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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關鍵詞:想像新未來》 導言

2019/1/12 — 0:43

編按:本文為《香港關鍵詞:想像新未來》編者朱耀偉教授所撰寫的導言。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相關文檔。(《香港關鍵詞:想像新未來》代序

2016 年6月,香港大學香港研究課程主辦題為「關鍵詞:香港理論詞彙」的工作坊,會上有超過二十位來自不同系科的專家學者發表報告。工作坊經費由香港大學的策略性研究(Strategic Research Themes)「中國與西方研究」計劃資助,特此誌謝。工作坊意念來自曾經主辦「臺灣理論關鍵詞工作坊」的史書美,對她無私的支持和指導,併此謹致謝忱。為延續、深化相關討論並建構論述平台,會後特就「香港關鍵詞」的主題徵集論文,冀求結集成書,以建立香港批評論述的新方向和新典範。香港有獨特的歷史,既是特別行政區也曾是殖民地,一直以來是不同文化碰撞交會之地,具有建構批評論述的豐厚潛力。雖然如此,香港論述在學院久被忽視,回歸以來更因中國崛起而被進一步邊緣化。過去十多年間,香港社會文化經歷巨大變化,我們有機會利用對全球、本土、國族等議題的全新體驗,從不同角度省思全球化、中國崛起等重要理論議題。理論生產走向全球化,再加上中國論述興起,香港有必要重新想像未來發展,建立自己的理論,並回應、啓發和挑戰主導批評論述。我們冀望透過本書朝這方向踏出重要一步。

本書嘗試以不同關鍵詞探論香港理論的可能性,編輯過程中特別注意以下三個重點。首先,「關鍵詞」意涵複雜,難以確切界定,本書採匹茲堡大學和劍橋大學合辦的「關鍵詞計劃」(“Keywords Project”)的說法為權宜定義:「能夠相互連結但又時有衝突,蘊含常被質疑的當代意涵」,「在社會上有顯著影響力」的字詞。誠如計劃負責人所言,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處理方法如今依然適用,而有關「關鍵詞」的不同爭論及成為「關鍵詞」的準則,詳見「關鍵詞計劃」的網頁。(註:1) 這裏只想集中提及網頁強調的兩種誤解:歷史轉變及一詞多義的問題。前者指字詞意義往往隨時日而變(如「gay」),後者則指有些字詞會有多種意涵(如「liberal」),所以有必要不斷發展和界定。比方,後九一一世界的政治地緣結構及體制已有深層轉變,威廉斯年代的關鍵詞與文化及社會的關係亦自然有所不同了。(註:2)以香港的情況來說,回歸二十周年之際,北京和香港的關係亦有所不同,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所說:「全國各族人民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團結奮鬥。不斷推進『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註:3) 中國的崛起,對世界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文化影響深遠,香港對此自然感受深刻。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前後,香港自有新關鍵詞,而舊關鍵詞意涵亦會有不同轉變。再者,正如「臺灣理論關鍵詞工作坊」所說:「依據在地就是全球的主張,『臺灣理論關鍵詞』除了探討臺灣的特殊性之外,也希望提供從特殊性跨越到一般性的途徑,以期對更廣闊的世界理論對話有所貢獻」。(註:4) 然而,臺灣和香港歷史文化迥異,對如何從特殊性跨越到一般性的問題亦自有不同看法,本書並不視香港理論為狹隘的地區研究,而嘗試讓理論面向世界,在全球、在本地、在國族的微妙關係中想像香港的未來。借呂大樂的話來說:「19世紀中也好,現在也好,香港其實一直在更大的國際舞台上有一席位。我們要看到自己的全球定位,否則十分可惜。」(註:5) 準此,有關香港的關鍵詞同時具備普世及特殊意涵,既適用於香港的具體脈絡,也能回應世界理論。比方,有關香港特性的關鍵詞務必與當代批評論述對話,而有關普世理論的關鍵詞則要落實於香港在地情境(如以具體香港文化、社會或歷史事件為例)。我們明白狹隘的想像容易流於地區主義,離地的論述難以甩脫陳腔濫調,本書鼓勵以理論角度深入探索在地問題,而非單單是表面的地方採樣或抽離的理論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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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身是多元混雜的城市,而本書作者來自不同學術領域,各有專精,審視香港的角度自然有所不同,所選關鍵詞亦紛繁交錯,若即若離難以歸類。為了方便讀者閱讀,雖然當中難免會有重疊之處,還是決定權宜的分為五大類。誠如生於倫敦,成長於美國羅德島的印裔女作家拉希莉(Jhumpa Lahiri)所言:「語言、身分、地方、家園,一體多面,其實是歸屬和不歸屬的不同元素。」(註:6) 本書以語言、身分、地方 / 家園為基礎,加上歷史、國族這兩個近年香港社會關注的課題,藉此從不同角度探論香港。分類本身必然包含某種先見及詮釋,若這能夠引起有關香港的不同討論,未嘗不算達成了初步任務。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已過,轉眼2047說遠不遠,在這個關鍵時刻,這些關鍵詞對我們如何想像未來或可起關鍵作用。

