一龐大黝闇的結束。

我還聽說當初被派去參加越戰的韓國軍隊,把當地的女子、孩童和老人聚集在鄉下的村民會館裡,放火將他們統統燒死。當時就是有人在幹完這種事情之後得到了獎賞,所以那次戒嚴軍裡的某些軍人,才會帶著越戰時期的記憶來屠殺我們。就像在濟州島、關東、南京或波士尼亞等地,所有慘遭屠戮後重新開始的土地上發生的那些事一樣,同樣的殘忍彷彿是刻在基因裡的。

由此,連繫至小說第四章,那個和振秀一起坐牢的「我」,經歷長時間的非人對待,出獄後每天和自殺念頭對抗,問了我們,所有讀者的一個問題:這麼多歷史血腥事件,是否說明了殘忍乃人類的本質?在只有今生今世的生死觀,如此巨大數目的生命被惡意「消滅」,加重了這個提問的壓迫感,讓我們不忍、同情,讓我們更加希望,堅持些什麼,維護些什麼,以使人類不止如此可佈。

堅持些什麼?四十三歲的善珠,在夢中不斷自殺,夢見自己身穿厚重盔甲,走上高樓陽臺一躍而下,而又未能死去,只好重複相同行為,像恐怖電影的情節。即使如此,她最後仍然在心中吶喊:「千萬不能死。」

死亡意味著失去了所有,什麼也沒有,因此,千萬不能死。

三、生者的內疚和傷痛:那些真實的你我存在

讀《少年來了》愈久,愈能感到那種屬於生者的,見證「光州事件」的沉重負擔。每一位參與抗爭,每一位和東浩相識的人,在子彈貫穿少年之後開始,心中的某個重要部分也因而死去。這種「手足之情」,是所有曾經處同一情境抗爭,產生的革命情感,失去仿如斷肢殘體,永遠不能磨滅。

東浩目睹正戴中槍身亡,而他什麼都做不了,「我絕不會原諒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化成書中生者共有的內疚,無法拯救東浩的自責。曾經,恩淑是「溫柔,悄悄走來把手輕放在你肩上」的體貼;曾經,善珠是「從遠處就用清亮嗓音高喊著你的名字」的女子。但「光州事件」之後,她們再也不一樣了。

恩淑

她在熟悉的恥辱感裡想著那些死者,他們應該都不會再感到飢餓了吧,因為人生都化為烏有了;但是對她來說,因為還有未完的人生,所以會感到飢餓。過去五年來不斷折磨她的其實正是這一點:還會感到飢餓且面對食物會有食慾。

恩淑因參加敏感的出版事務,被黑警連打七記耳光,臉頰腫脹赤痛,也代表了具體的屈辱,奪去一個人外在的常態。肉體施加的痛苦建構了記憶和心靈,恩淑不斷強調每天忘掉一記耳光,其實是訴說著,該如何忘掉、面對切身的傷痛?那種連烤肉、煎魚都會想起屍體的噁心感,過去的、現在的,那種生而為人所有的飢餓感,「忘掉第七耳光的日子不會到來。」

善珠

有人拿一把三十公分的木尺不斷往妳的子宮裡來回鑽數十次,說得出口嗎?有人用步槍的槍托肆意妄為地撐開妳的子宮入口,說得出口嗎?他們將下半身一直血流不止導致昏厥的妳,帶去國軍總醫院接受輸血,說得出口嗎?下體出血持續了兩年時間,血凝塊堵塞輸卵管使醫生宣告妳終生不孕,說得出口嗎?妳已經再也難以和其他人 — — 尤其是和男人有所接觸,說得出口嗎?

他人惡意施加肉體的創傷,必然帶來心靈的苦痛。善珠在「光州事件」因手拿槍械被額外虐待,國家政權對女性身軀的侵害,導致她終生不孕,獨居一生。當研究者請求她錄音說出自己的經驗,她再三掙扎,並非理性地否定這事無用,而是情感上「說不出口」。

