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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素材來源:viutv facebook

    《造星》熱潮:香港流行文化的價值與未來

    《全民造星 3》總決賽落幕,眾人愛戴的「折骨 Ben」獲得冠軍,ViuTV 獲得掌聲,觀眾至少獲得娛樂。

    如主持人在節目開始時說:「老實講,呢個節目似乎發揮返以前電視節目的作用,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話題。」

    Ben(ViuTV 截圖)

    坦白說,寫以下文章要鼓起百二分勇氣。畢竟《造星》為人詬病之處無數 — 作為 talent show,它的參賽者大部分歌不精舞不勁(兩者兼顧的恐怕近乎零),他們的技藝,別跟中台外地的選秀節目比較了,就連令觀眾耳朵不受罪地完成一個演出,有時都做不了。

    同時,作為一個真人騷,《造星》背負所有同類型節目都承受的批評 — 評判不公(「藍假假」)、節目「內定」、「造馬」(「花姐契仔實入啦」)、製作剪接過分戲劇化(好人和壞人像兩塊原封不動的鐵板),一句總結,「做騷之嘛!」

    更重要是,你知我知單眼佬都知,香港社會如今陷入什麼環境。惡法架在眾人頸項上,每早醒來不知誰又會被捕、被下監,更不知道城市哪個制度、哪個板塊又會整個(被)崩坍。大風大雨下,還在討論誰是冠軍,還在談論一個電視節目,以至香港流行文化的風花雪月,不用高地上的有識之士提醒,我都明白是有點尷尬。

    然而《造星》確實成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

    (ViuTV 截圖)

    不少朋友與電視絕交多年,但近日晚上反常地歸心似箭(也拜疫情所賜),甚至仰天長嘯:「好耐無試過定時定候追睇電視」;Facebook (黎智英被法庭禁止使用的)老早不是誰用來交心的平台,但近日很多人在上面為節目流露愛恨,更不介意表明自己「睇電視睇到喊」;香港社會狂風暴雨,但我反而聽到有人慶幸每晚回家仍有娛樂,「《全民造星》係壞日子的唯一安慰」,連流亡在外、絕少流露個人情緒的羅冠聰,在國際大事以外,亦闢出時間追回家鄉的節目,並大讚:「成個製作團隊都好有心!」

    好像許久沒有一個香港的電視節目,能吸引那麼多、那麼廣的關注。

    特別在大台已倒(這幾年誰還理會台慶、港姐 ?)、品味分散(同一 office、課室,有人看《Queen’s Gambit》,有人看《木曜 4 超玩》,有人試講「咁大件事都無人講」)的環境下,香港流行文化還能生產茶餘飯後的話題,以至跨越階層、世代的「大事」,尤其難得。

    當又一季節目告終,我對結果其實沒什麼想法。反正贏了比賽,也實在不代表什麼 — 第一季姜濤奪冠還有一百萬元獎金;第二季決賽,大家只記得《山下見》和給梁凌杰的一句 RIP,以及「邊疆兄弟」表演時布幕打出的「五大訴求決(缺)一不可」,冠軍是誰?現在有人關注嗎?

    但我倒有興趣摸索,《全民造星》作為一個熱潮,是怎樣來的?

    畢竟除非觀眾集體失明,否則我們至少要承認,《造星》確有其威力 — 起碼在很多人眼中,它應該絕不僅是「一場騷之嘛」。

    《全民造星》主持人強尼(ViuTV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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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式真人騷作為技藝

    選秀節目其中一個先天優勢是,一如散貨場,它一次過販賣很多參賽者的臉孔、個性、才藝。觀眾當然不會喜歡每一張臉、每一項表演,但總會對兩三個人特別有感覺,會為他的成長而感動,為其成功而鼓掌,為其挫折而揪心。

    《全民造星》也一樣,三季節目已有 273 人亮相,很難不令人驚訝:「原來香港有那麼多表演者(不論質素)」。當中又以標榜「藝人再出道」、首次有女性加入的第三季節目,參賽者組成最為多元,高矮肥瘦,男女老幼,家庭觀眾總有心水之選 — 於是有人為「折骨 Ben」流汗,有人為 Cloud 的傻氣傾心。

