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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香港人為何還執著地議論明星?

2020/4/9 — 16:41

在武漢爆發的疫症全球肆虐,當香港人面對口罩短缺、感染數字攀升、政府連串失誤,整個城市憂心忡忡,但與此同時,香港人談論明星的熱絡程度卻比平時有增無減。這不是因為香港人仍有閒情,而是關於明星的討論早已超越娛樂與八卦,那是在社會紛亂時仍不得不談的話題。究竟,香港人為什麼在疲情中仍要執著地大談明星?這背後,牽涉多少流行文化跟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微妙關係?

明星:疫情中的熱門話題

早前,成龍、譚詠麟及曾志偉等藝人被拍到跟香港警隊高官聚餐,惹來指責。首先,在疫情嚴峻期間不戴口罩聚會,的確有違公共衛生與政府呼籲,這一點無可推諉。再者,在過去大半年的反修例運動中,警方執法方式受到質疑,去年底一項民調顯示,公眾給警隊評分是 35.3分,當中四成受訪市民給予零分[1]。成龍等人在片段中跟警隊高層狀甚親密,被認為是「撐警」行為,網民群起攻之,同時亦不乏人為他們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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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聚事件之後,劉德華及張學友發佈新歌為醫護人員打氣,亦引起網友熱議。有人稱讚兩人有心,亦有人指控他們只懂唱歌,不做實事,不像一些藝人搜羅口罩派給有需要人士。尤其劉德華去年拍片支持備受質疑的「明日大嶼」填海計畫,被認為盲撐政府;再加上他近年北上發展,亦有網民認為他已不關心香港。

資料圖片:劉德華演唱會 2018

資料圖片:劉德華演唱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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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邊廂,最近疫情令人憶起沙士舊事,梅艷芳同時被中英文傳媒提起:2003 年,她在沙士疫情中以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的身份發起大型籌款活動,幫助在疫情中失去家人的家庭,特別是資助受影響學生完成學業。大量網友留言紀念,盛讚她真心愛香港,並借此批評其他藝人眼中只有北上賺錢。

一時間,疫情竟令以上這些巨星級的、半退休的、甚至是已故的明星成為熱話。這絕不只是因為他們是知名人士,一舉一動皆受注目,更是因為香港人曾經在他們身上寄託了香港認同,所以至今仍執著他們是否「愛香港」、「代表香港」、「與香港人同行」。近幾年在網上,香港人對於不同明星的政治立場的爭論,無日無之,原因就在於此。

流行文化:香港身份的載體

香港曾經盛產流行文化。當年,小小一個城市生產的廣東歌可以遠播至台灣、中國大陸及星馬各地,港片更是紅遍亞洲,遠征西方。在香港,聽歌看電影絕不只是消遣娛樂,流行文化被認為是香港文化的核心、香港人身份的載體[2],甚至是香港歷史的銘刻之處[3]。至於明星,亦從來寄託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當年,成龍是香港之光,到了今天,香港人仍然在周星馳身上建構香港身份。

西方學者曾言,一個國家的社會史可以由明星去書寫[4],明星的起落更換反映的是社會變化與發展歷程。這句話既適用於有造星工廠荷里活的美國,也非常適用於香港這城市。然而,明星研究在華語世界低度發展;我們關於明星的討論往往停留在「某某某是唱將或演技派,某某某則是偶像或花瓶」——即是只談演藝才華。

然而,某種型格的明星何以在某個時代當紅,某種性別特質的藝人何以在某個地方被受落,背後都有社會、文化、甚至是政治脈絡,並非「外形佳、演技好、唱功厲害」可以解釋。明星研究不單看歌影視作品,還會聚焦新聞媒體及公關資訊如何呈現明星,種種材料構成「明星文本」(star text)[5];他們作為私人個體(private person)及其公眾形象(public persona)的關係錯綜複雜,正是明星研究的焦點[6]

