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運動下的犧牲者與懺悔者

2020/1/6 — 15:23

【文:張承禧(文學碩士,新晉文學評論人,憑<愛與罪的靈魂對話與身份建構——論黃碧雲《盧麒之死》的懺悔意識>奪香港文評大賞2019推薦獎。)】

反修例運動促成文學時代的思考

如果沒有近半年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我不會寫下<愛與罪的靈魂對話與身份建構——論黃碧雲《盧麒之死》的懺悔意識>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的靈感完全是來自這場運動以及這場運動的犧牲者,是我對社會運動的思考,也是梳理我自身理性及情感與社會事件的關係,而我選擇了以文字和文學評論以至文學評論比賽來作回應。恰如黃碧雲所說,這是我對自己的責任,由此也希望是文學對社會和時代的責任。恰如黃碧雲的自我懺悔,這篇評論也是我的自我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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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麒之死》固然寫於反修例運動前,但其探討的主題不但沒有不適用於反修例運動,更是我所見近幾年關於社會運動的小說中最能回應當下、最深入人性爭扎的一部作品。《盧麒之死》沒有像一些雨傘作品那樣純粹歌頌卑微抗爭者或批判當權者,而擊中了檔案所指涉的遺忘(這方面已有不少人討論過),以及我認為社會整體對抗爭者、殉道者的懺悔情結。這兩大主題是香港主體性的形構,不會不合時宜。

倖存者自我懺悔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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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來看,《盧麒之死》是贖罪之書,贖遺忘之罪、他人死亡之罪,當中有著強烈的宗教情感,以及對「罪」的深切體認。弔詭的是,如此強烈的情感卻是與生硬的檔案有機地結合起來,這甚至不見於西方的罪文學,而是香港獨有的遺忘恐懼與懺悔的奇怪結合體。大多數評論《盧麒之死》的文章都對其中的宗教元素、敘述者的自我譴責等視而不見,只討論《盧麒之死》的檔案拼貼、歷史性、殖民性、群眾情感等客體,卻忽略了文學最原初的意義——「我」作為主體,及其懺悔。從《盧麒之死》中可以見到黃碧雲對香港青年充滿著愛,最硬的檔案卻寫出了最富愛的文字,這不是雨傘運動常被咎病的「左膠」式大愛,而是非常深沉隱晦的自我懺悔之愛,非文學分析不能得見。事實上,宗教與罪亦見於黃碧雲的其他作品如《七宗罪》,而她本身是犯罪學專家。

及後我再參考了劉再復和林崗著的《罪與文學》,當中提到中國文學素來缺乏自身罪人的體認,達不到靈魂扣問的深度。就此來看,《盧麒之死》正開闢了中文文學的新面向,而這新面向,是從香港本土而來,再達到廣泛人性的深度。以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興盛的社會運動及其犧牲為題的懺悔之作,我未考證,這是全球關於抗爭運動的文學的共識,還是《盧麒之死》在這層面上是新突破。另外,「中國文學」是充滿含混的詞,我希望用除去現代民族國家枷鎖的「中文文學」來突顯《盧麒之死》作為中文書寫的成就。

建於當下也超越當下的意義

如果不曾發生反修例運動,我的這篇文章無疑會失色不少(雖然上述曾說沒有這場運動就不會有這篇文章,但容我姑且這樣說)。我希望強調文學評論,特別是文學比賽有其適時性。常言道文學有超越性意義,不受限於時間,但我認為超越性必然建基於一種「當下」。超越的超越等於沒有超越。在我預期寫一篇參賽的文章時,我就在想必須以仍在持續中、影響力最大的社會運動為主題,既是回應、記錄當刻,也是希望打破文學不談政治的禁忌。

寫這篇評論還有的關鍵是死亡。反修例運動中梁凌杰殉身、至今約三百人因此抗爭而失去性命,我認為有必要處理怎樣去面對殉者、殉者與我之間的關係的問題。其中我從《盧麒之死》所寫的盧麒之死得到靈感,就是倖存者的懺悔和救贖、記憶和身份認同、良知和仁愛。而且身份認同是站在血淚與死亡的創傷和記憶之上。逝者已矣,不談形而上,逝者的意義在於生者的記憶和書寫,形成身份認同和良知基礎,恰如基督教之耶穌之死。然而,評論中沒有談到的是,如耶穌之死亡的宗教信仰和精神、因果報應等其實是形而上,但是十分難在評論中處理。

一場文化抗爭運動

在我的文學觀念上,我認為一切也可以是文學,因此亦一切都不是文學。要以出走文學來展現真文學。故此我不同意文學必須遠離政治,或文學必須為文學,我認為這是過時的觀念,是從五四的中文現代化的富國強兵政治影響而來,既是矯枉過正,事實上刻意排斥也是一種政治化(去文學化)。而且透過這一系列的社會運動,我希望進一步探索文學與社會運動的關係,不是表面上的,而是如現代中文文學發軔於中國首次社會運動——五四運動;唐宋古文運動也是一場文化運動先於一場文學運動;文藝復興也是一場文化抗爭運動,但對文學產生深刻影響。當然其中要經過小心論證,在這裡無法仔細論述。姑妄聽之,我認為在這些意義上的文學才是真正的文學,乃除去現代教育對文學的教學化工程、學科化和課本化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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