「語言」部分先從「母語」談起,胡傑(Christopher Hutton)和陶慧怡釐清了母語這個概念的一個關鍵假設:「母語是從家庭環境中透過非正式和自發的渠道學到,原型是來自於母親在早期和兒童的親密關係中的接合。」作者繼而從母語的觀念引申到語言民族主義(linguistic nationalism),指出母語(至少作為一個政治術語)是最近才加入中國詞彙的。在香港的獨特語言環境中,母語「跟普通話與國家建設有關的語言形成對比」。不同世代對此亦有不同理解,誠如作者所言,對司徒華那一代的中國民族主義支持者來說,「中文的承認意味着同時使用口語廣東話和現代書面中文」。然而,近年人們對廣東話的看法已有所不同,要令香港融入中國更廣泛的民族政治結構,就有必要兼顧母語這個概念的複雜意涵及其「強大的情感和意識形態的特別之處」。除了廣東話之外,英語在香港自然同樣重要。香港素以文化混雜馳名,語言混雜亦有其獨特之處。何漪漣按「類英語語系」闡述香港語言運用的一大特點,揭示混成詞組某些組成部分其實借用了或變異自英語。「類英語語系」帶出這種語言組成易見於發音、文法、字義等不同語言層面的重點,而且「無論在正統或非正統語境皆可見其影蹤」,充分體現了語言混雜的靈活創意和不同可能性。再者,此等香港「類英語語系」詞組卻未如一般理論發展成「英語語系」,反而得要變成更加在地。「類英語語系」是香港語言不可或缺的關鍵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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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碼混用」往往是體現了語言混雜的另一種可能性。反諷的是,香港政府官員只重「語言純粹主義」,一直深信「語碼混用」會對語言教育產生不良影響,並批之為教育問題的罪魁禍首,信僞為真,錯認雙語課堂實踐為學習難題的主因。練美兒及李楚成拆解這個迷思,在文中以具體倒證配合深入分析,匡正人們對「語碼混用」的誤解,為其去污名化。作者論證「語碼混用」是香港的重要語言資源,眾聲喧嘩正是最有效和別開生面的傳意方式和創意資源。本文不但有效「逆轉主流媒體和官方話語賦予『語碼混用』的消極含義」,重申純粹主義往往只是鞏固既有社會制度的迷思。黎國威「語言代碼」與以上兩個關鍵詞一脈相通,從教育局將廣東話視為非法定語言的「方言」的語言事件被轉化成「類政治事件」說起,從語言和文字的角度反思何謂「本土」,提醒讀者語言邊界有時會被偷換為政治邊界。文中引述了香港近年一些惹人爭議的語言事件,最後論定「香港話」既有中國性也有駁雜性,與普通話有所不同,「可以是『華語語系』(Sinophone)大傘下的分支」。文中刻意以「語碼」這個雙關語—電腦程式語言和語言的混合性質—為切入點,不但論及數碼技術保育「香港話」的嘗試,也旁通數碼技術在建構香港主體性時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對語言和身分在數碼時代的關係有別具心思的說明。

