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港講《鼠疫》:極權圍城的鼠疫肺炎,人人自危我們何以反抗?

2020/1/6 — 13:06

Image source:網路文宣

Image source:網路文宣

極權中國境內,爆發新沙士、鼠疫,以至近日的武漢肺炎、江蘇肺結核和蘭州布魯氏菌病,令一關之隔的香港有化為疫埠之恐懼,人心惶惶,我想起了卡繆《鼠疫》。

1947年,因寫出《異鄉人》而聞名於世,評論家稱許為「存在主義」大師而本人再三否認的法語作家卡繆,出版了另一本其時備世爭議,至今已成經典的小說《鼠疫》。卡繆是少數香港人,「至少都叫聽過個名」的外國作家,根據非正式統計,其小說《異鄉人》更是時下文青必讀三大著作之一(其餘兩本為卡夫卡《變形記》和太宰治《人間失格》),名滿香江。

《鼠疫》的故事說來簡單:1940年代,阿爾及利亞的城市「奧蘭」爆發鼠疫,十月圍城,封鎖的長城之中,屍體堆積如山。城內的人無法逃出去,城外的心也能焦慮等待,眾人都只怕沒有再見的機會。正當現實環境一片絕望,面對那掌控壓倒性力量的魔鬼,人民束手無策、心灰意冷,或落入虛無頹喪,或意欲逃亡我城,或借機食人血饅頭,謀取名利。此時,主角醫生里厄勇武地站出了來,連合同行兒女,要來光復這「奧蘭」,革掉「荒謬」亂世之命。

廣告

有些事情,我們總覺得離日常生活很遠,彷彿只會像歷史書、記錄片中看見,像鼠疫,像極權。但現實往往會告訴你,不,它們從未和人類訣別。依照人類大歷史的定律,每個世紀平均有三次大型流行疾病發生,而鼠疫正如鬼魅般陰魂不散,隨時現形;極權並非只在北韓的封鎖,如今香港抗爭者逃亡台灣,在外人聽起來或許和脫北者新聞的感覺相近,於是我們竟然成為了別人看見極權的鏡面。

《鼠疫》,又何嘗不是「反映人類面對極權」的書寫?

廣告

卡繆書寫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納粹攻佔法國之時,疾病修辭的書寫,隱喻了極權統治的死亡、封鎖,以及人性黑暗。現代社會處理疾病,其實也是一連串政治的考量,公佈與否,怎樣呈現,如何控管,套之於中國大陸,「有毒氣體無害」,重重封鎖竟也像另一本比卡繆想像更瘋狂的極權式「鼠疫」。

如果人類的最終目標是為了繁衍,那麼千萬年來,最能稱之為惡的,無疑是殺戮人類的疫病;如果人類的理想生活是為了幸福,那麼在現當代,極權統治斷絕了無數人民的未來,更是滅絕人性之惡。香港,面對有如疾病高度傳染的極權,可比極權霸道的鼠疫,在不知終點的封鎖、疏離,我們該如何應對?卡繆的小說,或許可以給予我們一些啟發。


Image source:網路流傳

Image source:網路流傳

絕境當面,自救助人

2019已告終結,回顧動蕩半年的社會變化,許多人都沒想到,香港竟會回不去了。我們可以追溯種種遠因近果,但在其時,只是當時已惘然,歷史上許多重大的轉折,都不過是因為面臨絕境,求生求存而作出種種的反抗罷了。

晚報自那天起抓住了這樁事情,責問市政府是否在準備行動,考慮採取什麼緊急措施來對付這一令人厭惡的現象,以保障市民的健康。可是市政府根本沒有打算,也根本沒有考慮過什麼措施,只是先開了一次會進行討論。滅鼠所奉令每天一清早就收集死老鼠,收集後,由該所派兩輛車子運往垃圾焚化廠燒毀。