    但《造星》節目的成功,並不僅因為有姜濤、Ian、肥仔(第一季參加者)、MC、Hugo(第二季)、Ben、Cloud(第三季)等本身有魅力的參賽者。

    原因很簡單:《造星》由 Day One 開始就不是傳統的選秀節目。

    林二汶與 A 組學員(圖片來源:林二汶 facebook)

    回到 2018 年。《全民造星》原本號稱是「一個真正由全香港娛樂界合力塑造的偶像巨星比賽」(見節目首集內容),宣傳期間,不少網民、傳媒均質疑節目是抄襲韓國的《Produce 101》,理由其實相當充份。

    後來和同事到過 ViuTV 辦公室訪問節目監製花姐,她就解釋,《Produce 101》僅是「賣創意給老闆時的說辭」。她真正想做的,不是選秀節目,而是一個呈現參賽者「追夢」過程的「真人騷」,正如她監製過的《脫獨工程》、《慳 D 啦 Honey》,以至《真 PK》。

    「我們想告訴別人的是,其實有一班大家覺得不太好的人,他們有夢想,我們試下幫他們。整個過程,我們不是想看到他們是不是拿到 100 萬(首季冠軍獎金),我們是看他們怎麼成長,對一些事情的反應是怎樣的。」(來自新浪娛樂的訪問

    因此「真人騷」的設定,主宰了每一季節目的流程。尤以第一季為甚,第一次練舞集訓,節目組刻意將一些外形出眾的人放在前排,然後在一旁觀察哪些人覺得不公平,就把他們拉到外面、在鏡頭前講人壞話。又例如節目很刻意將參賽者對製作團隊的(部分)投訴、埋怨,剪進節目內容裡,甚至以此為賣點。

    這種節目形式一直沿用至今。《造星》有個崗位叫「撰稿員」,每人負責跟著幾個參賽者(或以組別來分),把對方發生的事都記下來,然後向監製、編審匯報,最後組織內容,判斷哪些值得剪輯出來,便成了表演與表演之間的那些「故仔」。

    那什麼「故仔」為之值得?「真人騷」最著重的命題,有矛盾、成長。

    如今很多人為《造星》動心、著緊,與其說他們喜歡某些新星、某些表演,倒不如說,大家透過製作組的眼睛,穿過幕後設定的「故事」框架,為某某參賽者「突破自身」而感動,為某某組別鬧不和而氣憤,甚至把某些「不討好」的角色當成殺父仇人(「點解咁都唔 out 佢!!!」)

    《全民造星3》台前幕後(圖片來源:彭秀慧 fb)

    這樣反而解釋了,為何《造星》總決賽反而往往沒節目那麼好看 — 作為直播大騷,它的環節往往熟口熟面(對,又是 MIRROR 表演了),而且更重要是,總決賽只能呈現參賽者的台上表演,卻再沒有旁白的敘述、製作組為參賽者及其演出編排的故事。除非表演者一鳴驚人(像去年《山下見》一樣具時代意義),否則很難再在觀眾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

    當然這種手法不一定人人受落,網上一直有人狠批節目,「節目九成是情緒、故事、八卦、意見、做戲、包裝,真實的才藝和表演、努力和汗水,都不知有沒有一成…ViuTV 根本就是在行騙,在騙觀眾塞 air time」,但不能不否認,這種「真人騷」的處理,也成為《全民造星》與以往香港或今天世上其他地方選秀節目的最大分別。

    甚至可說是有種屬於香港的獨有特色。

    也別看輕這些功夫。要純熟而準確地在每季節目均發揮功效,成功挑起觀眾七情六慾,其實殊非易事 — 如何在「講」故事和「造」故事之間拿捏?(岑應式真人騷、早年 ViuTV 的「買樓真人騷」都是後者)如何做到煽情而不矯情,甚至能帶動觀眾笑中有淚?怎樣在「真人騷」框架下盡量符合選秀節目要公平的原則(或至少令觀眾相信這場騷相對公平)?