「語言、歷史之所以可貴,是因二者都是先民長期創造積累下來的。」(註:7) 香港獨特的歷史發展,亦至為關鍵。高馬可(John M.Carroll)瞄準「實用主義」,不但剖明這個「代表了殖民時期和後殖民時期香港的最好與最壞」的關鍵詞,更重要的是借「實用主義」的歷史軌跡,以一個「非懷舊的角度」重新探索香港歷史。誠如作者所言,近年不少人以懷舊的角度回顧香港歷史,「實用主義」這個關鍵詞揭櫫一些有關香港歷史的「傳說」。比方,「實用主義」可以用來重新解釋「為何在殖民地初期及其後一直沒有太多人關注政治代表性的問題」,也可以讓我們理解華人精英商人的冒起,以至六七暴動及其餘波等重要問題。作者更以威廉斯「他們說的是不同的語言」來描述戰後英國社會狀況為例,聲稱不論政治取向的香港人都應該繼續維持「實用主義」的務實傳統,「一國兩制」才能運行無阻。同樣嘗試重新審視香港的歷史發展,張展鴻「1957」則受黃仁宇巨著《萬曆十五年》啓發,嘗試以一個看似平凡的年份突顯香港社會變遷的關鍵時刻。表面看來,1957不像1967 或1997般是香港歷史的關鍵年份,但文中視之為冷戰時代終結,因而是英殖民政府決心留港治港的象徵。自此英殖民政府開始啓動發展香港社會民生的計劃,包括制定長遠的房屋政策,借提高整體生活水平而令社會穩定,日後香港輕工業發展亦因而受惠。文中亦以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作為殖民管治的分水嶺,其後獨立的新加坡後來也發展成香港的主要競爭者。作者又審視了1957年一些看似不太重要的事件(如香港旅遊協會成立代表着香港旅遊業啓航等),重新理解它們在香港歷史的位置。作者的結論是,1957可能是香港的萬曆十五年,「不單是香港戰後社會發展的重新啓動的起點,而且更重要的是作為香港文化建設和社會工程的藍圖」。

另外三個與歷史有關的關鍵詞則分別從法治、大眾文化及文化政策三方面探論香港。吳海傑「法治.戀殖」從歷史角度解構一些殖民歷史學家建構的香港法治歷史神話,提醒讀者別將殖民時代過分浪漫化。作者相信建基於檔案史料的法律史,對如何理解英國法律在香港歷史的角色至為重要。誠如作者所言,香港人在英治最後階段才「被安排」享有前所未有的人權、自由和法治保護。他以1919年學生雨傘運動時為例,輔以港英政府新聞審查系統的具體例證,指出「無論香港的司法如何被理想化為能夠獨立於管治當局而存在,其運作難與政治、地緣局勢和權力結構隔離」。易言之,香港未來的普通法法治,靠的並非戀殖式的港英法治神話,而是香港人對人權、自由和法治保護的不斷爭取。周雲龍「欲望香港」則回顧香港大眾娛樂文化在1980年代中後期「北上」內地的一段歷史,把內地作為理解香港的一個參照框架,為香港研究提供另一個關鍵角度。文中以這段「欲望香港」的「他者」歷史描畫出一幅「由香港娛樂文化碎片拼起來的活色生香的香港圖像」,最重要的是當時內地正值文化社會大轉型,因此成為中國的欲望自我的「扭曲呈現」。時移世易,在中國崛起的年代「北上」的香港娛樂文化已今非昔比,但「思考目前中國內地相對成熟的文化市場時,那段『欲望香港』的歷史便會再度浮出水面」。對香港研究而言,那段「欲望香港」的歷史與內地文化社會的微妙關係,未嘗不可作為有效的參照框架。香港大眾文化的發展,與文化政策或多或少也有關係。何建宗以「模稜兩可」探討在政權移交前後,香港的文化政策如何調和平衡政治和經濟的一段歷史,嘗試在當下政治經濟的脈絡中梳理文化政策怎樣回應後殖民性的需要。作者認為回歸前後兩個政權的香港文化政策皆「模稜兩可」,而此又可按「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新公共管理模式」等觀念再加解析。殖民前後香港的政治經濟狀況千頭萬緒,作者以文化政策為重點,借巴巴(Homi Bhabha)「模稜兩可」(ambivalence)的概念切入思考香港文化政策的殖民與後殖民性,可以從另一角度揭示這段歷史那種「持續而非斷裂的政治糾纏」。