張國榮《春光乍洩》劇照

張國榮《春光乍洩》劇照

在殖民時代,香港人政治冷感,不太熱衷社會事務;當時,香港的一大強項正正是流行文化。明星既是眾人偶像與成功典範,更是寄託身份認同的載體;當看到某個明星,人們其實是看到了香港。在港片與廣東歌盛世,港星名揚四海,香港身份也隨之確立。追捧明星,除了是對他們外表或才情的欣賞,亦是借由他們建立「什麼是香港」的本土意識,以下的成龍及梅艷芳都是上佳例子。

成龍:從香港典範變成攻擊對象

看似只提供感官刺激的動作片,微妙地反映了香港人身份的轉變。在七十年代,李小龍負載國族身份,經典一幕是把稱中國人為「東亞病夫」的日本人教訓一頓。但到了八十年代,動作巨星由成龍頂上,動作片也不再關於民族大義。在大受歡迎的《警察故事》(1985)中,成龍代表的是香港身份──一個服務港英政府的皇家警察、一個對抗城市罪惡的香港市民,而且他的形象不像李小龍這嚴肅鐵漢,而是個帶點頑皮、還會怕痛的小子。成龍的小子形象正反映當時香港文化的活力、創意、大膽,以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尤其是他早期的電影更有挑戰父權與國族的意味[7]

成龍的動作片明顯地「香港化」,它不只跟國族議題無關,甚至刻意展示中港差異:在《警察故事 3 超級警察》(1992)中,成龍飾演的陳家駒與大陸公安合作辦案,他在公安局表現格格不入,當被問到在香港的警察學堂學了什麼,他說:「柔道、跆拳道、boxing 都學了,不過沒學中國功夫!」這一筆突顯了香港的多元文化。另外,成龍本人從小就學中國功夫,但電影卻刻意抹去這中華背景。他當時代表的是香港,是一個在殖民地文化中的機智、幽默、英勇、有人情味,但又有時笨手笨腳的香港人。

電影《警察故事》劇照

電影《警察故事》劇照

這銀幕角色結合他的幕後形象:他出身貧困,白手起家,拍片賣命,性格隨和,被視為成功典範,是香港人在四小龍年代對社會流動的想像。後來,他進軍荷里活,又擔任香港大使,同時香港也褪變成國際都會,「貧小子揚名國際」的故事扣連一種香港本土論述。但後來,他的私生活(私生子事件)與種種言行(例如他說香港台灣「太自由」,因此要被管)不只令他的公眾形象大打折扣,也被認為跟香港人的價值背道而馳。

社會對他的失望及憤怒,是因他失言失德,更是因為大眾曾經把他視為香港代表。因此,當他在最近的飯局中與警方勾肩搭背,而警務處處長更笑言:「其實我做警察,是學成龍大哥及方中信的;我本來不懂得做警察,看著看著(他們的電影)就學會了。」便又再次惹來非議。

梅艷芳:為「香港的女兒」爭議不休

在最近的疫情中,梅艷芳十多年前的善舉再被重提。當時,她發起「茁壯行動」,並集合香港數十歌星舉辦大型音樂會,為沙士受害家庭籌得二千多萬。在忙於籌款之時,她自己其實身患頑疾,只剩下半年生命。當年 11 月,《明報周刊》對她頒發「致敬大獎」,表揚她的善舉。她人生的最後一個殊榮非關演藝成就,而是嘉許她對社會的貢獻。早前,傳媒重提往事,同時列出她生前種種善舉,引起網友一片懷念之聲,很多人直言香港不再有這種藝人。

跟成龍的發跡史近似,梅艷芳教育程度不高,四、五歲就為生計開始賣唱生涯,後來在四小龍年代成為歌后影后,揚名國際。而且,她豪邁直爽、熱心公益、收徒愛才的性情及事蹟亦被傳媒廣為報導,出道四、五年就成了圈中大姐。再加上她支持八九民運,並因此拒絕去中國大陸,推掉關錦鵬為她量身訂造的《阮玲玉》及演唱會計畫,令她的公眾形象不限於演藝:既有人格魅力,也有政治元素。

