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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在失去最多時綻放光芒 — 後 2019 香港樂壇新浪潮

2021/5/5 — 12:17

MIRROR(圖片由viutv提供)

MIRROR(圖片由viutv提供)

【文:海邊欄】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流行歌星工業隨著本土意識的凝聚而冒起。八十年代因回歸問題構成的身分錯亂,驅使港人把難以言說的情感轉移至明星工業上,令明星工業大放異彩。其如日方中之勢對外為港人帶來國際認同,對內喚起港人的共同體想像。自此,討論香港歌星,學習並模仿其生活方式及價值觀,成為港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歌星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幾代人情感投注的圖標。

千禧後期至 2019 年:只談風月已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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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因緣際會的歷史因素,香港主流的歌星文化從八十年代開始已甚少觸及政治議題(六四事件例外)。他們的歌曲及表演主要透過個人情感及身體欲望的表達,來建構「自由」主體的想像,以喚起受眾的認同。只談風月,不談政治,成為了歌手及受眾互動時的共識。

然而,千禧年代中後期,香港社會悄悄地起變化。民間社會跟各種權勢日益加劇的衝突如中港矛盾、商民矛盾等,使受眾開始對能為港人發聲的明星產生渴求,一些有意識關注社會、或銳意注入香港身分元素的歌手及組合如謝安琪、RubberBand、C AllStar 等等,就在這個時局下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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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邊廂,於九十年代末到千禧年早期冒起的歌手隨年紀漸長,已很難追求另一層次的突破。歌手如楊千嬅、容祖兒、李克勤等人只能靠食老本--販賣集體回憶,來維持受眾對他們的認同。近年大量港星北上發展,以舊式「港味」吸引內地觀眾,然而,香港社會的急促變化,使這些舊歌星承載的「港味」,包括形象、表演方式或傳遞的價值觀,都跟不上本地的步伐。

2019 年:突如其來的道別

來到 2019年,香港經歷翻天覆地的劇變,五十年來從未出現過的社會亂局近在眼前,於日常生活中持續侵襲香港的整全感。在心理防衛機制下,區分敵我變成了處於創傷狀態的港人的思考模式。於是,政治立場突然成為了受眾是否認同該明星的重要關卡,這顯然令一眾慣於左右逢源的歌手及其團隊手足無措。過去不談政治的形象有利於香港歌手開拓不同市場,今日它竟然成為一堵區隔歌手及港人之間的圍牆。很多大星早已借出席真人騷或參加歌唱比賽,投資中國內地市場,有些巨星如譚詠麟更跟權力機關如警隊過從甚密,關係千絲萬縷。因此,面對壁壘分明的局面,他們不能或不願跟權力者一切兩斷。

上世紀冒起的歌星在表演方式上雖疲態盡現,然而八九十後的港人,仍然需要借助他們作為回憶的資源庫,透過它來想像過去的經歷如何跟當下連結,建構一種集體的身分認同。然而,一眾歌星在反送中事件上的取態,投誠與歸邊,都使人聯想到他們正站在強權者的一方,拒絕跟處於逆境的港人連成一線,昔日Icon作為共同成長的記憶,突然變成傷痛的經驗。舊星猶如一座座紮根於板塊上的小島,看著曾寄居於小島的受眾在翻滾的浪潮裡越飄越遠,卻裹足不前。另一邊廂,港人在風高浪急的歲月裡回不到本來的地方,只能借新的Icon重新築起精神堡壘,顛簸前行。

2019年後:傾城下的共同體想像

近十年,香港年青受眾把情感投注於不同地方的歌手及樂團(如中國大陸、韓國等)上,再沒有巨大的集結力,可塑造如昔日的梅艷芳、張國榮、四大天王或陳奕迅等巨星。然而,2019年反送中事件引起的軒然大波,既戲劇性地為香港身分注入了更多關於公義、勇敢、堅持、平權等新元素,同時喚起新一波的共同體意識。這股凝聚的力量,促使香港民眾為其賦形,以一種具像化的形式來表達主觀願望。作為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流行歌手順利成章成為了身分想像的投注物。