卡繆花了不少功夫,書寫鼠疫爆發之前的「平淡」。故事中開始有老鼠死亡,開始有人生病,面臨危機,政府只欲息事寧人,不想把事情弄大,盡見官僚主義之無能。凡事都短視得只做治標之事,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當然是最好的心態,最後引爆了遠超眾人所能控制的局面。歸根究柢,社會「攬炒」之源頭,不在市民,而在政權。

疫病、極權的可怕,在於只要還身在這個國度,則不論貧賤富貴黃藍黑白,人人自危。不要以為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光明正大頂天立地活著,就可以本著良心行事。這種疫病政治的影響,隨時是出門買菜都可以被那些有形像Green odject之手,無形似噴嚏浮游於空中的口沬病毒,最終侵入了我們恆久的日常生活。

市民們以前從未想到我們這座小城會成為一個老鼠倒斃在光天化日之下、看門人死於怪病的鬼地方。現在,他們開始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過去的想法是錯誤的,現在不得不修正了。如果事態發展僅僅到此為止,那麼人們久而久之無疑也就會習慣成自然了。但是,在市民中間不僅是看門人和窮漢,還有其他一些人也走上了米歇爾領頭走的道路。就從這一時刻起,人們開始感到恐怖,開始思考。

卡繆的哲學思想,相當強調「自我覺醒」,唯有意識到世界的存在,與個人主觀欲求絕不等同,一方面是刺穿了人類自以為的「生命意義」,另一方面卻也解放了我們,讓我們得以重新為自己的人生作出抉擇,創造意義。

或者這種想法近乎自虐般的誠實,唯有把「荒謬」極端呈現人前,「針唔到肉唔知病」,612、731、831⋯⋯面對絕境,我們才有覺醒的可能,才會懂得開始思考。

因此,縱然香港2019發生如此巨大的變故,在一次網路社交媒體就「如果可以,你是否願意一切事情都沒在香港發生過」的投票,佔絕大多數的網友,都堅定地把票投給不願意。不願意重新回到那熟悉但粉飾太平的世界,不願意人云亦云把選擇權利和責任,再次放棄,我相信,這是許多香港人的心聲。

不錯,「鼠疫」兩字已被提出來了;不錯,就在這個時刻裡,疫病已使一兩個人罹難。可是沒有關係,有辦法可以制止疫病蔓延。必須要做的,就是該認清的事情要認清,然後驅除無用的疑慮,採取適當的措施。這樣鼠疫就會停止蔓延,因為這種疫病並不是憑想像就會發生的,或者說,人們對它的想像是不正確的。如果鼠疫停止蔓延──這極有可能──那當然最好,否則的話,我們也能知道它是怎麼回事,以及是否能找出辦法來制伏它。

醫生里厄,為少數早早看清了「鼠疫」真相的人。最初里厄想像「一億具屍體分散在漫長的歷史裡,僅是想像中的一縷青煙而已」,似乎做些什麼都沒有改變。但當擺脫純粹的抽象概思考,面對困境無可奈何的失敗主義後,他還是感悟到,只要知道對手是誰,只要我們對敵人有共同的認知,有一樣對抗的心,那即擁有了改變的可能。這是屬於我們,面對極權和疫病最恰當的務實思想。

Image source:網路文宣

Image source:網路文宣

去「中心化」,我為人人

即使在抗爭社運已然持續半年以上的此際,那些尸位素餐高官實施「只暴製亂」的政策,還是打從心底依照自己陳腐不堪的保守思維,還是執著地判斷這場抗爭背後有中心「大台」,扣上顏色革命外國勢力港獨分子等名。他們活著本無存在之自覺,也未曾設身處地想像香港絕境,絲毫不懂也不察香港人的自決意志,故現今只懂一味「鳩拉」。

