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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散作家的家與國.2】為何來了又走?關夢南:他們不為政治,為生活

2019/5/20 — 16:07

本文為【離散作家的家與國】專題一部分,上篇按此,前言按此

毛澤東 1958 年發起大躍進運動,要在 15 年內讓中國「超英趕美」,完成工業化進程,脫離貧窮落後的處境。但沒想到隨之而來的不是富裕社會,而是一場空前未有的大饑荒。

1958 至 1962 年間,中國死亡人數高達 4,500 萬。中共起初將饑荒歸咎於天災,稱為「三年自然災害」,但那幾年中國其實風調雨順,沒有旱災,也沒有洪水。後來,中共改口稱饑荒為「三年困難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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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荒過後,十年文革。

在那離死神很近的時代,數以十萬計的中國老百姓偷渡至英屬香港,想方設法逃離那人間煉獄。這批逃港者當中,除了走投無路的農民、工人,也有不少飽讀詩書、受人景仰的作家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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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對這群作家有種想像:為捍衛創作自由、對抗政權而受到政治逼害,被迫流亡異地,冒著生命危險也要游水偷渡到香港,最後排除萬難抵達自由港灣,盡現文人風骨氣節......然而,本地資深文學工作者的關夢南,作為逃港者之一,他篤定地告訴記者:「他們大部分不是因為政治,而是為了生活。」

那年代,或許真沒英雄。

關夢南

關夢南

去國

關夢南,本名關木衡,曾創辦《秋螢詩刊》、主編《星島日報》副刊「文藝氣象」、「陽光校園」文藝版等;現為《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刊》、《大頭菜文藝月刊》主編;編著作品有《關夢南詩集》、《看海的日子》、《關夢南散文集》、《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群像(1960-1969)》等。

「我來這裡與『自由』無關,倒是因為饑荒,因為沒有糧食。」關夢南童年時,曾親睹無數場死亡。「當時在廣州見到好多人因為沒有糧食患上『水腫病』,由腳一路腫到腰,就要死。還有好多乞丐在街上,連廣州這樣一個城市都是.....」於是逃港。

1962 年,關夢南 16 歲,從廣州偷渡到香港,與母親、弟弟住在亞皆老街唐樓一間板間房的下層床,上層床擠了一家賣涼茶的。「而且那裡沒有窗。」頭髮花白的七旬老人輕輕帶過那段艱難日子。「老實說生活環境沒有比鄉下好,但由於饑荒的關係,當時來香港的人滿山遍野。」

除了大饑荒與文化大革命接踵而來的六十年代,對香港文學史有一定研究的關夢南,歸納出另外兩段中國作家南下的高峰期——抗日戰爭和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

1938 年,著名詩人戴望舒為逃避戰亂從上海南下香港,從事報章工作;1939 年 12 月,重慶遭日軍轟炸,女作家蕭紅決定離開重慶飛赴香港。劉以鬯、馬朗、徐訏、徐速等知名中國作家都是在國共內戰結束前後定居香港。那六四呢?關夢南說那時來更像是過客,柴玲、吾爾開希等都是經香港出去台灣、外國。

戰爭與政治取向驅使大批作家移居香港,但關夢南強調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重要因素——生活。他坦言:「硬說那些作家來的時候是為了自由、反抗政權什麼的,可能就與現實有些距離,我反而認為生活是一個比較大的原因。」

除了「極端反共」的倪匡1,關夢南認為大部分作家南下與政治並沒有直接關係。「很多作家並沒有遭到逼害,而是自己走的。當然我們可以說:『共產黨可能將會對你做些什麼』,但實際上中共並沒有對這些作家做過任何事情。」

例如劉以鬯。

劉以鬯原為上海富二代,15 歲開始寫小說,20 歲創立懷正出版社。50 年代前後,大陸經歷國共內戰、惡性通脹,他只好孤身來香港討生活,白天寫賺錢的流行小說「娛樂別人」,夜晚寫文學作品「娛樂自己」。他說,寫前者容易忘掉自己,寫後者又不能糊口,後來寫《酒徒》則是為了「在忘掉自己的時候尋回自己」。至於政治,他生前曾在訪問中直言:「我喜歡文學,不喜歡政治。」

劉以鬯(香港藝術發展局圖片)

劉以鬯(香港藝術發展局圖片)

「香港,是個奇怪的地方」

但離開中國大陸,作家們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有些故事也看似如此。現遠居美國的流亡作家馬建說過,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對他而言,是很優秀的寫作環境,他形容當時「(生活)走投無路,但寫作的慾望是很好的」;被稱為「自由詩魂」的已故流亡詩人孟浪移居香港後,亦常言挺喜歡生活在這樣一個「頗為成熟的公民社會」。這些作家有時會被外人看做來到香港,如魚得水的一群。有名、有利。

但這些在關夢南看來,倒也未必。

「孟浪是個假象......他們在香港社會裡根本沒有影響力。」關夢南反駁。 他遂指出香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作家去世了,傳媒、大眾才會提起他們。「香港是需要新聞事件,如果有誰死了,就有人講,但你不死就沒有人理你。」還有馬建。在去年年底大館以「不願成為促進政治利益平台」為由,拒絕提供場地舉辦香港國際文學節兩場馬建的講座。然而在鬧出自我審查風波前,有多少香港人聽過馬建?