    以上難題加起來,原是一種港式文化製作的 craft。

    亦因此《造星》一直難以被複製。即使同樣在 ViuTV 播出、一度被視為女版《造星》的《廣告女皇》,因製作團隊不同,完全變了另一回事;事實上,開台時聲稱主打「實況節目」的 ViuTV 近年除了《造星》外,有話題、有質素的 reality entertainment 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

    花姐(黃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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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造星到做人

    先旨聲明,我一直是《造星》的忠實擁躉,由第一季第一個參賽者(後來被選入 MIRROR 的Stanley)的表演,一直睇到第三季總決賽最後一個表演,一集不漏。節目主題曲,當然是倒背如流 — 主要苦練那個高音的「星」字。

    但另一方面,我對這個節目一直有很大戒心 — 原因同樣是節目名那個「星」字。

    《全民造星》節目的前設非常偉大,第一季第一集就聲言要為明星凋零的香港演藝圈製造明星。我不是天文學家,但香港流行文化的歷史告訴我,明星的出現,既拜先天因素所賜(歌精舞勁加靚仔),但更多源於社會背景(如梅艷芳小時候在荔園賣唱)、後天加工(如「四大天王」乃大眾媒介操作下的產物)。然而,今時今日的香港,能否繼續「造星」?甚至更核心的問題在於,我們仍有否需要炮製昔日意義下的「明星」?我和很多觀眾一樣有疑問。

    第一季節目基本上圍繞這個「星」字。特別是評判安排上,每一輪都由不同的娛樂公司派人坐席,為整個行業挑選「明日之星」的味道,尤其強烈。總決賽最終由公認最具明星相的姜濤奪冠,並獲評判周慧敏大讚是「香港很久沒有見到有這種光芒的 star」,完全符合節目對「星」的標準。

    MIRROR

    第二季節目亦無可避免地繼承了這套「香港明星」的傳統標準 — 外型高瘦、臉孔俊俏、唱得跳得,由最完美符合以上標準的參賽者(Phoebus)奪冠,亦是順理成章。然而同一時間,《全民造星》裡的「星」字,在這一季亦開始出現變奏。

    說的是去年其中一個最受注目的參賽者 Hugo。作為表演者,他的技藝擺明談不上超班,但其聲音和唱腔令人一聽難忘;作為一個男性選秀節目參賽者,他的五官、身形擺明與「偶像」無關,卻由試鏡階段就不介意流露自己陰柔(以至八婆)一面,甚至頻繁在節目表演流淚、扭腰、大笑。作為一個人,Hugo 非常有趣;而《造星》節目能夠將他這一面捕捉、流露、包容(而非壓抑),有一定功勞。

    比賽後不久,拉著同事衫尾,跟穿上一身豹紋外套的 Hugo 在觀塘工廈互噴口水近三小時(當時未有疫症),他就直言,自己最著重的不是做星,而是做人:「我從不相信什麼『你妥協十年之後就可以做自己嘢』,如果你一開始就做自己想做的事,十年後一定成功過現在妥協。…做人一定要有自己底線,唔好成日討好人哋,你開始討好一個人,就會討好第二三四個人,就會好乞人憎。」

    Hugo(右)與組員 Heartgrey(左)

    到了第三季,雖以「藝人再出道」為題,但節目已甚少再探討何謂「明星」、什麼是「星味」(評判黃真真例外)。而同樣自我風格強烈、演藝圈中不屬主流的林二汶、彭秀慧擔任導師,更令節目完成由「造星」到「做人」的過渡、演變。

    於是近月不少觀眾都說,最初被這一季節目吸引的,與參賽者的歌聲、舞步無關;最抓住大家心情的,反而是林二汶和彭秀慧的眼淚、教誨,及他們與參賽者、工作人員之間的關係與感情。

    「我經常講,這個節目會拍完的,冠軍也會走的,而我們的路是不夠遠。因為你們真正要走的路,是人生。…你們在這裡學到的任何東西,以後用不用,我都希望你們很有自由、很有力量地繼續活你們的人生,這是最重要的。不要因為比賽而忘記表演,不要因為輸贏而忘記好好地活。」

    — 林二汶在同組學員演出《還不夠遠》落敗後的感言

    整季節目下來,最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演出,也往往不是唱得最好、跳得最勁、技巧最純熟的明星表演,而是觸及夢想(如《給十年後的我》、《True Colors》)、關係(《想念》)、生活(《同化 · 不同化》)、缺陷(《還不夠遠》)等「做人」命題的作品。

    講愛、成長、自我實現,其實很老套,有人很受落,也有人受不住,甚至評價「返教會團契咩」,也很平常。

    但若以參賽者歌不精舞不勁(或不及其他選秀節目)來質疑觀眾們集體失明,這卻是抓不著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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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季節目三個時代

