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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找不到紅墨水

2020/10/10 — 9:22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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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鄧正健】

關於可說和不可說,我馬上想起一個共產世界的老笑話:某位在東德的仁兄被派到西伯利亞工作,他知道寄回家鄉的郵件一定會被監看,於是跟朋友約定一個暗號:如果信是用藍墨水寫的,那就是真話;如果用紅墨水,信所寫的都是假話。一個月後,他的朋友收到他的來信,信裡用藍墨水寫道:「這裡一切都很美好,店裡食物又多又好吃,戲院播的都是西方的好電影,而且住的地方又大又豪華。唯一是,我一直無法找到紅墨水。」

文化理論家齊澤克在「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一場演說中,又把這個他說過很多次的笑話再說一遍。據他的解釋,這個笑話的意思是,我們有表達所感所想的自由,卻沒有表達我們不自由處境的「語言」——即紅墨水。齊澤克批判的自然是以自由為幌子的資本主義,然而追源溯流,笑話的起源仍然是共產極權下的社會。任何極權社會都會發生類似的境況:他們准許你說任何話,但只能用他們提供的那套語言。因此我們總是悲觀地認為,極權之下,人人不再敢說真話,大家要麼違心地說假大空話,要麼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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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偏偏最優秀的藝術作品,還有最鋒利的批評文字,往往都在這種高氣壓中綻出光芒。藝術自有其優勢,它關注的是美感,是豐富人類思想情感的器具;相反地,極權的本意就是濺踏人類豐盛的精神向度,要打磨出一個個一模一樣的被統治者,故專制者本質就是:沒美感。無權力者在現實上無法與當權者對抗,卻能透過保存和發揚自身的美感,作為極權敗壞人類文明的歷史見證。

齊澤克拿笑話去嘲弄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一般都不小氣,所以我們在資本主義時代,直接嘲笑權貴是家常便飯,你未必能撼動他們的權位,卻總能以美感揭露他們的醜陋。所以上至古希臘喜劇,下至今天的網絡二次創作,或多或少成為最具時代精神的藝術形式。但專制者心胸狹隘,動輒把嘲弄視為叛逆,叫人不得不退避自保。幸好藝術家骨格精奇,他們所思索的命題,總是關於如何在世界中呈現美感。有些人找不到批判嘲弄以外的美學方法,結果沉默下去;有些人卻身段靈活,深諳假裝的藝術,時而虛與委蛇,偶偶發個擦邊球。嘲諷是暗藏的,表達是加密的,叫小氣但品味低劣的專制者抓不到痛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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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說,與公民社會不同,藝術可以說假話,那些「活在真相中」之類的倫理規條不完全適用於藝術。我們大可以把此話修改為「活在美感中」——但我絕不是一個形式主義者,也不相信藝術形式可以凌駕真相,我真正想表達的,是藝術對「真相」的表現力比一般語言更力,但往往需要一定水平的藝術感知或解讀能力,真相才能被理解。專制者禁絕的只是一般語言,而限於他的語言結構,他們對藝術——儼然是藝術公民之間的加密訊息——往往是無能為力的。

那個共產世界老笑話真正要表達的,並不是集體失語的境況,而是恰恰相反:政府有禁止人們使用紅墨水的權力,卻無法阻止人們使用別的方式傳遞真相。在笑話中,朋友實際上完全朋白主角向他傳遞的訊息:他在西伯利亞的生活一點也不好。然而他們所用的卻不是原來約定的暗號。我們可以假設,審查者不知何故知道了兩人的暗號,故禁止使用紅墨水,令主角只能依政府准許使用的說法去讚美社會。然而我們的主角卻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可以馬上設計出一套新暗號,並在無法直接與朋友約定的情況下,有效傳遞訊息。他在信中寫上「找不到紅墨水」去告訴朋友,舊暗號已失效了,而同時又以「在信中寫上『找不到紅墨水』」這一動作來建立新的暗號,以表達「信中所寫都是假話」這一訊息。

藝術,就是寫這樣一封信的過程。而這位朋友,則是藝術的破譯者,也就是評論要做的工作。

從《一九八四》到當代極權,言論限制都是以一種相當笨拙的表列式來進行:僵化地列出所禁用語和概念。當權者仍需要以法律——哪怕是惡法——來當遮羞布,將所禁用語和概念寫在法律條文上,然後機械地操作條文。因此要當反抗者,不一定要硬憾法律陣地,更大可以鑽營一下禁語列表的空子。藏頭詩或會意式的二次創作漸成民間常態,而在一些更大規模的藝術創作上,怎樣以藍墨水把「找不到紅墨水」寫在信上,也將成藝術家既保持藝術尊嚴也保護自身安全的方式。而評論人,也就是藝術家的朋友,則是要把這封信的解密方式,悄悄地在公民社會底層

告訴別人。

昔日香港,公民社會為大。如今江山不幸,正好是詩家幸運地回到美學的機緣。我們就是要說,藝術改變不了政治,卻能改變生活。過去大鳴大放的批判或許已不再可行,在壓抑的氣氛下,迂迴地以藝術回應社會,或許是一條必由之路。而對於評論的「可說和不可說」,我倒寧可問:「說什麼和不說什麼」,以及「怎樣說和怎樣不說」。

(原載於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網上雜誌《Artism Online藝評》2020年9月號專欄「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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