我們說,塔魯和其他一些人選擇了證明二加二等於四的道路而不是與此相反,這當然值得讚許,但我們也要說,就這個良好願望而言,他們跟教師一樣,跟一切與教師同有此心的人們一樣。⋯⋯但問題不是要知道堅持這一道理的後果是得到獎勵還是懲罰,而是要知道二加二是否等於四。對於那時我們城中那些冒生命危險的人來說,他們要確定的是:他們是否已被捲入鼠疫,以及應不應該同鼠疫搏鬥。

卡繆有如先知,彷彿早在數十年前預告了「無大台」式的去中心化抗爭。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在反抗之中,佔有領導似的英雄領軍位置。

《鼠疫》深刻地告訴了讀者,像醫生里厄這樣的人,並不比其他反抗者高貴,我們不應該以一種菁英主義的心態判斷、分別眾人。若果我們確信如此,那抗爭最後只會回到「大台」,因為我們否定了自己的責任,把問題推向某一群領導者,而無所作為。

卡繆不信仰神,以人性為最高貴的價值,故此他認為面對極權與疫病,只有一個重要問題:「他們是否已被捲入鼠疫,以及應不應該同鼠疫搏鬥。」抗爭之成功,在於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無分彼此不割席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從這一點看來,筆者認為格朗比里厄或塔魯更具有代表性,他埋著頭默默地工作的美德推動整個衛生防疫組織的工作。他懷著他那特有的善良願望不假思索地用「我做」來回答一切。他只要求做些小事情出點力,其他的事,對他說來,年事太大,勝任不了。他每晚能把六到八點兩個小時的時間貢獻出來。當里厄向他熱烈致謝時,他感到驚異:「這又不是最困難的事。有鼠疫嘛,應該自衛,這是明擺著的。啊!要是一切都像這麼簡單就好了。」

《鼠疫》推崇的,不是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有著相當影響力的人,如里厄。格朗,在書中不過是一個如你我的普通人,一個沒什麼才華但懂得踏實工作的公務員,毫不有名,也欠缺所謂英雄式力挽狂瀾的魄力,但他卻是面對絕境之中,最值得歌頌的人。

格朗把能力所及的事都做好,把反抗視作捍衛人性的首要之事,他能受人歌頌,正因他不需要這些外物,來推動他的抉擇。

朗貝爾說,他經過再三考慮,雖然他的想法沒變,但是,如果他走掉,他會感到羞恥,這會影響他對留在外邊的那個人兒的愛情。但是里厄振作了一下,用有力的聲音說,這是愚蠢的,並且說選擇幸福,談不上有什麼羞恥。朗貝爾說:「是啊,不過要是只顧一個人自己的幸福,那就會感到羞恥。」

書中有位來自外地,卻因封鎖而留在城內的記者,朗貝爾。朗貝爾在鼠疫開始不久,即欲私下離開,只為和城外的愛人相聚,可惜千方百計依然無法得逞。最後他終於又找到機會逃亡,卻意識到,自己已經離不開這座城了。

留下來,因為城內都是人,都是面對絕境的人,他決定像里厄一樣絕不逃亡,「是啊,不過要是只顧一個人自己的幸福,那就會感到羞恥」,這是多麼動人的自白,又是在這場抗爭中,多少香港人發自內心的話。

Well⋯⋯Image source:FB/Wan Chin

Well⋯⋯Image source:FB/Wan Chin

勝利何方?創造意義

「鼠疫像世界上別的疾病一樣,適用於這世界上的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適用於鼠疫。它也許可以使有些人思想得到提高,然而,看到它給我們帶來的苦難,只有瘋子、瞎子或懦夫才會向鼠疫屈膝。」
「對,」塔魯表示贊同,「我能理解。不過您的勝利總不過是暫時的罷了。」
里厄的面色陰沉下來,說道:
「總是暫時的,我也明白。但這不是停止搏鬥的理由。」
「對,這不是一個理由。不過,我在想,這次鼠疫對您說來意味著什麼。」
「不錯,」里厄說,「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失敗。」

