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書.人】書寫各地獨立音樂互助經驗 黃津珏盼經營香港連結亞洲

 

【說書‧人】系列:訪問作者,介紹新書。說書,也說人。

有調查指,英國在 2019 至 2020 年批出超過 46 萬本 BNO 護照;而香港政府統計處數字亦顯示,單計 2020 年淨移出人口高達 39,800 人。撇開冰冷的數字,你今年去機場送過幾多次機?親友聚會身邊又少了幾多人?移民潮是具體而實在的,但偏偏,這個時候,有個香港人從英國回來——他,是黃津珏。

「我特登掉轉,性格如是,況且我不覺得現在的香港特別差。」

曾參與經營音樂場地 Hidden Agenda,長期關注工廈使用和獨立音樂發展的黃津珏強調,「逆流返港」並非因為「我好鍾意香港」,更多是受到「好奇心」和「不甘心」驅使。他承認,有些東西現在不能直接講、直接做,但獨立音樂人一直以來都面對好多問題。情況向來都壞,卻沒有變得「更壞」。相反,他覺得主流價值受到衝擊,造就次文化飛躍成長,包括:獨立音樂,乃至紋身、塗鴉、滑板等街頭文化,「我對這些東西很有興趣,現在反而是 golden era」。

近年,黃津珏赴英進修,期間組織樂隊 remiso 到亞洲巡迴演出,並將經歷寫成《迴路︰亞洲獨立音樂文化地圖》。博士論文初稿完成之後,他去年年中「憑著直覺」回到香港,希望實踐書中提出的「亞洲獨立音樂網絡」,「你要講網絡就要有點,我想經營香港這個點去連結亞洲」。

黃津珏及其新書《迴路︰亞洲獨立音樂文化地圖》。(攝:Nasha Chan)

出一本亞洲獨立音樂的「旅遊書」

要說《迴路》這書,必先從 remiso 亞洲巡演講起。

2016 年,黃津珏入讀倫敦金匠學院做研究生,2018 年與朋友組成爵士後搖滾樂隊「remiso」。他形容當地咖啡店都有現場音樂,樂隊很容易就找到表演機會;各種專長的音樂人都有,「求其都搵到一班人一齊夾」,「倫敦是很適合搞 Indie music 的」。既然如此,為何 remiso 走上巡演之旅?「其實那是自癒、治療之旅。」

黃津珏不諱言,出發前情緒低落,心臟又有問題,需要大量服用止痛藥,另外又離婚,加上與指導教授夾不來……幾重交擊,他決定休學一年,錄音、出碟、巡演。曾在香港獨立音樂圈子打滾多年,他與亞洲音樂場地相熟,亞洲巡演有望做到「最有可能不虧本」,最終 2019 年 4 月成行。

28 日的行程,remiso 游走於日韓台、中港澳、星馬,做了 16 場表演。黃津珏記得那一個月睡很少,飲酒很多,又大量服用阿士匹靈,甚至想過「演出時死在台上都幾型」,卻不料身體愈來愈強壯,「飲酒飲到脫胎換骨」,「我發現你要做一些鍾意做的事,否則,身體可能會拒絕你。」

旅程重逢老朋友,備受照顧的黃津珏感到溫暖。以韓國釜山為例,他與音樂人 Kun Woo 相識多年,每次到訪當地都「幾乎不用花錢」,「如果他們來香港,我借錢都要好好搞掂佢」。熱情接待不限韓國,日本、馬來西亞的朋友都是如此,但歐洲卻沒那麼多誇張。他認為「禮物經濟」(gift economy)在亞洲地區普遍適用,傾向饋贈來賓,飲茶都要爭俾錢,更從中感悟出,「虧欠」與「回報」可能是交織成亞洲網絡的重要元素。回到倫敦之後,他重看巡演的相片,勾起回憶之餘,覺得有些經驗值得記寫下來,「有多少是報恩 ,感謝照顧過我們的人」。

黃津珏笑言,希望《迴路》能夠做到旅遊書那樣,吸引讀者按圖索驥,「營運這些空間的朋友都很窮,因為疫情都很久沒有做表演了。他日開關,讀者拿著書去朝聖都是好事,幫補收入」。

《迴路︰亞洲獨立音樂文化地圖》

盼紀錄那些「跳入黑洞的傻人」

報恩是私事,黃津珏也有考慮書寫亞洲獨立音樂空間的公共面向,「我還想看看,市場以外的音樂生態可以怎樣運作」。

從 Hidden Agenda 屢遭政府打壓的往績來看,沒可能說在香港做獨立音樂很容易,但在黃津珏眼中又未至於太差。香港不少樂隊都有自己的練習空間,但日本東京很多樂隊都只能用「時租 band 房」。他續以《迴路》寫過的「吉田寮」為例,那場地不過是京都大學荒廢的學生宿舍,學生佔回來就玩了一晚,「好多地方根本不是 livehouse,其實有很多方式令音樂發生」。