語言及歷史都難免與國族的觀念有關,而此亦正為近年香港經常熱烈討論的議題。陳冠中提出「一中多制」這個有待建構,但卻是現實可行的「跨政制跨主權憲政體」理念,嘗試在「一國兩制」之外另闢蹊徑。一個中國是否專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包括中華民國的問題,「是互不相讓的死結」,作者提議以「中」代「國」,藉此甩脫「這個名相所造成兩個共和國憲政法統的難題與兩岸身分認同的糾纏」。按作者的構思,「多制」指的是不同政制在明文制憲的安排下,和平共存於一中政體之內。作者曾在三地生活,明白這個主張有理想成分,但也是「有現實基礎的規範性的區域政治解決方案」。本文討論的主要對象為臺灣,但「民族多元一體,政治多制一中」的想法,對香港亦具重大的啓示作用。「城邦」亦是近年香港社會熱烈討論的課題之一,彭麗君不避爭議以此為題,回溯這個關鍵詞的意涵的歷史嬗變,目的是「思考在全球主義下,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如何在世界、國家和本土中自處」。作者從古希臘和羅馬帝國的獨特政治結構論到陳雲惹人熱議的城邦論,帶出不同論述將此觀念挪為己用的不同考量。作者相信大部分香港人不會選擇極端的封閉或極端的開放,因此在文中對「城邦」條分縷析,重新在香港的語境下思考如何透過這個概念為「高度自治」提供想像空間和歷史材料。「與其要建立一個不變的理想烏托邦,我們不如思考如何在永遠不為人所掌握的歷史中,嘗試建立一道有各種裂口的圍牆」,本文結論對香港研究可說別有意義。

回歸二十年後,這邊廂,國家官員認定香港人心未回歸,有必要加强國族認同;那邊廂,有人鼓吹「去中國化」,從而鞏固本土身分。吳國坤「洗腦考掘學」從另一個角度考量「洗腦」(brainwashing),將這個因2012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而常為人談論的觀念導回冷戰文化和現代心理學的脈絡。作者引論美國記者愛德華.洪德(Edward Hunter)《洗腦》(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The Calculated Destruction of Men’s Minds)一書,並就此闡述「洗腦」如何被翻譯成其他亞洲語言,以及「在美國本地和海外(亦即亞洲)印刷媒體和大眾傳播領域的流傳和推廣」,結果「成為一種政治及文化的流行語言」。要言之,冷戰時期,洗腦往往「被想像成共產政權在進行『思想控制』時所採用的一些『方法』」,文中對此作出細緻的說明,令讀者明白這個關鍵詞如何彰顯近年香港「人們之間的猜忌和恐懼」。梁淑雯「國族身分」則認為香港人國族身分獨特,國族認同與本土意識有着一種微妙關係。文中借程美寶的「愛國必先建基於愛鄉」論述,嘗試打破「國族性」(nationality)和「本土性」(locality)二元對立關係。作者以諸如70 年代的「認中關社」為例,說明「香港的中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相互關係,藉此論證「國族性」和「本土性」並非處於非此即彼的狀態。循此,作者認為香港身分不應「去中國化」,而是讓「國族性」被「本土性」吸收、挪用以及轉化,並就此「發展出一種論述香港的方法」。陳永傑「國惑」也是按國族的脈絡作出省思,但重點在於探討「香港獨特的殖民及後殖民性對家國想像的衝擊」。香港的殖民歷史難免令國家觀念模糊,回歸後「國家重構」(renationalization)亦未有效令港人信服。國家與特別行政區的「邊界」,為香港作為中國性的複數(Chinesenesses)奠下地緣政治基礎,(再)國族化、國家重構以及文化劃一性因此充滿疑問。作者提出「國惑」的觀念填補國族化的不足,同時也以之作為批判策略,重新審視去殖民化及國家重構兩者的關係,並進一步深化及放大種族、性別、語言及政治層面底下的差異與區別。

