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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age Story》— 愛情中的犧牲品與劊子手

2019/12/23 — 14:16

關於婚姻破碎這個題材的電影不少,《Marriage Story》不旨在告訴人們婚姻神聖的符號價值,而在於它的工具價值。在開首配襯獨白的Randy Newman招牌輕柔爵士樂播完之後,童話般的婚姻幻象頃刻間破滅。從婚書到分書的關係,徹頭徹尾是一場交易,它是社會的產物,所關心的是資產分配,並無別的。切斷制度上的關係,愛是否仍然可能?

開首二人各自寫給對方的信件沒有被朗讀出來,那一封不能抵達其目的地的信,如同Charlie與Nicole隱藏在習慣之下的愛意,像同樣擅於隱藏情意的《Call me by your name》中說到的海德格認為遮蔽性構成了事物的存在方式。隨著離婚官司越鬧越大,越來越覆水難收,這場遮蔽與揭示的遊戲,走入了語言本身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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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對婚姻的「一生一世」、「貧富與共」的修辭顯然把人們對愛情的印象釘死了在某個崇高的位置,法律的語言為婚姻裝上邊框,持續地把愛情塑造成契約關係。當Charlie和Nicole在Nora的律師樓上聽著那關於「discussion」/「deal」的字面義上斟酌,或是在法庭上雙方律師舉出種種關於他/她的犧牲/貢獻的辭令,甚至在那場互相咒罵的高潮戲中,顯露出語言既複雜卻匱乏,命名界線切斷了生活的經驗,種種化約與遮蔽令人無法觸及難以說明的遭遇和精神狀態,使他們陷入被分離又引向自身的縫隙,萬語千言,唯有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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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欲表達卻又鋒利的語言刺向狼狽的感情,律師和主角二人在她/他的事情上不斷切割,譬如他的獎金、她的劇集收入,甚或他的與Henry共聚的周末、她的梳化,關係因為官司而變成種種財產以及被抽離語境的證言。人情成了債項,雙方不管那千瘡百孔來翻舊帳。結盟皆因生存需要,生物人類學家Terrence Deacon提出婚姻概念可能先於政府出現,我們那些富創造力的祖先在為生存而戰時,可能已經使用結婚戒指的類似物,讓男性在外出打獵時能夠有勇氣面對充滿威脅的狩獵環境,維持社群和諧,因為生存需要而發明出賴以寄託的文化符號。

考古學家Steven Mithen更指早期的語言之所以形成,是由於在日漸擴大的生活群體中,人們難以用以往的相互身體接觸來維繫感情,需要借助語言。同時,為了在溝通之中將自己和他人區分開來,人們於是發展出代名詞(pronoun),一併把擁有物區分開來。而歷史學家Stephanie Coontz在《Marriage, a history》中就追溯婚姻定義的演變,從18世紀前廣受推崇的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以至跨族聯姻、自由戀愛,出於壯大氏族、提升社經地位等是常見的事。她以美國為例,在二十世紀中期制定的《社會保障法》賦予已婚者額外的福利和保障,以提供鼓勵人們履行家庭義務的動機。如同過往的歷史,無論是否政府干預下的產物,聯姻結盟目的是資源再分配。這個被遮蔽在婚姻一字之下的意圖,因為其終結亦必須現代政府的介入而揭露無遺。

戀人的辭令讓他們既為受害者,亦同時是劊子手。Charlie與Nicole的關係伴隨著狠毒的咒罵已然走到無法挽回的盡頭,但也是讓他們意識到必須力挽狂瀾的開端。回應開首,信件因著朗讀而從接收者漂移到發送者Nicole那處,即使沒有被說明,那些撇去了婚姻邊框的愛意,無關資產分配,亦始終流湍在淚光打轉的眼框之下,隱藏在Charlie接受的駐留創作計劃之下,Charlie之於Nicole是那個“will never stop loving, even though it doesn't make sense anymore”的人,而Nicole之於Charlie還是”someone to pull you up short and put you through hell”。

引錄 Roland Barthes 的《A Lover’s Discourse》的一節:

「我們是自己的魔鬼:

有股確切的力將我的語言曳向不幸,曳向自我摧殘:我的表達狀態猶如旋轉的飛輪:語言轉動著,一切現實的權宜之計都拋在腦後。我設法對自己作惡,將自己逐出自己的天堂,竭盡全力臆造出種種能傷害自己的意象(妒嫉、被遺棄、受辱等等);我還使創痕保持開放,用別的意象來維持它、滋養它,直至出現另一個傷口來轉移我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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