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 — 民國時期的國民教育家

陶行知是內地改革開放以來,最被推崇的國民教育家之一,雖然這個熱潮近十年已經有所淡化。但在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近三十年間,一直被內地官方鼓吹及研究的人物,「人民教育家」的名號,經常掛在各教育研討會講章之中。他大半生為二十世紀上半頁一貧如洗的中國教育事業,獻上一切。到今天依舊是開放改革以來,最多被華人學者研究、引述、推崇,並且經常被兩岸四地機構,借用進行教育事務發展的華人名字。 10 月 18 日正是他誕辰 130 年,或許是時候回顧一下,這一位偉大國民教育家的生平及理念。

陶行知是偉大國民教育家,終生為普及教育奮鬥。

百年前的教育界偉人

由於大部分從事「教育戲劇」的人,都會研習杜威的教育理念,少不免也會關注杜威的中國學生 — 陶行知先生。他的教育理念為什麼會引起我的好奇,首先是他對「普及教育」的執着與實踐。其次就是他的「教育理念與方法」先進。這些概念就算在今天,依然非常前衛,他把老師杜威的「問題解決法」及「教育即生活」,還有哥倫比亞大學勞作科主任李查( Richards )老師,在 1900 年提出的「題目學習」( project ),就是後來當代教育普遍重視的學習方法「專題研習」( Project Approach )。再結合中國當時的現實環境,創立更強調「做」(實踐)的加入,成為「教學做合一」理念。

這些概念,雖然至今已經被學術界作出很多改良,有很多不同的發展,但依舊是教育界先進及前衛的思考。而陶行知則是在二、三十年代,非常貧乏、困苦及戰爭邊緣的中國,沒有人力物力環境下努力去實踐理想的人物。並且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把生命奉獻出去,知行合一地行動起來。當然,還有第三點,就是他的「管教態度」。這樣就要跟大家講一個他的「四粒糖」故事。

杜威先生
陶行知先生

一個動人的正面教育故事 — 四顆糖

傳說當年陶行知出任校長時,看到一名男學生在圖書館門外正要用磚頭砸向另一個同學。陶行知馬上制止,同時指令這個學生去自己的辦公室。但他沒有匆忙去懲罰這個學生,而首先深入詢問其他人,了解事件始末,才回到辦公室。發現學生正在門外等他,便給學生第一顆糖說:「這是獎勵你的,因為你很準時,比我先到。」又給他第二顆糖:「這也是獎勵你的,我不讓你打人,你立刻停手,說明你很尊重我。」又給第三顆:「據了解,你打同學是因為他正欺負女同學,說明你很有正義感。」這一刻男學生已經泣不成聲,說:「校長,我錯了。不管怎麼,我用磚頭打人是不對的。」陶校長給他第四顆糖:「你已經認錯,我們的談話也結束了。」

如果在今天,陶行知一定是「正面管教」的 KOL

究竟這是真實的故事,還是只是陶行知借此來說明自己的教育理念,我們並不知道,但這包涵非常之正確的「正面管教」訊息,則是鐵一般的事實。首先,使事情暫停,不再惡化,深入了解事情始末。與學生對談時,信任學生,尋找學生的優點作為入手,打開缺口。將對錯是非清楚劃分,但不只是負面地針對學生錯誤行為。並且讚揚及承認對方的優點,接受對方的認錯,不累贅地長篇道理教訓學生。這不正是時下教育界推廣「正面管教」的大部分原則嗎?陶行知如果生活在今天的香港校園,極有可能是一位非常先進及前衛的好校長,教育界的 KOL 。他沒有就學生一時衝動的不當行為,毁滅一位學生的前途,或許這跟他的成長經歷有密切關係。不如我們先分享一下陶行知本人的兒童、少年的成長故事。

清末民初人民生活艱難。

寬容的教育環境讓陶行知走上教育家之路

陶行知生於 1891 年安徽黃山歙縣西鄉黃潭源村,父為貧窮教師。 1897 年,獲歙縣秀才方庶咸免費教授認字啟蒙。 1906 年,獲幫助入讀基督教傳教士唐俊賢興辦的崇一學堂,接觸西方科學文化知識。這兩個沒有被放棄,獲得被教育的機會,明顯對他人格成長影響很大。 1908 年,他考入了杭州廣濟醫學堂,因教會學校歧視非入教的學生,憤而退學。 1909 年,陶行知考入基督教美以美會在南京所辦的匯文書院,就讀預科課程。次年,匯文書院與宏育書院合併成「金陵大學」,他正式入讀金陵大學文科進修。就算站在今天香港,曾經投訴教會學校的人,也不容易在這環境之間好好再生活下去,更何況還是在清朝。這個教會辦學寬容的經驗,一定給陶行知四顆糖管教精神,打下基礎。