國族和本土的關係,可以進一步引申到地方作為家園的方向思考。有關地方的問題,在羅貴祥「De–地」有別開生面的省思。文中先從「香港地」這個俗語中「地」字的意思論起,從現代國家主權、帝國主義歷史以至新唯物論的角度思考土地對人類主體的呼喚,再由「地」的多重意涵引申到讀音類似的英文前綴詞「de–」。眾所周知,「de–」有逆向、去除、否定、源於、衍出等意思,作者的跨文化洞見在於借「De–地」這個既名副其實在地而又具理論潛能的觀念解放對土地的多層理解,並藉此進一步呼召新論述。就地說起,文中不但涉及生態、環保、消費等不同重要議題,最重要的是為土地在後九七香港改變世界的可能性建構了有效的理論框架。「本土」、「本地」與「在地」意思相近,近年在香港卻因不同論述的不同挪用而有着微妙的區別。顧名思義,胡婉慧「在(本〔土〕)地」一文就這幾個觀念探討「本土」這個近年極惹爭議的觀念,分析其「在多重中介(re-mediation)、不同勢力互相影響下的可讀性」。作者質疑,本土性或可被視作複數,變成集同義與差異於一身的理論契機,但面對作為具複數的本土性之時,「大家的話語權是否均等?」換句話說,強勢論述會否覆蓋弱勢聲音?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提出後殖民論述的著名問題:弱勢能否發聲?不揣複雜的「在(本〔土〕)地」,正是提醒我們,對本土論述的多重聲音,有必要不斷重新批判和重複反思。

「自治」是「一國兩制」的要素,「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是否變形,卻是近年的重要課題,爭議往往卻立場先行。在這個重要時刻,方志恒按歷史政治理論重新審視「自治」,為讀者提供一個學術角度,有助深化相關討論。文中指出,2003年香港見證50萬人大遊行之後,北京對港政策改變,「由原來之不干預路線,改為實行『國家建構國族主義』」,「權在中央」的新論述模式引發了一種守護本土的「邊陲國族主義」(peripheral nationalism)。作者重申:「自治是一種憲制安排,讓種族或地域社羣,能夠在一個國家的整體法律秩序下,不受其他國家機關的介入,獨立地行使其行政、立法及司法功能。」「自治」也因此可以說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香港生活方式以至文化身分不變的保證。變與不變的問題,還得多作思考另加想像。西西名作《浮城誌異》有一座懸浮在半空,既不上升,也不下沉的「浮城」,80年代香港面對九七的不確定性,焦慮不安令我城懸浮半空。余麗文「浮城」再讀此作,强調浮城重點在浮(動)的狀態,若將之定位為一種穩定的論述,反而會限制其所隱含的動力。作者以「浮城」為關鍵詞,揭示了城中人的無助及不安原來未曾減退,對歷史未能掌握的無力感或許與日俱增。文中重提「在浮城生活,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還要靠意志和信心」,作者目的在於指出,穩定看似重要,但勇氣、意志和信心其實繫於浮城的流動性及可塑性,「浮城」所指向的「開啓的狀態,也是對混亂、不穩定的一種想像」。岑學敏同樣重新審視我城,但重點在於其作為「港口城市」的獨特位置及歷史。香港的殖民歷史以至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與其曾經作為「大英帝國位於印度和中國的航道的一個殖民港口城市」密不可分,但特區政府、中國國族主義者以至本土右翼往往對此視而不見。正面面對這段歷史,不但有助梳理及反思香港的殖民經驗,更下以借如國族、多元文化、族羣政治等相關議題「開拓思考與其他地方聯繫、參照的可能」。作者更進一步提出以「港口城市」作為方法,「落實以在地 / 本土而非國家作為參照的基本單位」,同時亦可讓香港參照亞洲其他港口城市,「探究多元文化和文化混雜的未來」。

