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帥

楊天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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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8 - 10:30

請教《民現》的三個問題

讀完《民現》。十分欣賞作者彭麗君老師嘗試向國際講香港的抗爭故事。因為我知道,對外國,尤其是學術界,香港抗爭真的不容易講。不要以為這場運動真的受到所有中國以外地球人的歡迎。我個人就認識不少學者,認為這場運動排外、民粹、煽動、歧視中國人、漠視真正問題所在(他們認為是階級問題,批評抗爭者不提勞工被剝削)......在這形勢下,學術界真的需要有人能完整地為這場運動發聲。彭老師的書、特別是英文版,肯定做到這一點。對此我除了尊敬以外沒有其他。

當然讀完難免會有疑問。這些疑問肯定是因為我未能把書讀得透澈。以下提出部份,作為回應,或參與討論。

誰是共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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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想討論「共居」。甚麼是共居?在《民現》講座上,作者明言「共居」有兩個層面,其一是「傘運佔領區當時屬於眾人共同居住的狀態」,其二為「一群人放下自己的個人利益與感情,進入現身空間進行政治活動」。作者認為,「共居」有助我們「學習理解差異」,「引導出多元的力量」(pp.120,為《民現》中文版頁數,下同),而這對政治變革十分重要。

然而作者似乎沒有明細區分,我們該與哪些人共居,與他們共居時面對的特定問題又是甚麼。從上述講座中作者的說法,「共居」似乎只涉抗爭陣營,畢竟沒有共產黨來與你在傘運佔領區共居,也沒有共產黨放下個人利益與感情,與你進行政治活動。然而在另一方面,「共居」又似乎包括藍絲與中共。比如作者在《虛詞》的訪問中就說﹕「. . . 黃絲最後要面對藍絲。你可能很討厭他,但都要一起生活,這就是我想說的『共居』. . . 。」

與誰共居,這無疑是個必須釐清的問題。我無意固執要或不要與甚麼人共居,一切都可以開放討論,但是,跟意見不同的「手足」共居、跟「藍絲」共居,與香港人跟共產黨共居,顯然應該是三種不同討論,不能混為一談。

為甚麼不可以混為一談?比如說,政治學者 Russell Hardin (2001)在談論「信任」的時候就提醒我們,討論必須建基於一個三層結構﹕「A 信 B 的 X」。我們無法單純叫人「要有信心」或「建立信任」,因為所有人對不同人就不同事的「信」都不一樣。同理,共居是一個很好的概念,但與誰共居,在甚麼情境共居,必須要明確。

如果不明確,如果在論述中出現從「學習與不同意見的手足共處」到「學習與中國政權並存」的跳躍,論點就難站得住腳。

也許,作者避免釐清與誰共居,是想避開一個矛盾局面﹕一方面她難以聲稱我們必須在任何情況下與所有人共居;另一方面,若她提出在某情況下無法與某些人共居,即可能指出一個「敵人」,而「敵人」的概念,似乎是作者力圖化解的。

不少論者不喜歡「敵人」一詞,認為它太負面,將之連結到右翼排外法西斯。然而在我看來,何謂「敵人」要搞清楚﹕「敵人」並不單純指意見相左之人,並不是所有自己無法認同的人都是「敵人」。這一點 Chantal Mouffe 有過明確區分,她提出「對手 (adversary)」一詞,以示其有別於「敵人 (enemy)」,正是為了說明,就算意見相異,只要人能夠認同他人的合理性,且能在一個雙方認可的平台上角力,他人也可以是「對手」。至於「敵人」呢?對 Mouffe 來說則是指那些連角力平台本身都否定的人。

用議會政治來說,正常情況下不同政黨爭奪議席,就算互相攻擊,只要合法 (legitimate),對方也不是「敵人」而是「對手」;然而總會有一些情況、有一些人,連議會與選舉本身都否定,總之就是要欺壓你,以至否定你的存在。這些人則不是「對手」,是「敵人」。

這樣的區分令我們看見一點,即所謂區分「敵我」並不完全是二元劃分。在不同情況下、面對不同的人,往往可以有不同的應對方法。「共居」是不是亦同樣?我不反對作者提倡的「共居」概念,尤其是,若作者所指的「共居」是「兄弟爬山」。畢竟在抗爭陣營中,討論如何放下彼此歧見是十分重要。然而這並不等於「四海之內皆兄弟」,不等於你要連同中共都一起「共居」,對中共都要放下歧見,尤其是,對方顯然無意放下歧見的時候。

難道我們真的非要與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共居不可嗎?古往今來,任何極端化的教條,都必然無法應對千變萬化的實際情況。作者在分析近年香港抗爭論述多元化(如 BL)的時候,成功地反省了 Arendt 公私明確區分所衍生的理論問題,很好地做到了如何讓理論隨現實更新。以同樣的路線思考,我們是否真的需要接受與所有人共居,即使某些人根本不欲與我們共居,只想將我們趕盡殺絕?