現實殘酷,人心柔軟,拘捕、流血、死亡⋯⋯我們從來不是軍人,即使有Be water的智慧,懂得自我調節,面對看似永無止境的戰爭,有時還是免不了受傷。那麼,在漫長的鼠疫之中,我們抗爭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里厄轉身向帕納盧說:
「是啊,請原諒我。疲勞簡直是一種瘋狂。在這個城裡我有時候按捺不住,忍受不下去。」
帕納盧喃喃地說:「我明白。因為這一切超過了我們的承受限度,這就令人惱火。不過,或許我們應該去愛我們不能理解的東西。」
里厄一下子站起來,激動地瞪著帕納盧,搖了搖頭說:「不,神甫。我對愛有另一種觀念。我至死也不會去愛這個使孩子們慘遭折磨的上帝的創造物。」
在帕納盧臉上閃過了痛苦的陰影。

卡繆否定了英雄主義的領導,而對於宗教式的信仰,也多持反對意見。相對《異鄉人》神父的不近人情,《鼠疫》的帕納盧更加立體,面對疫情,他的信仰再三動搖,最後依然主張大愛,「或許我們應該去愛我們不能理解的東西」。但里厄說,他拒絕這種大愛,因為這種抽象的概念,卻在真實地殺害無數孩子,他相信在眼前苦苦掙扎的人性,而非神性。

有些事情,是不能愛,也不可包容的,那已經超越了黃藍政見之別,而是黑白良知那邊人性堅持的最後底線。

那麼,除了英雄,除了宗教,我們還有些什麼呢?

大海在防波堤的巨大石基下輕聲吼鳴。當他們登上堤防時,萬頃波濤就展現在他們的眼前,海面像絲絨那樣厚實,又像獸毛那樣柔軟光滑。他們在面向大海的岩石上坐下。海水以緩慢的節奏沖上來又退下去。大海的起伏像人的呼吸一樣平靜,亮晶晶的反光在水面上時隱時現。在他們面前,展現著一幅漫無邊際的夜景。里厄用手撫摸著凹凸不平的岩石,一種奇異的幸福感充滿了他的周身。他轉向塔魯,從他朋友的那張安詳而嚴肅的臉上,猜測出塔魯也有著相同的幸福感,但他也知道這種幸福感不能使塔魯忘卻任何事物,當然也不會忘卻世上的殺戮。

人生解脫可大分兩種,一是外力解脫,二是自力解救。卡繆顯然視自力解救為最終方案,也回到存在主義式的抉擇,作出抉擇,意義始會得以創造,人與人之間的連繫也顯得真實、具體。

里厄和戰友塔魯歷經了鼠疫的統治,封閉的疏離,從沒放棄過抗爭,從沒放棄過人性。這種堅持,Connect了他們,Connect了你我,就像許多從前的陌生人,如今卻成為彼此的「手足」。

手足之情,人心繫著人心,不正是通過反抗的抉擇而生出的意義嗎?這種超越物質的精神連結,才能使里厄和塔魯,一起走向大海,感受那種「奇異的幸福感」。

但是他,里厄,他又贏得了什麼呢?他懂得了鼠疫,懂得了友情,但現在鼠疫和友情對他說來已成為回憶中的事了;他現在也懂得了柔情,但總有一天,柔情也將成為一種回憶。是的,他只不過是贏得了這些東西。一個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賭博中所贏得的全部東西,就是知識和記憶。可能這就是塔魯所說的「贏了」的含義!

勝利或許尚未到來,但絕不代表我們只有失去,沒有收穫。里厄到了最後,鼠疫終結,好友塔魯去世,愛人在城外病逝,好像他什麼都沒有得到。但里厄卻沒有心灰意冷,其實他不止擁有了「知識和記憶」,他更是《鼠疫》的敍事者,記下了一切他所面對的抉擇,他所創造的意義。

這種經過絕境所互相連繫的愛,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奪去,這是屬於我們,每一個抗爭者所自力創造的意義,陪伴我們邁向勝利。

作者Facebook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