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圖:陳寅恪手跡,出自《唐代政治史略稿》手稿本下篇,頁 135。

「為文化所化之人」— 陳寅恪思想的微妙意義

【文: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1927 年,王國維自沉於北京頤和園昆明湖。在他死後,陳寅恪寫下這幾句悼念之詞,來形容王國維的晚年心境: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參《王觀堂先生輓詞序》,頁 12)

這幾句話雖然是寫王國維,但也彷彿是在形容陳寅恪自己。跟王國維一樣,陳寅恪受所謂「中華文化」浸染極深,同樣是「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如果王國維「必感苦痛」,陳寅恪自也不能例外。只不過,「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王國維,以他的方式尋求解脫;至於抱持述史之志的陳寅恪,則必須跟這種苦痛一起活下去,直到人生的終點。

然而,陳寅恪有非常微妙的兩面性。儘管中華文化與中華國家是他的摯愛,但他的思想,卻蘊含著對於中華歷史神話的解構力量。一方面,他對「中華文化」有很深的情感;但另一方面,他卻也是其重要批評者,不時在著作當中,表現出對於這種文化(及其相應的政治秩序)的深刻批評。

舉例而言,陳寅恪談論北魏的漢化政策時,他的形容是「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其漢化程度更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則已達頂點,而逐漸腐化矣。」(《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 197)。這個說法,宛然帶有「漢化即腐化」的弦外之音。此語若是出自當代學者之口,可能馬上就會掀起辱不辱的爭議。

至於對所謂「大唐盛世」,陳寅恪的說法如下: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參《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頁 344)

這番話其實也就是說:大唐盛世之所以「盛」,恰恰是因為它沒有那麼「華」,而具有濃烈的「塞外野蠻精悍」氣息。否則,就只不過是個「頹廢之軀」而已,更遑論什麼「別創空前之世局」。


這個論點如果進一步推演下去,就會得出一個想法:大唐盛世的勃興不是特例,而是通則。換言之,所謂「中原文化」是一種難以穩定自我維持、更難以發展提升的結構,需要吸納外來的「精悍之血」,才能重振「頹廢之軀」。同樣的歷程,隨後又會再重演,周而復始。

這樣的觀念,跟後世論者所謂的「文明窪地論」其實只有一線之隔。在這個認知圖景之下,所謂「中原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天朝,反而更像是東亞的文明墳場,不斷吸取週邊民族的「精悍之血」,再把它們的文明消溶掉,藉以延續古老而衰頹的軀體。

至於陳寅恪提出「外族盛衰之連環性」這個概念(《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 321 以下),更直指一個思考方向:中原帝國其實只是東亞諸國其中之一,而且其存續高度依賴與周邊各國的權力平衡。以唐代為例,從初唐臣服於突厥、一直到晚唐因南詔問題而間接引發崩潰,都是在這個大架構下發生。

概言之,所謂「天朝」並沒有真的那麼高高在上,就只是國際秩序的一員。如果抱持「天朝中心論」的視角,將「天朝上國凌駕四夷」作為理解歷史的基礎,認知圖景就會整個扭曲。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以上這些觀點都是由陳寅恪本人所主張。毋寧是說,他的思想揭示了一些新的視角、新的思路、新的概念工具,後人從這些視角出發,運用類似的概念,順著同樣的思路走下去,就可以推想出這些觀點。

在思想史上,有些論述者的重大意義在於揭示新的思考方向,而不是他本人有把那個方向走完。比如說,霍布斯本人或許不算是自由主義者,但他對自然狀態與社會契約的論述,卻刺激了自由主義思想的興起。

舉凡偉大的思想家,往往具有微妙的兩面性。在我看來,陳寅恪也是如此;而且,其思想的一大魅力亦在此。

 

參考資料: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序》,收錄於《詩集》,北京三聯 2015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 2015
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收錄於《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 2015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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