如何尊重民眾中的個體?

第二個問題與個體有關。

作者明確地提出,民現中的「民」,「既是建基於理念的抽象物,也是一群永遠無法被化約為觀念而真實存在的人」(pp.17),而且是「由眾多自主個體(autonomous individuals)組成」,雖然緊接著作者表示她沒有採用洪席耶 (Jacques Rancière) 的定義(pp.18),因為她不想強調民眾是被壓迫者,但這種表述也恰好曲線證明,她的定義與洪席耶的確有相似,即在於對個體及個人經驗的強調。

事實上,此書的一大魅力(尤其是前半部),便是它大量論及許多人物的個人故事,並藉此主張在抗爭中,每一個人都是帶著自己的人生故事與經驗來到現場。我們不可、亦無法將這些人迥異的理解與訴求劃一理解為任何口號,包括「我要真普選」(pp.85)。

然而亦是在這一點上,作者須面對與洪席耶同樣的問題﹕一方面作者接納,每個人有他自身的訴求和經驗;另一方面卻又似乎否定,每個人有其所認知的壓迫。例如政治學者何明修老師便有提及,彭麗君老師將「攬炒論」的來源理解為針對新自由主義的反開發運動(pp.246),而非針對中國政府的「焦土抗爭論」。我無法知道彭老師是否刻意如此,以強調香港抗爭的對手更多是新自由主義而非中共政權,以方便她避開中共是「敵人」的想法(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模糊的、成員不明的體制,難以成為「敵人」);但憑我理解,大部份人參與雨傘運動與反送中抗爭,都是因為感到自己受中共壓迫,而非新自由主義;而中國所奉行的,也並不是新自由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詳見何明修討論)。

也許作者認為,自己有義務教他們認清「真正的對手」是甚麼。但如此一來,作者便可能犯了洪席耶批判的那些「哲學王」的錯誤,即否定民眾自身對其經驗的理解,而自認為民眾需要其指導才能鬥爭。這樣的結果是,個體的異見被「治 (police)」。當學者拒絕承認民眾自己看見的對手,彭老師所主張的多元性便會受損。

其實不只是壓迫來源,彭老師在強調「個人」的同時,在論述過程中亦提出不少(最少在我理解)難稱之為代表抗爭者的觀點。比如她提到,「. . . 〔雨傘〕運動本身不是追求進展,而是要展示一種死局,還有其背後的荒謬的政治現實. . . 」(pp.80),就令人思疑﹕人們在佔領區,真的不是為追求進展嗎?他們只是要「展示死局」嗎?又,她在第 247 頁寫道,對雨傘的新一代來說,「真正的挑戰」是他們有沒有能力調和「活生生地存在於城市之中的共同體」與「香港整體作為一個共同體」之間的張力。這種說法彷彿意味著,香港年輕人面對的「真正挑戰」,完全是香港內部的問題,而與中國無半點關係。翻開報章,閱讀過去數年的長短訪問、評論與報道,我相信作者的說法並不是主流意見。

也許是我的誤解,但我讀此書的印象是,作者雖然多次強調要尊重個體聲音,但很多時候,個體聲音會被選擇性地呈現,以佐證作者自己的論點。例如她用到大黃伯的故事,藉此證明抗爭不全是為「真普選」,也有大黃伯個人面對地主收地的問題;至於另一些聲音,比如說一些本土派對傳統左翼的不滿,就沒有得到她的進一步探討,而僅被批評為不顧(聲音一元的)大局,「不利人們對抗政權、甚至可能無意間成為了政權的幫兇。」(pp.88)在 248 頁,她更似乎用「侵略計劃」來形容本土主義者的行動。我無法肯定,她所指的是本土主義者到底侵略了甚麼人,這與我所理解的香港現實確有不同。

總括而言,我在思考的是,如果作為個體的香港人所理解的政治現實,以及他們所面對的壓迫,與學者的理解並不一樣,學者應如何論述整個時局?我們該如何尊重個體的經驗與觀點,即便這些經驗與觀點在學者看來,可能並不恰當?