對於當時的百姓教育是一件奢侈的事。

在校園盡顯他的才華,並且醉心於國家民主、自由發展的思考

陶行知在大學期間非常活躍,追求國家民主自由發展,立志為中國作出貢獻。曾任校內《金陵光》雜誌中文版主筆。 1914 年,陶行知從金陵大學畢業,畢業論文題為《共和精義》,討論中國能否真正共和,可見他對當時社會的關心。同年,陶行知赴美國留學,先入伊利諾大學攻讀,次年獲政治學碩士學位。當時官派留學生以外,就算是有錢家庭,也因巨額學費而有一定困難,作為一個貧窮家庭的子弟,能夠成功赴美學習,一定有過人非凡之處。1915 年,更入讀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受哲學家、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觀點影響,開始建構他的教育理念。深信教育目的在民主,民主生活在教育。

其實當時美國也有很嚴重的童工問題,教育情況也不理想。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的學者們,正以教育去改變人的命運,普及教育的理想完全感動陶行知。
教會當時在中國社會,扮演教育及福利事業的代理人。

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理論對陶行知影響深遠

1916 年,他獲孟祿博士( Dr. Monroe )推薦,獲利文斯頓奬學金( Livingston Schoolships )。 1917 年獲得博士學位的考試資格,同年受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郭秉文之聘,提前回國任教。 1919 年與蔡元培、胡適、蔣夢麟合力,邀請杜威來華講學,哥倫比亞大學及杜威的教學精神在內地廣傳,影響深遠,他的功勞應該不小。以教育的宏願,使廣大民眾從生活中解放,應該在他心中這一刻已經奠定。今天我們一部分教育事業,只着眼於精英階層的培養,以學校排名、升學錄取率、得獎數目、公開試名列前茅人數眾多為榮,應該不會是他會認同的事情。

哥倫比亞大學

一個與基督教結下不解之緣的教育家

同期 1916 年寫給羅素的信中,明確說明自己是一位基督徒,教育理念與信仰同時確立。陶行知曾坦言說受老師包文博士、亨克博士的指導,及深受詹克教授「基督教社會意義」的觀念所影響, 1903 年成為一位基督徒。或許,他對基督教辦學精神的價值觀,特別是普世價值的平等參與,充滿期盼,確立他日後對農民及低下階層,進行全民教育的決心。

清末民初,教會在宣傳上,其實並不高明,與本土文化有很多衝突。

在困難環境下,陶行知把生活化作學習空間

陶行知提倡的「生活教育」理論,強調生活內容博大無比,變化多端,日新月異,是流動而不斷改變,而且十分全面,有利接受教育的人士,可以有「終身學習」的機會。「在生活𥚃找教育,為生活而教育」的觀念明確,主張「社會即學校」。

說到這裏,就要先講一個故事,抱歉因時間久遠,已經忘記了故事主人翁老師的名字,話說這老師七十年代從澳洲回港,留學研讀經濟學科苦無就業機會,只好暫時在一間女校任教預科班。由於於暑期過後才匆匆上任,沒有好好備課,第一課不知如何教授學生,臨時隨便請學生翻開是日的英文報紙撕走經濟版,按當日的國際及本港新聞進行分組討論,研究購買什麼板塊的股票會有上升機會?說明當中的原因。這個想法與大家過去學習過的經濟學科理論,又有什麼關係?因為這種教學方法,使這位老師成為當時的一位中學名師,或許這就是生活教育的最佳例證。

民國的教育。
在美國生活的經驗使陶行知明白教育對社會發展的重要。

基督徒,還是基督教精神的教育家?

陶行知的名字與他的精神導師杜威一樣,在冷暖之間反映內地政治思潮的高低起跌。一直以來,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討論,就是他是否「基督徒」,還是只是教育理念隱藏著濃厚基督宗教教育精神,終生不變?理論上,信仰本來是一個很個人的問題,為何這麼多討論呢?二戰前,就是他在生之年,在內地那些「多一個教徒,少一個中國人」的言論,對中國知識份子可能真正有巨大壓力及影響。 1946 年陶先生不幸過身,到 49 年後,生活在內地的兒子堅稱充滿基督教生活習慣的爸爸應該不是信教,對我們去理解這位前半生一直與基督宗教打交道的教育家,內心充滿各種疑惑。他究竟是一位隱形信徒、名不符實信徒、臥底信徒,還是變節信徒呢?還是環境比人強的結果呢?

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中國同學會。

原來要達成理想,宗教自由都要被犧牲

香港有教育界朋友力證他是基督徒,更有學者堅決反對。其實,陶行知是否基督徒,理論上只是他個人的事情,反而他的教育理念,是否擁有基督教精神才是關鍵,及是否對今天普及教育有一定啟發與影響,才最重要。陶行知在生之時,可能避免「教育理念」因個人的「宗教信仰」而影響,受到障礙,所以隱藏自己的信仰。還是他曾經一度是基督徒,後因社會及環境而思想有所改變,只保留基督宗教辦學精神,普世博愛的理念,而非基督教體制下的信徒。二、三十年代國內的形勢,特別是反對西方基督宗教霸權的思潮下,加上愛國主義的膨脹,把基督教視作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符號,給陶行知的確帶來非常大的顧慮及影響。

