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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歷史中的幾場疫症(一) — 「香港熱」與「半山區」

2020/1/31 — 15:07

提起憾動香港的疫症,大家第一時間會想起2003年的「沙士」。全城口罩洗手防疫,電視新聞每日報道感染人數。對不少香港人來講,仍然是歷歷在目。事實上,香港歷史上亦曾經發生過幾場疫症,至今仍然在城市中留下痕跡。

比較有名的是始於1894年的香港鼠疫。這場人類史上第三次的鼠疫大流行,起點是雲南。傳至廣州之後很快亦傳到香港。當時香港政府以強硬手段對付。除了隔離患者之外,懲罰不肯接受治療的人(因為當時華人不相信西醫),更加將疫症最為最嚴重的華人聚居地 — 太平山街一帶清拆,亦即是現在的卜公花園。

附近的細菌學檢驗所,亦因應當時的疫情而設立。1903年,基於顧問Edwin Chadwick的意見,政府頒布《醫務衛生及建築條例》,開始規管香港建築物的設計,規定屋宇之間要保持距離,後巷規定要有1.8米的闊度,保持後方廚廁空間的清潔。由此可見,香港建築物條例的建立,起初並非為了樓宇安全而立,而是因應公共衛生的考慮而生。(馬冠堯,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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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政府為了控制鼠疫,強拆太平山街一帶的華人房屋,建成「卜公花園」。

1898年,政府為了控制鼠疫,強拆太平山街一帶的華人房屋,建成「卜公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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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年政府頒布《醫務衛生及建築條例》,規定屋宇之間一定要有1.8 米以上闊以上的後巷。圖為顧問Edwin Chadwick為香港居住環境所作的報告。

1903 年政府頒布《醫務衛生及建築條例》,規定屋宇之間一定要有1.8 米以上闊以上的後巷。圖為顧問Edwin Chadwick為香港居住環境所作的報告。

但其實早在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初期的1840年代,香港就已經受到另一個疫症威脅。1842年,香港正式成為殖民地的前一年,英國遠征部隊指揮官歌賦,已經警告當局,駐守港島的部隊,開始出現發燒的病情。其中以「西角」(今日西營盤)的疫情較為嚴重。歌賦認為,香港的熱帶氣候,加上軍營的擠迫環境,令士兵發燒病倒。但即將成為港督的砵甸乍,仍然於1943年在「西角」一帶,覓地興建駐港部隊的軍營。令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西角一帶後來亦成為華人聚居地 

西角一帶後來亦成為華人聚居地 

當時駐港部隊人數約為1200名歐洲人,以及550名印度、錫蘭、和馬來西亞士兵。而「西角」的駐軍為第55步兵師的左營部隊,為數大約5百人,全為歐藉士兵。1843年5月至7月,408名入院士兵之中,有大約300人發燒。亦即是說,香港在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的1843年6月期間,一直都是處於不明疫症的陰霾之下。

此時歐洲的細菌學說仍然未被建立。醫學界對細菌感染的致病原理完全沒有認識。殖民當局認為,士兵發燒是因為軍營建築,欠缺足夠通風,而令士兵在炎熱的天氣下過熱發燒。為了應付病情,軍方關閉了軍營,將健康的士兵轉移到船上,病倒的士兵就轉到醫院船治療 。希望較涼快的海洋可以控制病情。但此舉仍然無阻病情在陸地上的擴散。由5月至11月期間,香港多達24%的軍人和10%的歐藉人士喪生。疫情亦因為香港而得名「香港熱」(”Hong Kong Fever”)。

當時的醫學界和港府,並未知道「香港熱」背後,就是由蚊子傳播的瘧疾。1843年香港政府下令暫停所有房屋的建築,以待「南京條約」簽署後,當局改革香港的賣地政策。有學者認為,此舉加重了瘧疾的傳播,因為閒置的建築地盤成為蚊子滋生的好地方。(Cowell, 2013) 雖然當局不明白病理,但亦觀察到污水問題和炎熱天氣,似乎和疫症的流行有關。因此改變了慣用的建築設計,更加着重通風和保持乾爽,建築物之間亦要保持適當距離。

「中等海拔高度」(”moderately elevated location”) 的海軍醫院。(Seamen's Hospital, 1843)

「中等海拔高度」(”moderately elevated location”) 的海軍醫院。(Seamen's Hospital, 1843)

海軍當局亦提出,需要在一個「中等海拔高度」(”moderately elevated location”) 的地方興建醫院。因為有統計數字指出,位於高海拔地段的監獄,在1843年的疫症中,染病人數較平地少。似乎距離海平面越高,對保障健康有幫助。而此「中等海拔高度」的所在地,亦即是後來中上環荷里活道以南一帶,被稱為「半山」”Mid-Levels” 的原因。而原本居於半山上市(Upper Bazaar)一帶的華人,亦因為殖民地政府收回土地和賣地建屋,供歐藉人仕居住,而搬遷到太平山街一帶。他們不知道的是,此舉營造了一個擠迫的居住環境,為50年的鼠疫爆發,埋下了一個計時炸彈。

1894年的鼠疫,一直至1960年代才告终結。此時,香港的公共衛生威脅,已經由鼠疫,轉為肺癆病。

(待續)

References:

Cowell, Christopher. "The Hong Kong Fever of 1843: Collective Trauma and the Reconfiguring of Colonial Space." Modern Asian Studies 47, no. 2 (2013): 329-64.

馬冠堯. 戰後到回歸前香港結構工程規範發展的探討.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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