    三季《造星》節目之別,又恰好反映當時香港社會氣氛的轉變。

     第一季節目於 2018 年下半年播出時,香港社運低迷,反之高鐵(及一地兩檢)剛通車、港珠澳大橋甫啟用,整個香港正處於與中國高速融合(或被融合)的時期。流行文化亦然,《延禧攻略》成為當年 Google 搜尋榜冠軍,香港年輕人習慣玩抖音、飲喜茶看來將成事實。

    於是很多人都擔心,長此下去,香港流行文化後繼無人。

    當時的《造星》參賽者也呈現一種「遠離香港」的傾向。以後來組成 MIRROR 的參賽者為例,12 人在成長階段最鍾情的偶像,要麼是屬於上一個年代的張國榮、郭富城,要麼是不屬於香港的少女時代、Rain、周杰倫、羅志祥、Michael Jackson、Britney Spears。唯一例外,是成員 Jer(柳應廷)的偶像 — 陳奕迅。

    再數一數 MIRROR 眾人在第一季節目環節自選的表演歌曲,也會發現類似現象:30 首中只有 11 首來自香港,其餘全部來自歐美、大陸、台灣。例如優勝者姜濤四次表演的歌曲(《123 我愛你》、《我多喜歡你,你會知道》、《致愛》、《超級冠軍》),原唱全是大陸歌手;這當時 19 歲男生的偶像則是台灣的羅志祥,就連姜的英文名 Show,也和偶像一樣。

    後來 MIRROR(特別是姜濤、陳卓賢)吸引大批粉絲,化身名副其實的香港偶像,甚至成為近年香港流行文化的異數,已是後話。

    《全民造星 2》在 2019 年下半年播出,節目正好橫跨反送中運動最風風火火的階段。觀眾無心收看是理所當然,就連參賽者 — 畢竟彼此都是香港人 — 心情也大受影響。例如 Hugo 便承認,最初和許多人一樣走上街頭,但七月開始《造星》逢周末進行錄影,每每撞正大型示威,不少參賽者一邊若無其事地娛樂大眾,一邊肉緊地看著外面手足與政權糾纏,內心掙扎。

    結果有人抵受不住終於退出,全身投入社運,也有人在掙扎過後決定留下,偶爾在節目裡流露情緒,甚至在最終舞台上以表演抗爭。總決賽當日,Hugo 與四個參賽者,以《山下見》寄意(「有邊個唔想做小小廢青,被迫挺身不惜與綠魔交織」),並向當日逝世半周年的梁凌杰說「RIP」;另一決賽選手 JJ 則與另外三名參賽者以說唱表露憤怒,螢幕上還打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口號。

    在最風風火火的時代裡,《造星》變身大舞台,讓有心人透過流行文化作出最鮮明的回應。

    圖片來源:《全民造星》總決賽《山下見》影片截圖

    到了第三季,香港環境早已變了樣。強權打壓、惡法威脅,民間肉眼可見的抗爭被迫平息,很多香港人被迫習慣隱晦地說話。香港流行文化的未來,亦慢慢走向同一路徑 — 2019 年的《山下見》式吶喊作品(《造星》節目外,有方皓玟《人話》),在如今參賽者身上愈來愈難重現;同一時間,大眾情緒慢慢流向一些表面上與政治、抗爭無關,但仍能流露人性、真誠的作品。

    劉以正所言,當「要坦誠表達自己愈來愈難,此時更顯得曖昧的流行文化是如何重要,她是人們療傷時的止痛劑,也是連結共同體的橋樑。」

    於是很多人為 Cloud 的《盡力呼吸》(及她演唱後所說「香港人而家每個人過緊嘅生活都好壓抑,希望可以令大家呼一啖氣」而觸動;而流亡在外的羅冠聰則從 A 組真誠演出的《還不夠遠》而得著勉勵(「冒險 是我要的情節 只管去冒險 看我越走越遠」)。

    表演者、製作人,究竟是否刻意想表達什麼意見、暗示什麼立場,其實都不重要了,反正大家的關懷、價值觀,早已透過表演本身,傳遞到觀眾內心。要領會的自然領會,誤會又何妨?