尤其在去世後,她被賦予香港價值。當時,多份報紙的社論都以她去世為題,《明報》社論稱,她的奮鬥歷程值得香港人借鏡,讚揚她積極行善、為公義發聲,呼籲香港人學習她的精神:「香港沒有一呼百應的宗教領袖,也沒有像大陸『雷鋒』式的政治模範;然而,殿堂級的天皇巨星,對社會(特別是年輕人)的價值和行為,往往發揮重大影響。」[8]這篇社論一語道破流行文化在香港的巨大意義。

梅艷芳

梅艷芳

去世後,歌星葉蒨文及導演張堅庭等人分別指她是「香港的女兒」,而治喪委員會發出以「別矣,香港的女兒!」為題的訃告,指她「與香港人同唱同和同呼同吸同喜同悲」[9]。當時,有作家詮釋「香港的女兒」的內涵,指出梅艷芳生於貧乏的六、七十年代、勇往直前、有赤子之心,「大半生為社會吶喊,為朋友出頭,為公義護航」[10]。此後,傳媒廣泛地稱她為「香港的女兒」。她的成功代表一種「香港經濟奇蹟」的論述,她的義舉則反映一種「香港核心價值」的精神[11]

對於梅艷芳,香港人不只悼念,還有無止的爭論。2014年,在雨傘運動期間,不少傳媒及作家重提她支持八九民運,認為她若仍在生,亦會支持雨傘運動。同時,這場運動的反對者亦常提起她,強調她支持民運是基於愛國,斷言她不會支持有反中意味的雨傘運動,引來網上罵戰不斷。這場運動的兩派人都找她來背書,確認了她的標竿意義;有關她的集體回憶,仍伴隨著香港社情;去世十多年後,她仍在政治事件中起著論述的作用。直到今天,這種關於「梅艷芳在當前政局中會作何取態」的爭議,仍不時在網上上演——包括過去大半年的反修例運動。

明星的消退:香港身份的轉向

過去十多年,香港歌影產業江河日下,流行文化之於本土身份的代表性亦大不如前。學者馬傑偉指出,經歷回歸後的種種變化,香港身份表現在城市意識中,包括一些保育運動及城市發展論述爭議[12]。學者羅永生更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文化身份的「政治轉向」[13],指出現在的香港身份跟政治議題(如中港關係與城市政策)密不可分,已不是電影與流行音樂的迂迴表達可以滿足。

今天,香港本土論述的主角不再是流行文化。然而,曾經有二、三十年時間,香港人在明星身上付注很多情感與認同,以至今時今日,社會仍難放下對他們的執著。也因此,在香港這個曾盛產流行文化的地方,明星研究顯得特別有價值;其中的複雜性,有待更多研究去挖掘。

原文刊於「台灣人文學社」網

 

[1] <紀律部隊評分下跌 警隊創新低 四成市民給零分>,《香港01》,2019年12月6日

[2] 馬傑偉,2007,《後九七香港身份》,香港:Voice

[3] 洛楓,2002,《盛世邊緣: 香港電影的性別、特技與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學

[4] Durgnat, R. 1967. Films and Feeling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5] Dyer, R. 1998 [1979]. Stars (new edition), London: BFI

[6] Shingler, M. 2012. Star Studies: A Critical Guid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7] Berry, C. & Farquhar, M. 2006. China on Screen: Cinema and N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8] <一代演藝巨星隕落 廿載公益精神長存>,《明報》,2003年12月31日

[9] <中西合璧壽衣寓意隆重道別 阿梅穿象牙白袍登極樂>,《蘋果日報》,2004年1月9日

[10] 王宗榮,<香港沒兒子!>,《明報》,2004年1月18日

[11] 李展鵬,2019,《夢伴此城:梅艷芳與香港流行文化》,香港:三聯

[12] 馬傑偉,2007,《後九七香港身份》,香港:Voice

[13] 羅永生,<序:文化政治交叉剔>,《後九七香港認同》,香港:Voice

,頁XIII至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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