以上關鍵詞其實都可說與身分認同有不同程度的關係,最後部分所收的關鍵詞,則主要在於解放香港多元的身分認同。香港常被視作國際大都市,但在「陌生者」(stranger)這個課題上,卻被陳錦榮(John Nguyet Erni)一語道破了其不尋常的沉默。陳錦榮提醒我們,過去二十年香港的民主政治發展其實與陌生者身分(strangeridentities)息息相關。他以「種族劃分主義」(racialism)揭示香港對於種族的歷史健忘症,批評香港在這方面竟遠不如其他以全球為中心的華人城市,而被本土華人視作理所當然的所謂「溫和」種族陌生化,其實源於「種族劃分主義」。要作為名正言順的國際大都市,香港不能再「去種族化」,還要徹底改變有關種族和種族主義的公共或家庭教育政策,以及「對抗以家庭團結作招徠的種族劃分主義者而來的文化自滿」。與「種族劃分主義」一脈相承,「抽離式多元文化主義」目的也在於為香港的多元文化敲響警號。徐渭芝以「抽離式多元文化義」概括一種以香港為優先的抽象建構,本質上脫離了多元文化主義的運作邏輯。文中批評香港的多元文化其實是抽離式的,傳统的「自由多元文化主義」或「共產多元文化主義」都不足以作為理解香港多元文化的理論框架。「抽離式多元文化主義」在社會層面上因鼓吹以主流文化為優先,而令不同羣體的割離變得看似合理,在教育層面上亦因政策導致教育隔離而令教育工作者未能掌握多元文化教學要義。這種抽離式的態度塑造了一個虛妄的多元文化景觀,作為國際大都市,香港有必要反思如何重新正視其多元文化。香港文化雖以多元並濟為傲,對性別身分的看法卻殊不開放。黃家軒「同志 / Queer」不但强調香港同志羣體政治的重要性,更希望論證「酷兒(queer)歷史是香港的歷史、酷兒的政治是香港政治、酷兒理論是香港理論」。文中首先揭示香港或比較弱小的亞洲地區在酷兒理論架構會被邊緣化的問題,繼而提出有必要「從香港論述的角度去思考『酷兒性』,以及其相互轉化潛在力」。作為少數論述,香港論述和酷兒論述對真偽和本質主義都同樣持批判態度,也正如作者所說,不論香港或同志的身分政治,都「不能被預先推定及定型」,故「酷兒理論是香港理論」。

除了文化身分之外,政治近年亦變得越來越為港人注視,獨特的政治身分亦令「香港人」的觀念更為複雜。鄧鍵一的「民意」觸及了香港政治弔詭的一面,而此可說與較普遍的身分認同有關:對沒有真正民主的香港社會來說,雖然民意無法直接影響非民選的行政機關,它所佔的位置卻十分重要。在香港這個一向被視為「無民主,有自由」的城市,民意調查近年往往「被集體挪用成為民主制度的代替品」,換句話也可說是香港與內地不同的其中一種身分區別。作者提醒我們,民意政治固然是「香港政治的重要風景」,但公共輿論要發揮影響力,「活躍的公民社會及有利民意整合的政府–社會關係俱不可少」。弔詭的是,要是民意只單單被演繹為民主制度的代替品,要在公民社會建立活躍的公共輿論卻殊不容易。如文中所言,「民意的挪用價值也不會輕易消退」,在未有真正民主的香港社會,我們有必要對建制內外的不同挪用保持警覺。李祖喬則集中論述其中一種政治身分。「左膠」是近年新興的關鍵詞,由「膠」(「愚蠢」的意思,源自粵語粗話諧音)發展出來,指「愚蠢的左翼分子」或「愚蠢的左翼思維或行為」。作者辨析「左膠」三種既可互相重疊也可互不相干的意義:政治立場、政治情感及政治行動方式。「左膠」在近年香港政治論述佔重要位置,與傳統的「左翼」和「左派」含義及政治意念都有不同,或可引申為其中一種香港政治論述身分。作者在文中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問題:「一個在歷史上主要靠『反左』來建立身分的族羣」,「如何可以擺脫此負面標籤」,又「有沒有可能包納左翼的思想及其各種實驗,反而強化自己」?香港政治論述未來發展,與作者提出的身分省思有密切關係。