主流有主流的成功之道,黃津珏相信非主流亦有非主流的生存方法。

就像 remiso 的亞洲巡演,黃津珏等人為了節省支出,全程借住不同空間,例如在福岡站便在藝術空間 art space tetra 的閣樓過夜、吉田寮那夜也就在廢校席地而睡。整個亞洲的獨立音樂圈不乏掙扎,但同時流露出相濡以沫的溫情,「我想點出互助的美好。有班義無反顧、不斷揼錢落去的白痴,表演入場率不足都會給你利是,等你可以上路、有飯食。這都是好正的東西,但永遠在主流音樂書寫中缺席」。

吉田寮是京都大學的廢置校舍(圖片來源:吉田寮 厨房LIVE! Twitter)

黃津珏承認,這些「生存之道」可持續性低,但自己不是「思考市場的人」。他知道香港獨立音樂圈內眾人各有不同的發展方向:有人希望創出健康的市場生態,有人「等揀卒」進入主流。他雖然都樂見,但自言「不懂搞生意,不是這種材料」,寧可去記錄那些「不斷跳入黑洞的傻人」— 堅持獨立不妥協的音樂人,花上時間和金錢,每每到 30 至 40 歲成家立室就做不下去,「他們的掙扎都很真實,但又不斷有人會跳落那個黑洞。這件事好浪漫」。

位處邊緣的掙扎不是香港獨有,放眼世界,比比皆是,每個社會都有其環境局限。馬來西亞出於宗教考慮,有些內容不能碰;台灣雖然政府大力資助,但創作人口並無明顯增加。認清局限之後,黃津珏認為解決方向是「走出去」。以實驗音樂為例,香港可能只有 20 個觀眾。無論怎樣努力去推廣,做盡也只有 20 個人會聽。做巡迴的話,他們去到新加坡可能又找到另外 20 個觀眾,如此類推,理論上「拉著一個喼,靠四周走去生存」是可行的。這是他對於「亞洲獨立音樂網絡」的想像,但可惜遇上疫情,「網絡」未廣泛實踐,就被迫搬上虛擬的「網絡」,唯有用串流音樂會保持交流。

借亞洲獨立音樂側寫政治想像

雖然暫時未能親身走出去,但黃津珏認為《迴路》亦有其在地意義。

讀過文化研究的黃津珏自認深受左翼理論影響,近於「無政府主義者」或「國際主義者」(internationalist)。早年活躍於社運場合的他,曾因「非法集結」被捕,但今時今日他甚至不想再寫政論文章。雖然如此,文化即政治。就像《迴路》,他也承認多少是嘗試透過亞洲獨立音樂人的故事,側寫政治想像,「用文化切入,思考跨地區、跨國的方向會不會是一個出路?」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藝術是不妥協的政治。我覺得文化上可以某程度上實踐到跨地域。」

面對困局,感到無力,覺得改變不了甚麼。黃津珏拋出一個想像的方向 — 不只著眼於香港,而是思考怎去運用網絡,「你要講網絡就要有點,我熟悉這裡的文化肌理,可以經營香港這個點去連結亞洲」。他再三重申自己說不出「好鍾意香港」,亦「唔駛鍾意香港先留喺度,可以好撚憎呢個地方,但你想整好佢」。目擊這城變化,他不甘心,想回來把它做好些;看著這裡的孩子,他又觸發起好奇心,對年輕人的潛力感到期待。

《迴路》書封內頁寫著「To beloved H.K.」

疫情限聚,正規場地表演難做,獨立音樂再鑽入地下。演出不公開,單靠朋友口耳相傳,活動當日才收到地址。看不見,不代表沒有發生。黃津珏觀察到,Hip hop 愈來愈受歡迎。一來,饒舌說唱直接表達,抒發鬱悶情緒;二來,演出配備簡單,能動性高。不只音樂,他認為街頭文化整體變的活躍。近月,屯門一場滑板比賽吸引過百名「板仔」參與。隨街所見,紋身的男男女女也愈來愈多。社會變得噤聲,年輕人對主流價值的反叛便顯現於次文化,「大的政治動蕩總會引發一些新的東西出來,次文化現在反而是 golden era」。

很多人看淡香港前景之際,黃津珏卻不至於完全悲觀絕望。翻開《迴路》,書封內頁寫著「To beloved H.K.」,難道是「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黃津珏笑指,那是現時女友名字的縮寫,「我不喜歡香港,但我喜歡在這裡搵窿罅的人。」

 

文/黎家怡
攝/Nasha Chan

編輯推介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