生者如何面對倖存的內疚,怎樣處理其中身心的傷口,以什麼態度活下去,這是他們,也可能是我們,必須解決的人生課題。

振秀

讓我們來告訴你們,當初在那裡揮舞著國旗、齊唱著國歌是多麼愚蠢的一件事;讓我們來幫你們證明,現在這骯髒發臭、傷口潰爛、像野獸一樣飢腸轆轆的身體,才是你們。

「光州事件」的最後,振秀留守道廳,看著東浩最終高舉雙手,被軍人掃射身亡,埋下了他自殺的種子。振秀的外型較為陰柔,黑警曾經性虐待他,「黑蟻爬滿了他的身體,他的胯下」;拿黑色圓珠筆反覆插在犯人的指縫,針對傷口「使勁地往更深處扭轉」。

《1984》式的身心折磨,新彊集中營、香港新屋嶺,如斯接近我們,也是讀這本小說易於熱淚盈眶的原因。飢餓、缺水、空間狹窄、施虐、侮辱⋯⋯直到他們出獄之後,會頭痛、牙痛、失眠,甚至精神失常,這些經歷化成夢魘,除了死亡,始終沒有能夠擺脫的一天。

東浩母親

大家準備要離開時,彼此緊握著雙手,感受那冷冷的肌膚⋯⋯我們互相牽著像稻草人一樣空虛的手,互相撫摸著像稻草人般的背,注視著彼此的臉。我的面孔一片空洞,雙眼無神,互道晚安並相約明日再見。

少年,總是走在抗爭的前線,來了又去。政治事件留下的家族創傷,《少年來了》把東浩母親的痛苦留在最後一章,沒有投身抗爭之中的旁觀者,卻因此成為和骨肉至親生死永隔,「白頭人送黑頭人」悲劇中的主角。

東浩母親在幻想中彷彿看見兒子的背影,生命中永遠缺少那頭溫熱的期盼、喜悅和擔憂,不由自主的寒冷促使她渴望陽光。受難者家屬的團體——像我們熟悉「六四事件」的「天安門母親」——東浩母親加入了這類互助團體,爭取公義而備受政權暴力對待,一群母者的形象,可說是全書最為悲情的一章。

香港,又已經有,將有多少這些家族創傷?

韓江朗誦《少年來了》。Image source:Han Kang Interview: The Horror of Humanity截圖

韓江朗誦《少年來了》。Image source:Han Kang Interview: The Horror of Humanity截圖

餘談:尚在經歷運動的我們,看事件發生之後的他們

《少年來了》不是一本令人讀之振奮的小說。相對韓國「逆權三部曲」電影結局,《逆權司機》成功把記者送走,《逆權律師》全體律師站立聲援,《逆權公民》大學生叫著口號迎來耀眼的陽光,那終將命定有所改變的轉型正義,為這三部電影帶來了動人的溫暖。

韓江筆下,那是「光州事件」未見有何希望,可能什麼都沒有的虛無,或老土一句,黎明來臨前最黑暗的階段。當時的經歷者,又有誰敢斷定會有更好的明天,有誰敢說等待不會是一場「果陀來了」的悲劇?

這種狀態、階段實在很像現今香港,以及我們漸漸會面對的情景。由2019年社會運動的白熱化,到2020年迎來的平淡、細水長流,我們尚是處身其中,如果把時間拉得更長(一場為期數十年的抗爭),也就一定會面對《少年來了》眾多生者相似的境況、問題。

屬於我們必須面對的生命課題。

在你死後,我沒能為你舉行葬禮,導致我的人生成了一場葬禮。
就在你被防水布包裹、被垃圾車載走,
在無法原諒的水柱從噴水池裡躍然而出之後,
到處都亮起了寺院燈火。

恩淑從政治審閱處領回那份經刪改的,滿是黑色墨水重如鉛塊的劇作,流著淚交回給作者,認為劇本已經毀了,無法出版。劇作家輕描淡寫地回應,沒關係,首映會如常演出。首映時,演員沒有任何對白,只有象徵痛苦和死亡的肢體語言,張嘴作脣語,唯獨恩淑早已看過劇本,大音希聲,聽見了演員的對話。

她沒有擦去積滿在眼眶中的熱淚,只是睜大雙眼,目不轉睛地凝視著說脣語的男孩面孔。

有些事,唯獨是活在此時此刻的生者、見證者,才能看破指鹿為馬背後的真相,才能懂得靜默無言的喧嘩,才能知曉從各處蛛絲馬跡拼湊完整的故事。

一切由少年被子彈貫穿那刻開始。我們有了這份能力,也就有了活下去的義務,承載痛苦是一種權利,正因痛苦,更要目不轉睛地記著發生過的一切。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