教會如何本土化,也敵不過社會上很多對教會不公的輿論。
當時社會上愛國主義膨脹,遮蓋了很多人的眼目。

對民國時期的教育發展舉足輕重

1917 年 8 月,陶行知應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之聘,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提前回國,主講教育學、教育行政、教育史、教育心理等。 1917 年底,與蔡元培等發起成立中華教育改進社,主張推動教育改革。 1918 年 3 月,出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長。同年5月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成立教育專修科,陶行知出任教育科主任。 1919 年,與劉伯明等組織南京學界聯合會籌備會,同年當選為會長,作為南京高等師範教育代表,參與新教育改進社。

1919 年 2 月,發表《教學做合一》,同年在南京高等師範將「教授法」改為「教學法」,不久為全國教育界所採用。 4 月,發表《第一流的教育家》,率先提出創造精神的教育思想。 1920 年夏天,舉辦第一次暑期學校,為中國高等學校開辦暑期學校之始。 1921 年 11 月從事全國教育聯合會「中國新學制」起草工作。 1922 年參與《新教育》月刊工作,成為主編,應該是二十年代中國教育界的軸心人物之一。

教會一直扮演中國清末民初教育事業的重要角色。

放棄安穩的生活,致力於低下階層普及教育的使命

1923 年 7 月,致函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於 1921 年改組的國立東南大學代理校長劉伯明,辭別東南大學,專心中華教育改進社工作,擔任總幹事。參與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他的作為,應該可以說明他對教育的心志,就是全國掃盲及普及教育工作的開展。任安徽旅寧同鄉會、同學會在南京辦理的安徽公學校長。 1924 年,陶行知以英文發表重要論文「 Education in China 」。

陶行知的英文著作「 Education for Life 」。

不但身體力行進行普及教育,並且就普及教育的師範訓練工作作出巨大貢獻

1925 年 3 月,還創刊了中國第一份專為農民發行的報紙《農民旬刊》。 1926 年,在其創辦的明陵小學召開的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次鄉村教育聯合研究會」上,宣讀《我們的信條》論文,提倡「生活教育」的理念。 1927 年,在南京北郊曉莊創辦曉莊師範,開展普及教育的師範工作,很多學生都成為日後中國教育界的棟樑。 1930 年 4 月,曉莊師範被查封,他逃往日本。 1931 年春,陶行知回國,在上海先後創辦「山海工學團」、「報童工學團」、「晨更工學團」、「流浪兒工學團」等,繼續他的全民教育事業,抗戰期間也沒有停止,一直以仿佛宗教般的熱盛,執行普及教育使命,直至 1946 年安息為止。

近代教育理想的研究,多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

陶行知理念近年重新被重視,與改革開放的政治需要有密切關係,不一定因為純粹欣賞他的教育概念。可能基於七十年代未內地想打破當時被封鎖的情勢,解決文革後的嚴重經濟問題,於是曾經飽受內地嚴厲批評的陶行知,重新獲得評價,死後多年也能再次踏上歷史舞台。八十年代初,內地的研究大多都帶有強烈的官方需要色彩。後來在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下,才有進一步對陶行知的人生觀、哲學觀、教育觀、宗教觀,各方面更深入的發掘及研究,他的超前教育觀念,才普遍被華人學術界所肯定。

二十一世紀初,陶行知的名字成為教育研討會的常客。

宗教信仰及出身的背景,真的會窒礙教育理念嗎?

陶行知的基督徒身份至今一直是個謎團,一直在學術界爭論不休。明顯與他的宗教信仰沒有直接關係,只是由於政治氣候需要,而作出誇大或壓抑的論述。很多學者害怕陶行知基督教信仰的背景,會影響到他們在內地普及教育理念發展的機遇,破壞寬鬆的教育環境氣氛。如果,陶行知是基督徒的身份被肯定,教育理念就有可能會被愛國人士認定為失去純粹性,而遭到唾棄。民國時期的陶行知是否也懼怕自己基督信仰如果被彰顯,會導致自己普及教育理想會被埋葬,影響中國的教育發展呢?生為當年社會上的頂尖知識分子,宗教信仰也有這麼多顧慮,真使人莫名的心痛。

用行動去實踐學習,用學習的需要帶動教學內容

1927 年,在南京創辦曉莊師範時,陶行知強調教育就是通過「做」達至學習的過程,行動生困難,困難生疑問,疑問生假設,假設生試驗,試驗生推斷,推斷生行動,周而復始,無窮無盡。用行動去實踐學習,而學習需要帶動教學內容的發展,至今依舊具革命性。陶行知的教育理想,教育方法與教育態度,到今還很值得我們借鏡。他的方法與英國在戰後利用「教育戲劇」元素,在虛擬環境當中通過「行動學習」,應用在基礎教育概念上,可以算是異曲同工、不謀而合,只是做的動作,是否擁有戲劇元素而已。或許,我們是時候真真正正,好好地研究陶行知的先進理念,在困難重重環境下,進行教育發展工作。

陶行知以宗教的熱誠,去推廣低下階層的普及教育,理念的先進值得我們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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