關夢南說,有作品刊登才有說服力。「你看看香港有哪些雜誌報章登過他們的作品?沒有作品又沒有地方刊登,怎麼可能形成一把聲音?」關夢南又指出目前對這些南來作家或流亡作家的關注,往往不是作品本身,而是「標籤」。

「香港是一個絕對自由、相對公正的地方,寫得好的作品,沒有人可以掩蓋你,但如果你寫得不好,你用標籤來講、強調自己用什麼身分來寫,是沒用的。」

比起自由,關夢南看到最多的是作家的「困境」。

他見過太多在大陸有一定聲望、才華洋溢的文人來到香港後,反而「萎縮」了,失去原有的創作能量。他們既沒有讀者,也格格不入。

「這些人我見過太多,在大陸很受歡迎,出來後卻無人理你,你寫沒人理,不寫也沒人理。香港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關夢南說。

對於寫作的人來說而言,香港就是個奇怪的地方——「給你絕對的自由,但沒人理你」。一群中國文人來到香港這英國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其傳統寫作手法、鄉愁、家國情懷自然難以融入香港文學主流,關夢南直言:「沒人尊重你的,你就是一個工人而已。」

不少離散作家一夜之間變得籍籍無名,經歷與之前在大陸截然不同的對待;生活與社會地位的反差,使他們鬱鬱寡歡、不自在。

關夢南跟記者講了一個故事:一個來自四川的詩人來到香港為了生活糊口,到報社裡工作,但心裡一直不願生活在那階級分明、流水作業式的制度下,面對了許多心理矛盾、爭扎,後來一度精神崩潰,最後與妻子一同搬進杳無人煙的坪洲,心境才逐漸變得平和。

當年與故事主角在同一家報社上班的關夢南說:「這次真的讓我深刻了解那些南來作家無法在這裏生活下去的原因。」他遂解釋:「那個文人氣質太重,在大陸受到的待遇和香港受到的完全不同。那待遇,是指讀者對文學的態度。」

聽說那位詩人當年在大陸朗讀作品,台下會有一群女孩尖叫,像在看偶像演唱會的 Fans; 但來到香港,卻沒有半聲迴響。「我覺得好諷刺,大陸你有好多粉絲,到了香港又不是壓迫你,但問題就是不理你,做什麼都不理你。這才慘,來到就好浪費。」後來,關夢南想起了這故事主角的名字——鄭單衣。

去留

至於關夢南自己,不知不覺做了半世紀「打工仔」,沒什麼掙扎,看很開。他反問記者:「寫有什麼了不起?不寫又有什麼了不起?」

「我還能寫作,就是因為我長期都有工作」關夢南淡然說著這半輩子的日常:補習、教書、寫稿.....倒是寫作,聽起來反而像件可有可無的事。「有時間就寫,沒時間就不寫」。

少年時期始定居香港關夢南認為,香港作家普遍習慣這種沒有讀者、必須工作才能寫作的環境,「所謂溫柔的對抗嘛,就是我們不會覺得難受,寫就寫,不寫就不寫。」

他坦言要在香港當全職作家,幾乎不可能。「就連非常出名的劉以鬯都生活得很辛苦,還是要靠勞力、掙扎才可以寫作。」「這麼頂尖的都生活艱難了,次一等的你可以想像他們的遭遇。」關夢南嘆道。

關夢南還講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唐君毅、牟宗三、錢穆.......他們是幸運的一群,不當全職作家,還可以在學院裡教書。但還有些終日為生活奔波的人。

像是出生於福建泉州的詩人黃燦然,1978 年移居香港,住在貧民窟,當一名製衣廠工人,語言不通,自覺格格不入,一度想過自殺,後來讀夜校、惡補英文,考上大學;90 年代起在《大公報》擔任國際新聞翻譯,近年到深圳從事文學翻譯,也更多時間留給詩。還有來自武漢的詩人王敏,現已專心經營位於旺角的一家樓上書店,不寫了。

如今還留在香港並堅持寫作、有作品的,關夢南一個也數不出。

當年因生活南下的作家,最後又有多少個能在這片土地上找到安身立命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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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倪匡年少時曾當過解放軍及公安成員,50年代先後參與土地改革以及到內蒙開荒,最終在體制內親睹共產黨的腐敗,後來更遭黨內高層誣衊被迫逃港,成為文壇上的反中共標誌。

註2 須文蔚 ,〈【繼續閱讀劉以鬯】促成台港現代主義文藝交流的守門人劉以鬯〉,微批,2018

文/鄭晴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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