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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到底是甚麼?」 專訪中大教授彭麗君

2020/2/10 — 16:47

「當滿街吶喊著『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的時候,到底我們有沒有想過『香港人』是甚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說。

朱耀偉選擇保持距離之際,《香港關鍵詞》作者之一的彭麗君卻走入熱廚房,今年 1 月在台灣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發表工作論文(working paper)——題為〈人民作爲一種修辭?——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中的民主與身份認同〉。

關注身份政治的彭麗君向來帶著距離思考「身份認同」議題。香港「反送中」引發的社會運動浪潮之中,她觀察到「香港人」身份在運動中不斷重新定義,變得豐富多元;但同時,她又憂慮運動過份強調「本土香港人」,可能帶來排外和仇恨。因此,她希望透過書寫,整理思考之餘,帶動社會「不割席」地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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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教授彭麗君

中大教授彭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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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雨傘運動「民現」研究

思考香港人的身份,乃至「人民」,不是突如其來的研究興趣。2014 年雨傘運動結束後,彭麗君開始撰寫新書《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以漢娜·萼蘭(Hannah Arendt)提出的「行動生活」(vita activa) 為主幹,通過「行動是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社會的自由生命所在」的宏旨,析述雨傘運動中「人民」概念的體現(簡稱為「民現」)。

彭麗君新書《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2020 年 2 月出版。

彭麗君新書《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2020 年 2 月出版。

新書寫在 2015 年,去年上半年完稿,彭麗君本以為「可以告一段落」,豈知同年 6 月發生「反送中」引發的一系列社會運動,「民現」這個概念究是否仍然適用?

彭麗君解釋,香港在佔領的狀態中,可見一些特殊的城市文化;在現在「反修例」運動,這些特點既有承繼、亦有變化。今次她在台灣發佈的論文只是一個階段性觀察,但她近月收到很多海外學院邀請,希望聽到她的一手見聞和分析。赴台之前,她曾到美國、加拿大講學,不斷討論這場運動,讓她有機會不斷反思,「活於當下好難抽離不談,加上寫了這本書,令我更加覺得有好大責任」。

定義「人民」,何謂「香港人」?

沿著雨傘運動「民現」的研究,彭麗君在今次「反送中」運動發現香港人身份的有趣之處,香港人的定義「某程度是狹窄了,但某程度亦開闊了」。就像「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一類的口號,她擔心可能進入強調本土而排外的死胡同。另一方面,她又見到許多活於社會邊緣的群體,例如性小眾、南亞裔人等等,因著相近政治主張而納入為「手足」,從而體現香港城市文化多元有活力的一面。更進一步,一些從未在港生活過,但支持這場運動的人,亦被視作為「同路人」,產生類似「精神香港人」的身份。

(立場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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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香港人」到底是甚麼?「人民」到底是甚麼?

「只要我們討論民主,就必定會討論到人民,但我們去問人民是甚麼呢?永遠都找不出絕對的答案。」彭麗君提醒,以「人民」作為號召的人,必須認清「人民」的「修辭」狀態。即如語言學的「符號」,因應語言使者用想要表達的訊息,代入及引伸不同的意涵(connotation),「香港人是好重要的概念,但我也要指出它在語言學上有其空洞之處」。

由此引伸,彭麗君續而質問的是,「香港人」的身份似乎不斷壯大的同時,新移民、難民,甚至「黃絲」眼中的「藍絲」,他們又算不算「香港人」,到最後你要怎樣去處理一些政治價值觀完全不一樣、但又提出到他們與香港有緊密聯繫的人?她對「香港人」定義開闊予以肯定的同時,也反思這點「開闊」的邊際到底可以去到多遠。她相信邊界的重要,但邊界内部卻必須保持多元。多元必然會淡化團結,但多元是民主的基石。如果這個運動最後要犧牲多元,她則沒有辦法接受。

立場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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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批判地「不割席」

彭麗君坦言自己很大程度上認同(identify with)這場「反送中」引起的社會運動,認為社會必須「郁動」才會帶來改變,而香港確實非常需要改變。但她的掙扎更多,以「讀書人」自居的她不諱言,對於抗爭者部分手法未必苟同,「覺得唔係呀嘛,咁都得?唔得呀嘛?咁有問題呀嘛?」

「『唔割席』是好大的功課。」

理念認同,但有些做法又看不過眼,彭麗君強調自己不會贊同(endorse) 。就算面對學生,她也不迴避自己對運動某些手段的批評。但與其不斷內閧、互相指罵,她更希望大家保持溝通,鼓勵各人講出自己的看法,同時也保持開放地聆聽。

中大夏鼎基運動場

中大夏鼎基運動場

「因為大家都好悲情,對於好多事物都看得比較悲觀。我篇論文描述現在香港發生甚麼事之餘,也想找出就那些可行的路出來討論。」

身為評論者和理論者,彭麗君一邊審視現在社會發生甚麼事、行甚麼路,另一方面也繼續發掘非主流卻有價值的聲音。她認為評論人不應只描述、說出現在社會的情況,或指出已經發生和成為事實的東西,更要找出一些可能發展的苗頭,提出不同的可能性(potentiality)。

論文寫在運動未完時,固然有時間局限,但彭麗君認為正正因為運動正在發生,更加需要找出不同路線,讓運動得以正面繼續發展。

學術雖不太重要,但⋯

「為甚麼今次運動如此成功,是因為有好多好多人在他們各自的崗位上一齊努力。」在前線衝的人、參與遊行示威,彭麗君認為全部都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每個人在自己位置上做自己要做的事。她認為學術只是其中一個部分,甚至「一定不是好重要的位置」,但這是她最擅長的事。

《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本月出版,彭麗君連隨到英美講學。她強調,不只自己一個,還有許多香港學者都獲不同的團體邀請到海外分享香港局勢和分析。

「這是我們作為學者唯一可以做的事⋯⋯未必唯一,但這是我做得最好的事。無可能不去做,自己也過不了自己那一關。」

2019 年 12 月,杏花邨「連儂聖誕樹」。

2019 年 12 月,杏花邨「連儂聖誕樹」。

 

文/黎家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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