開放論述一定好?

第三個問題主要與作者談紀錄片時提到的「開放性」有關。

文化研究往往主張開放討論空間,這已幾可說是學科基調。事實上,這學科的起點正是不滿社會一部份人將某些文化產物「講死」為劣質,另一些則「講死」為優質。因此文化研究學者主張打開討論,解除固有對「優劣」的評斷,再去討論我們該如何理解「文化」。如是,文化研究生成這樣一套核心理念﹕不要把事情講死。

作為文化研究學者,彭老師將這種理性亦用到雨傘運動的討論。《虛詞》的訪問第一句便是引述她說﹕「最重要是不要講死它,而是放生它。」這一點也構成了《民現》對整場雨傘運動的視角,如作者坦言自己最感興趣的,就是「大家『漫無目的』的狀態」。這種興趣甚至超過了她對運動成敗的關心。在《民現》中,她說﹕「我們也應該慶幸傘運沒有『成功』,因為它失敗,助其支持者維持著一個開放的未來。」(pp.190))

在《民現》中,她對「放生」與「講死」的討論,以紀錄片為主軸。書中,作者討論的紀錄片大多處於一種未定形的狀態,比如蔡錦源的《那一場雨傘革命》、陳巧真的《旺角一夜》、陳梓桓的《亂世備忘》。作者認為,這些紀錄片透過保留開放性,使「我們意識到未來仍然是一種潛能」,從而令「我們現在對政治行動的投入」合理化。(pp.184)

然而,我認為彭老師在這點上,將紀錄片對「我們」的影響看得過重,而忽略了它不過是整個時局裡面,萬千種論述的一小部份。

甚麼意思呢?以下我想以洪席耶的一個著名例子說明。

在 The Ignorant Schoolmaster (1991)中,洪席耶的討論重心是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 (University of Louvain) 講師 Joseph Jacotot 的故事。有年,Jacotot 要教一班講荷蘭語的學生法文,問題是他自己本身不懂荷蘭語。怎麼辦?Jacotot 讓學生自己去讀一本雙語對照的小說,叫他們自行學習。一段時間後,學生果然能夠讀通法語。

透過這個故事,洪席耶指,「理解力的不足並不需要用『解釋』去處理。」(1991,pp.6)不僅「不需要」,他更認為「解釋 (explication)」有害,因為「解釋」會限制學生的自我學習﹕「當一個人〔學生〕的智慧服從於另一個人〔老師〕,就會出現愚昧。」(ibid.,pp.13) 

以同樣的理性,洪席耶主張的美學亦強調,藝術不應過於直接介入主題(或曰將事情「講得太白」),以讓觀眾有思考的空間。這番言論後來被不少文化研究與藝術學者援引,支撐藝術不應講得太「白」的觀點。

然而我認為洪席耶的推論有一重大問題﹕他把法文課錯誤看成學生學法文的唯一途徑——在他眼中,似乎如果他不教學生法語,學生就只能自學。

而現實很可能不是如此﹕學生見 Jacotot 不教,大可以請教其他老師、懂法語的同學、問家長,或者上補習班。也就是說,他們可以求索於「法文課」以外的渠道。Jacotot 並沒有發現甚麼「學生不用解釋也能夠自學」的神奇事,他只是自己沒教,並將教學的權力與責任推給他人。

我並不是想說彭老師的論點源於洪席耶,我只是想借上面的討論,說明文化研究與藝術學者不少都有一種傾向,就是將文本看得太重,而忽略一個事實,即藝術、紀錄片、法文課,它們都只不過是受眾的人生中短促的一節。

我想彭老師也會認同,如果我們將觀眾看做「個體」,我們便會了然,每個觀眾都會有他們自身的經驗、他們的人生,而這人生要比觀看紀錄片那短暫的一兩小時寬廣好多。

這些觀眾的政治觀念,他們對未來的想像,他們判斷現在的政治行動是否合理,有多大程度源於這些紀錄片?又有多大程度源於這一兩小時以外的一切經驗?