反送中事件後出現的共同體意識,一方面把靠攏當權者的歌星拒諸門外,另一方面卻為樂壇新力量提供突破各個門檻的機會,姜濤現象就是一例。當有人批評姜濤「未夠班」奪得樂壇頒獎禮的大獎時,就有大量論者站出來指責批評者不接受新事物,稱他們以舊的尺子評價姜濤是過時的表現。這種集體性的肯定及捍衛,有助姜濤突破世代、輩份等藩離,使其成為一個被集體認可的偶像,而現象的生成誠如我上文所說,來自一種對凝聚香港的渴望。

現在到未來:樂壇新浪潮

在共同體意識的推波助瀾下,過去沒有被看見的歌手突然發放光芒,新一批年青歌手也如雨後春荀般出現,引起香港人的注意。這批受到認同的歌手,在特質上跟時代脈絡遙遙相呼。首先,過去圓滑世故、左右逢源、或向當權者靠攏的歌手已不合時宜,香港人需要一個新的代言人重新標示身分,組合 Mirror 正能滿足港人在身分投注上的需要。Mirror 年青、有衝勁、敢於追夢的形象,讓處於殘破世界的港人看見了重塑身分的希望。柳應廷在電視台頒獎禮上提到「香港加油」;姜濤表示「希望香港歌手成為亞洲第一」等感言能振奮人心,引起廣泛的注意,是由於它喚起了一個時代的創傷記憶,同時表達了港人對身分重塑的執著與堅持。

其次,港人不再需要說教,或從旁觀者的角度著人放低過去的歌手。相反,他們希望歌手能充當同路人,在苦難中共同進退,為其提供精神上的鼓舞。多年來一直為時代發聲,歌曲反映民生百態的 RubberBand 被視為沒有忘記初心的獨立樂隊。其於3月舉行的演唱會受到熱烈追捧,在某程度上是由於他們堅持守護香港的信念。另一樂隊 Dear Jane 沒有像 RubberBand 一樣,對社會事件作出明顯取態,然而,去年發表的歌曲《銀河修理員》講述人物以大愛為港人修理身心的故事,其中「祝你在亂流下平安」一句歌詞成為了街知巷聞的時代祝福。而此曲亦成功為Dear Jane塑造「同路人」的形象,使其再一次得到樂迷的關注。

崩壞的社會使人身心俱疲,香港人不得不把自己跟無日無之的亂局徹底區隔開來,並通過「向內轉」來調整對自我重新定位。這種精神需要使一些不觸及太多社會現實,追求心靈探索的歌手得以冒起,林家謙是其中的代表。林家謙走 one-man band 路線,沒有大集團在後方支援。他從未捲入政治及社會事件,也沒有牽涉任何權力糾紛。其文青的形象及清新的曲風,都予人純淨、不染俗塵的聯想。另一方面,他的歌曲較少關注愛情或身體慾望,反而多探索人的精神狀態,以及如何利用心的力量去應對外在的各種處境。《一人之境》就是談人如何面對孤獨及孤立狀態;《特倫斯夢遊仙境》著人透過想像逃離枯燥的現實;《拼命無恙》以一把抽離的聲音提醒聽眾刻意無恙同樣是我執的一種。值得留意的一點是,林家謙的聲線相當特別,予人童聲或中性的想像。這把具異質的聲線自然招惹大量批評,然而,童稚的聲線有助港人把成人世界的殘酷、權力鬥爭的陰暗、二元對立的張力區隔開來。結合其形象、歌曲內容,他的歌聲帶來的慰藉效果,使其在批評的聲音中站穩腳。

回顧香港歌星工業發展,八十年代那一波熱潮來自香港身分危機。到了二零二一年,新一波明星熱同樣來自以上解不開的情意結。新浪潮的現象可喜亦可悲,可喜的是我們盼待多年,香港的流行音樂及歌手終於再一次浮上水面並大放異彩。可悲的是,它的盛放在在反映港人現時已無法再於現實中開拓城籍身分的空間。歌星,正是絕望與希望的載體,雖同為虛妄,但也是突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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