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為何秩序總在槍炮下

2019/11/21 — 23:08

當日常已經離我們漸遠,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迎來被警察用槍指向頭的經驗。

縱然那一發子彈沒有向著我們前來,即使髮膚無損,並不代表人們沒有收到丁點傷害。這不是能夠被理智梳理的經驗,而是無以名狀的,這種混沌如此流過,我們應如何言說。

人面對槍管時,反應終究是遲鈍的。因為它是機關的、不直接的、需要時間準備的,不像矛頭、刀刃般可見的鋒利,而是一塊漆黑的、笨拙的、槍頭孔洞宛如黑洞的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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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不能直接視武器為身體的延伸,槍械的不公平,在於人無法得知鋼珠何時才會發出,真正殺人兇器不再可見,在舉槍至開槍之間,其震懾力來自沒有對象的恐懼,子彈以它的缺席在場,即使警員沒有向著我開槍,子彈早已無形地穿透我的身體,整全的我已經迸裂四散。

《血色的旅途-權力、財富、血腥與兵工業,一場槍枝的生命旅程》

《血色的旅途-權力、財富、血腥與兵工業,一場槍枝的生命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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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善的現代武器

槍械只是把殺人的工作再假手於人,或假手於一顆子彈,其本質與長矛無異,只是它可以令使用者和被使用者拉開一段禮貌的距離,就令它成為了現代政體執法部門的常用器具。一觸即發的扳機、堅實的槍托,讓手持者能保持矜持。

戰地記者Iain Overton就因為渴望思索槍枝暴力對社會與世界的影響,耗時十年,寫成《血色的旅途-權力、財富、血腥與兵工業,一場槍枝的生命旅程》(Gun Baby Gun : A Bloody Journey into the World of the Gun)一書。此書以槍為題,循著槍械此線索,從為槍械所傷者、救援者,以至擁槍者、製造者等各方脈絡,嘗試打開一扇關於槍與世界緊密相生的門,讓人們擺正瞄準器,以靠近整全的角度一窺受槍械深深牽引著的各段關係。

槍之於世界,遠超單純的武器、凶器, 它同時是走私客的生計來源、獵人的收藏,以及軍警權力的象徵。

科幻作家劉慈欣提出過黑暗森林的生存法則,指宇宙如同黑暗的森林,而每一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手。槍械某程度上的確意味著文明的進程,國際間的掠奪與馴服一時變得如此輕而易舉。《Gun Baby Gun》一書提到加德納槍(Gatling gun)的連續進彈結構使它在一些人眼中被視為「西方現代先進理性文明」的產物,電影《最後武士》、《未來戰士》就不乏使用加德納槍的情節,連場震撼的掃射,凸顯了在槍械發明之後的生命價值變得如何低廉,無論槍口面前是獵物抑或敵人。

槍作為蓬勃工業發展的產品,它的大量生產注定了日後暴力的平常化,槍械以及權力關係在流水線上不斷被生產。槍械比原始利器更加偽善,它們只是包上了花紙的利刀,假裝自己並不血腥,說服使用者它是文明的武器。槍械試圖擺出一個能夠被控制、可以被選擇開/不開的假象,然而槍械的「不開」,純粹舉起,無甚作為亦已經是一種作為。

當槍械與國家權力捆綁一起,它的對象指向執法者以外的所有人,我們遙想,作為一位嚴守設計準則的工程師,他應當相信:槍械的核心指標就是火力精確。我們不需要懷疑,斃命就是他的目的,而槍械在一個所謂文明的地方之所以神聖,或者就是因為它的無上權力,足以使人在絕對不平等的戰鬥下奪去他人性命,而不費吹灰之力。

沉默的制裁 致死的恐嚇

據《血色的旅途》統計,在全球的擁槍者之中,警察攜帶槍支的數量就相當驚人,全世界近十億支槍中,執法機關就擁有兩千五百萬支,相當於每位警察擁有一點三支槍。警察和槍的關係往往比槍械在犯罪活動中更複雜,有些人視槍為一切榮譽根據,有些人謹慎地使用它來防禦而非攻擊。

作者憶述他曾經在南非的某個下午,目擊當地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向著貧民窟追截,他慨嘆,以往老一輩的幫派暴力或許還更講究江湖道義,開打時會避免傷及無辜,但如今則隨時流彈四射,而且警察會任意開槍。翻查南非歷史,在開始實施民主的前七年,南非每個月平均有三十六件「因為警察行動而導致」的死亡案件,當中超過九成是被槍殺,因此南非警察有形象上的問題,導致當地人都不太相信警察。不單止南非,警察濫權在美國同樣嚴重。在納蘇郡,涉及警局不正當使用武力的調查往往在一天之內結案,並表示警察行動具「正當性」,擁槍的警察通常不會被追究責任,躲在「藍色的厚帷幕」的他們,行使的謀殺永遠是「正當的」。

以槍解決立場問題,意味著鎮壓式的野蠻主義,穿著厚底靴子、厚軍褲、黑色頭盔的警察以一副將要赴死的士兵的樣子敵對著非他們族類的人。執法者預設了除他們以外的所有人都是值得懷疑的,政權並不信任自己的人民,我們更不能懷疑為什麼執法者能夠懷疑,因為懷疑,足以令這個虛構的共同體潰散。

我相信,曾經有一段時間,他們並不認為那柄槍是能夠開的,或者只是覺得那是一個別緻的裝飾。但由於將社會的裝配還原到恰如其分就是他們所必須奉行的命令,他們必須把一個「失序」的社區重新運行「官方秩序」。在這個看似混亂的地方,能為他帶來權力在身的安全感不是別的,而是手中不斷發射子彈的武器。這個時候,槍械不再是為了什麼高尚的意圖,而只是殖民者對反抗者的單方面殺戮。一切可能被槍械指向的生命,根本不重要,無論是被狩獵擊中的鹿,還是一個中學生,於持械的人而言,那些並不是與自己同等的生命,而只不過是對象,威脅其生命或需要利用它才能繼續活命的對象。槍械在執法人員腰間,本已是赤裸裸的恐嚇,政權所欲的治安,正是透過這種透明的壓逼,利用人們對公開處刑的恐懼而維持下去。

在無數荷里活電影中,蠻橫的警察戰術往往是街頭犯罪的剋星,警察充當高尚的判官。但他們在缺乏公平審判下,任意動用極刑,意味他們已經僭越了維護安定的權力,當警察刻意取走人命的剎那,已不再是警察,而是殺人兇手,不論他們出於自衛還是私刑需要。

我們如何與槍共存

假如槍曾經與文明劃上等號,我們也應重新審視何謂文明。技術和力量的發展成正比,然而人們能夠如何在此等快速發展下避免剝削,卻沒有一個指引。若槍械是執法機關不可或缺的工具,制度上就必須把行使權力和承擔責任納入考慮。

槍支是可能文明的推進者,但在烽煙四起的今天,卻是毀滅者。我們總是活在槍械的陰霾之下,儘管那一發子彈並未穿過我們的身體。槍炮助燃了人類的衝動,簡化人類世界複雜的意見分歧,以強硬的滅聲行為維穩,製造出只有槍殺敵人才能維護和平的假象,但事實是,那些被槍口指向的人真的犯了不能被理解和原諒的事嗎?抑或只是殺死異見比解釋容易,於是槍械被政權廣泛地利用,以便把一種主張強加在人們身上?

假如自由建基於共同的契約,而不是槍械,人們能夠想像一個沒有軍備競賽相互恐嚇的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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