因此,若我們要理解一部紀錄片對觀眾真正的影響,我們不能只看紀錄片本身,而必須看觀眾是帶著甚麼前來、離去後又會遭遇甚麼。

而顯然,香港的情況是,強權的輿論機器十分強大;紅色資本入主大部份傳媒機構;愈來愈多事情不可以講。面對這些赤裸而強硬的論述,我們不得不問﹕一部太過講究開放性的紀錄片,會不會像 Jacotot 拱手相讓教學權利與責任那樣,其實只是將時局的解讀權,拱手相讓予強權暴政?

調轉來說,我們也可以問﹕是不是紀錄片拒絕模糊,對前途往事有所定調,觀眾對未來的想像就會受到限制?

如果我們理解,真實的觀眾並不存在於觀影一瞬,我們便可明白,就算是觀點明確的紀錄片,也有打開新討論的可能。因為它可以讓觀眾從紀錄片的觀點與紀錄片以外的觀點(包括官方觀點和各種各樣的觀點)進行選擇。這樣的未來,仍處於一種不確定的狀態。

換句話說,若香港政治要被強權「講死」,反駁觀點鮮明的紀錄片反而可以將這局面扭轉,讓觀眾得到另一種「講死」的選擇,變相其實是打開討論空間。以反送中為例,若不是那麼多紀錄片堅持種種官方論述以外的說法,熱愛指鹿為馬的政權恐怕早就把 721、831 等等事情「講死」。

從這角度看,開放性的作品不一定比封閉性作品更具打開想像的可能性。當然調轉來說也不是絕對。我無意說導演都應該拍封閉性作品。我的論點還是,一切都得看誰人在甚麼時局下觀看而定。

結語﹕「共居」該向誰人喊話

上述是我對本書的一些未能想通的疑問。

不過總括而言,我還是想說,我對本書的核心想法是認同的。我認為全書的關鍵應該在於呼籲讀者在當下時局,互相觀看、互相聆聽,超越自身利益和價值,看見彼此。對此我真的十分認同。

也許很多人會因為我譯過 Chantal Mouffe 的書而認為我是徹底認同她和 Ernesto Laclau 的那套(對於這事真是有太多誤會,不過都沒關係,我願意超越自身利益和價值看見那些誤解我的人)。

而其實我認為,雖然人與人的關係中,基於不同人有截然不同的經驗,確實有怎麼也無法達成共識的部份;但我也認為,Laclau & Mouffe 過於悲觀理解創造共識、解決問題的可能。有不可能達成共識的問題,不等於所有問題都不能達成共識。

因此,對於作者的主線概念,我是認同的。

只是我也希望指出,尋求共識不可能是單方面的付出。當作者告誡「我們」「要確保個人的內在意識不會變得狹隘,一成不變和拒絕與他人對話」(pp.121),我會想問,這個「我們」到底是指誰?現在,在香港的時局,最拒絕與他人對話的那一方,是誰?

也許這並不是作者的原意,可是作為讀者,有時我會覺得她在向港人,而非向中共喊話。如她引述終審常任法官鄧楨的話說﹕「如果我們整體社會堅持維護法治,無人可以輕易把它奪走。」(pp.275)彷彿香港現在法治崩壞,是因為香港人沒有維護法治。她又寫道﹕「香港面對的,是一個食言的合約伙伴,故有其歷史責任去要求對方履行合約,並繼續敦促主權的共享。」(pp.202)運用同樣的邏輯,在搶劫案中,責任也是否在被搶劫的人?因為他們有責任要求對方不要搶劫,敦促對方守法?

也許我理解有誤,但以我所知,共居談的是「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這意味著任何政治可能性,都是雙方共同建立的關係。既然如此,特別是在香港現在的情況下,我認為我們應該理解,現在是誰在破壞這段關係。我也不能夠同意,只要香港做好,一切就會好起來。

如果中共不做好,我們就自己做好,然後期望對方做好——我們還要多少年、付出多少代價、講多少次法治已死、民主已死、敲響多少次喪鐘、撕破多少中共的假面具,去證明香港的政治現實不是如此操作?當「共居」的理想沒有達成,難道原因竟是香港人沒有盡責?

不如這樣說﹕我同意共居,我樂意理解中共,我甚至希望與中共尋求共識。那麼現在,就讓我來看看,中共又是否樂意與我共居、理解我、與我尋求共識。如果 23 年還不夠看,我放長雙眼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