本書以「青春」作結,在於近年經常聽到香港文化衰老以至死亡的說法。周耀輝以「青春」為香港的關鍵詞,因為「青春」是不同文化產品的常見主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召喚重新生產文化的不同可能性。文中羅列了《彩色青春》、《烈火青春》等著名例子,指出「青春」其實在不同年代都有以不同方式呼應香港大事。本文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再解讀「青春」,瞄準它在語義和美學之外的政治潛能。「青春」不應囿於個人、生理,也可是「一種看待時間的方法,從而再與空間以至我們的城市角力起來」。作者之卓見在於視「青春」為時間政治,就算不是年輕人也可以繼續保存年輕人的特質:「重點在年輕,保持年輕、擁有夢想、追逐夢想」。「趁我們還有青春,趁青春還有我們」,不但是香港,也是生關鍵所在。

最後,且讓我藉此篇幅交代編輯本書時的一些想法。文化及研究的傳承是近年香港至為關鍵的問題,探論香港關鍵詞,傳承難免是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本書集資深新晉學者的不同看法,正是要體現「傳承」這個關鍵詞對香港未來的重要性。香港研究治學應不分畛域,學院內外亦要交流互動。本書讀者對象以大學生及文化工作者為主,旁及中學師生及對香港文化有興趣人士,因此理論與實例並重。正如上文所述,作者學術背景和專業領域有異,行文風格難免不一,為求多元並濟,本書決定盡量保留差異,文章字數亦未刻意統一。此外,為確保學術出版品質,所有文稿都經匿名評審,對各位評審在百忙中拔筆相助,特此敬申謝忱。周蕾教授不但在編審過程中提供寶貴意見,更慨允賜序,真係感激不盡。佢特登用廣東話寫嘅序啱晒香港,簡直冇得頂!本書即將付梓之際,已距工作坊超過兩年,期間香港風雲幻變,如書中部分內容未夠緊貼時勢,當為編者之責。

朱耀偉

2018 年2 月初稿,2018 年11 月最後修訂於香港

 

註釋

1.  詳參「關鍵詞計劃」的網頁,http://keywords.pitt.edu/whatis.html (擷取日期:2018年2月14日)。同時可參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Revised Edi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及 Tony Bennett, Lawrence Grossberg & Meaghan Morris (eds.), New Keywords: 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Oxford and Malden: Blackwell, 2005)。

2. 詳參「關鍵詞計劃」的網頁。

3. 引自〈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新華網》,2017年7月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7/01/c_1121247124.htm(擷取日期:2018年2月14日)。

4. 詳參「臺灣理論關鍵詞2016工作坊」徵稿,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網站,http://ts.ntu.edu.tw/e_paper/e_paper_c.php?SID=252(擷取日期:2018年2月14日)。

5. Tai-lok Lui, “A Future Un-anticipated﹕Hong Kong Society at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Its Return to China,”引自〈日本人怎樣研究香港:記立教大學香港研討會〉,《立場新聞》,2017年12月21日,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 日本人怎樣研究香港- 記立教大學香港研討會/(擷取日期:2018年2月14日)。

6. Somak Ghoshal, “Jhumpa Lahiri: A Writer without a Real Language,” HindustanTimes, Jan 31, 2014,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books/jhumpa-lahiri-awriter-without-a-real-language/story-Cc32j1SY2bXvnb3QVSIDgJ.html (擷取日期:2018年2月14日)。

7. 王汎森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3),頁99。

(《香港關鍵詞:想像新未來》,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共336頁,平裝,定價港幣每本 135元,各大書局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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