    Cloud《盡力呼吸》(圖:ViuTV 截圖)

    流行文化作為身份

    我喜歡談論香港流行文化,但老實說,去年六月起,已經不知道如何談下去。部分原因當然是社會氣氛風風火火,人命攸關,根本沒閒情逸致;如有時間,與其看電視,不如看直播(其實是不如去現場);與其聽歌,不如聲嘶力竭,唱埋一份(唱什麼歌你懂的)。

    以往討論香港流行文化,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是身份認同,因為兩者曾經有段前世的關係。四十年前,當香港人還未成為「香港人」時,流行文化曾經意外催生集體意識,盛載身分認同。大家看《獅子山下》身同感受,認同作為香港人「總算是歡笑多於欷歔」;然後看《網中人》,大家又為「不是香港人」的阿燦咬牙切齒。

    社會學家吳俊雄說,當年港英政府避重就輕,不談政治;知識分子要不心繫祖國,要不關心小販;結果,由流行文化誤打誤撞地承接任務,擔任了第一波本土意識的代母。

    但後來世界又變了。九十年代開始,香港社會變得政治化,不同派系爭相認做「本土意識」的父母,身分認同的建構過程,不再在漸走下坡的流行文化手上發生,而在一系列的政治社會事件中慢慢發酵。

    2019 年的香港更是如此。如馬嶽在《反抗的共同體》一書所言,反送中運動裡眾人團結一致對抗強權的行動,成就了一個新的「命運共同體」:「很多香港人共同經歷傷痛、榮光、亢奮、憤怒,又再傷痛、榮光、亢奮、憤怒。許多個各自無眠的深夜、血汗混和腳步的日子、淚水和髒話伴隨著看直播的晚上,把支持運動的香港人縛在一起。這將會根本地改變香港的發展軌跡。」

    大眾的集體情緒、身份認同,與血汗、淚水、榮光、直播有關,跟咸豐時期曾催生集體意識的香港流行文化無關。

    資料圖片:6月16日

    然而這一年,隨著極權成為事實,所有供百姓自由呼吸、伸展的空間都被壓抑,香港流行文化似乎變成了一種新的情緒出口。

    當然,明星有影響力,往往是極權急欲籠絡、收編的一分子(詳情可問周柏豪),許多藝人會如哈維爾所述的賣菜大叔故事一樣,為免自招麻煩,順從政權的意識形態,於 Instagram 掛起「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現代香港版不難想像,同樣可看看周柏豪)的標語,最後鞏固謊言,成為謊言的一部分。

    但反過來說,流行文化同樣可以凝聚一些反抗的氣息 — 不一定是藏在月餅裡的紙條,也可以是一些在極權下好好生活的價值觀,比如磊落真誠,比如堅持不放棄。

    事實上,哈維爾所謂在極權下保持磊落真誠,核心正是說如何面對自己。《哈維爾傳記》作者 Zantovsky 曾解釋,所謂抱有希望,並非因為肯定是事情會有好結果,而是不論結局如何,發生的事情總有其價值(hope is not a certainty that something will turn out well, but a belief that something has a meaning, regardless of how it turns out.)

    像不像林二汶會在《造星》節目裡講的說話?又似唔似 Stephy 在《男排女將》裡的對白?

    (ViuTV 截圖)

    同一時間,縱然共同體早已形成,但在被壓抑的生活裡,我們恐怕愈來愈難以直白地道出這一切。而香港流行文化 — 無論是《全民造星》、《男排女將》還是《哪裡只塞駿業里》— 都盛載了當下大眾情緒,從而呈現了香港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群體。

    特別在香港社會急風暴雨,民心被吹到東歪西倒的當下,很多人離開,或移民,或流亡。像散席了,一個名為「香港人」的群體流散,似乎已是無可避免的事實。

    分散各地人們的身份認同,日後如何維繫?2019 年的記憶,不論快樂或苦痛,必然是這份共同意識的組成部分;但隨著時間推移,記憶會淡化,怎麼辦?

    香港流行文化的創作,似乎前所未有地重要。

    起碼我們還可以注視著螢幕上的作品,像強尼所說,「一邊睇一邊討論,一齊喊一齊笑,一齊鬧」,從而「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話題」。又如羅冠聰所寫,「身處異地,我不可能眺望到獅子山掛的那塊橫額;但我與城市的脈膊和震動,只要熱血未凝,就像肌膚貼緊般感受到對方的餘溫」…

    流行文化正是這種餘溫的最佳載體。

    ViuTV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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