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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阿紫》— 旁觀新住民遠嫁台灣的觀念衝撞

2020/8/12 — 19:16

紀錄片《阿紫》截圖

紀錄片《阿紫》截圖

【文:蔡曉松】

吳郁瑩導演紀錄片《阿紫》榮獲 2020 年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最佳剪輯,並於同年八月於台灣院線上檔。電影紀錄新住民女性阿紫遠嫁台灣雲林的日常生活,過程中標誌出兩個直覺印象,第一是對新住民生活的呈現非常立體,不僅關注在單一人物所承受之苦難。圍繞在阿紫身邊生活的多位角色,都建立起完整的形象,他們的彼此應對呈現多面向的複雜性;而這會連結到《阿紫》的第二個直覺印象,那就是精彩的剪輯操作,使本片幾乎像是一部在剪輯台上完成的作品。

因為原生家庭經濟困頓,阿紫從越南遠嫁來台灣,與罹患小兒麻痺的丈夫阿龍結為夫妻,並育有二女,家庭成員尚有阿龍的老母親與哥哥。阿紫平時常出外工作賺取外快,並將收入寄回越南補貼家用。在越南,除了有與阿紫感情深厚的老父親之外,也有哥哥、姪女等多位讓她掛心的親人。這些故事資訊是紀錄片《阿紫》在 82 分鐘的片長中傳遞給觀眾的基本內容,而其精彩之處,在於這些內容的呈現方法,足夠撐起一個對於人物生活更寬廣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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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紀錄片的時候,觀眾或多或少已準備同理一個自己較少接觸的生活環境。在身兼導演與剪輯的吳郁瑩操作下,我們會注意到許多連結在一起的影像,發生在不同時間點(拍攝期間長達三年,畫面上人物的穿著打扮、妝髮皆有差異),其梳理影像的順序不只是透過時間序排列,也是意圖讓觀眾能從更多不同視點去理解阿紫日常生活發生的人際關係角力。人物的價值自白與他們生活的片段在剪輯中被排列,足以讓觀眾辨識出人物形象在該部紀錄片中是先於衝突事件的。

從阿紫進入台灣家庭的背景緣由、夫妻之間的摩擦、與婆婆之間的緊張關係,再到阿紫與台灣家庭無法相容的經濟矛盾核心,吳郁瑩不只關注阿紫一個人的故事。在電影中,我們接收到來自不同方向的觀點,吳試圖呈現婆婆的苛刻與她傳統的家庭責任感如何並存、也呈現丈夫的粗魯中亦有真情,更多是他的憐愛如何與獨立堅強的阿紫產生對照。電影中不單純僅有對單一事件的回應,也包括劇中人對於生活經驗、生命故事的敘述中,觀眾可以自然而然地開展對於不同價值觀的同理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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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中的複雜性,對於「同理」來說是重要的。電影中呈現的關係面向,包含文化、性別、世代差異、經濟條件,無法一概而論。但也只有在觀眾無法對於阿紫家庭狀況做出簡單的道德判斷,或輕易導向一種解決方案的時候,才是我們能夠對這些真實問題保持謙卑的開始。《阿紫》提供的「可能性」,是引導觀眾放棄去概括解釋一個問題,更無法輕易指出一個需要為衝突負責的人,而是僅僅只能嘗試在銀幕前傾聽與理解各方立場。這個認知,對於坐在戲院椅上的我們而言,或許就形成觀看者最客觀也最基本的身分。

在剪輯表現上顯著的創作意識,讓觀看《阿紫》的過程多出一些跳脫故事的美學感受。人際互動的複雜,是在關鍵衝突發生之前,就不斷在彼此的生命觀念中累積並等待衝撞,這個觀看過程,體現的反而是粗暴概括「唯一問題」的不可能性,並排除預設的批評方法。阿紫與她的原生家庭,還有丈夫阿龍與他的原生家庭,兩者不斷尋找共同攜手向前,建立新家庭的可能。攤在台灣盤根錯節之文化、歷史、觀念差異的背後,《阿紫》能帶領觀眾回到更貼近真實人物所在的地方,而那應該正是我們對於紀錄片最開始的期待。

 

作者自我簡介:1995 年生。從事電影相關文字工作,撰寫部落格「橘貓【Orange Cat】」。持續藉由各式各樣的書寫方式,尋找自己與電影之間的連結。

(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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