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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 — 他們代表芝加哥學派嗎?

2021/1/20 — 10:19

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Credit: thefamoushouse.com, CC SA 4.0)

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Credit: thefamoushouse.com, CC SA 4.0)

Y.t. Chan 先生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大力批評「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其中兩篇引用了我〈探討【聖誕前讓愛人生活如常 — 與袁國勇教授商榷】一文的漏洞〉一文中,關於抗疫和測試政策的分析。我讀了 Y.t. Chan 君的文章系列後,也想 add my 2 cents。

和 Y.t. Chan 君一樣,我對現在香港芝加哥學派的論點,很有保留。但是,吊詭的是,我的學術出身,也算是芝加哥學派的傳人。我 1980 年代在 UCLA 讀管理學博士,UCLA 管理學院和經濟系差不多是孖生兄弟,都是高舉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上,UCLA 基本上是芝加哥學派的分舵,暱稱為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Los Angeles。芝加哥學派香港分舵的開舵香主張五常,也是在 UCLA 博士畢業的,輩份上是我的師兄。張五常其實只在芝加哥大學做了兩年 Post-doc。雷鼎鳴也不是芝加哥博士畢業(他是芝大本科),他和練乙錚一樣,都是明尼蘇達大學的經濟學博士。我和芝加哥學派另一個更直接的關係,是我的博士導師 Clay Sprowls 教授(已過身),就是芝加哥經濟和統計系博士畢業。

現在香港的芝加哥學派,開口閉口就是「自由市場」。自由市場,是他們無堅不摧的神器,也是金剛不壞的護身符,永遠不會失敗。但是,我所讀過的經濟學,卻令我覺得芝加哥學派不是這麼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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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利民處理市場失效和界外效應

芝加哥學派的 Icon,1976 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是自由市場的首席推銷員。但是,佛老從來沒有暗示或明示自由市場是萬能,不會失敗。反而在他的研究中,大量討論到當市場失敗(Market Failure)時,什麼是最好的補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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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利民處理市場失效的核心理論,是補救方法所需要的代價,不能高於市場失效帶來的損失。他非常反對的,是政府以行政管制來處理市場失效,因為政府管制的成本,往往是非常之高。如果說處理問題的代價,不能高於問題帶來的損失,這點我很同意。在醫學上,The Treatment Cannot be Worse Than The Disease。

佛老最常用的例子是廢氣排放。當廢氣污染環境的時候,代價就由附近的居民承擔。這是經典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問題。佛老反對政府直接管制排污,例如每間工廠需要什麼設備,或者限制排放什麼數量的污染氣體等。因為他認為這些控制的代價太高,帶來的傷害更大。

但是,佛利民並不是主張完全放任不管。他也不是說「市場」可以處理這問題,不同一些市場萬能派說的,消費者如果真的關心環境,就會願意付高一些價錢,買低污染工廠出產的商品,所以自由市場已經足夠。這是完全不顧資訊不流通,和界外效應。因為一個普通的消費者,不會知道工廠排放廢氣的細節(資訊不平衡)。購買工廠商品的,和被污染空氣影響的,也不是同一群人(界外效應)。

對處理排污,佛利民支持污染稅。現在芝加哥學派的學者再分析他的理論後,則認為佛利民首選的方法會是自由買賣排放配額(Emission Quota)

無論是抽稅,還是排放配額買賣,都需要政府領導(特別澄清:我說的政府不是指獨裁式的「行政主導」,而是指經過社會合約成立,互相制衡的行政/立法/司法架構。否則貪污,長官意志等會破壞所有理性分析。)政府主導收稅不辯自明。排污配額買賣,也必須由政府帶頭。這是因為買賣前,必須先制訂出總排污限量,這就需要由政府進行。定出限量後,維持一個公開公平的配額買賣市場運作,和確保各工廠不會超配額排放,都是政府的責任。(如果政府腐敗不透明公正,那麼排污配額就只會是另一個貪污的工具。)

交易成本論

佛利民論點的核心,是用來修正市場失效的方法,必須是最低成本的。到實行上應該用那一種架構,另一個芝加哥學派的大師就有經典理論。這學者是 1991 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高斯(Robert Coase)。芝加哥學派中,高斯應是香港人比較熟識的一個,因為他的理論和張五常很接近,張五常也經常提到他。

高斯的一個重要理論,是用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和資產擁有權(Property Rights)來處理界外效應:計算各種方案的交易成本,再決定用那種方法處理界外效應。交易成本論,被另一經濟學家 Oliver Williamson 繼續發展,為他帶來 2009 諾貝爾經濟獎。

在應用方面,令交易成本論廣為人識的,是另一個芝加哥大學博士/UCLA 教授 William Ouchi。他寫的 Theory Z,是 1980 年代最重要的非學術性管理學書籍。Theory Z是用大眾明白的語言來解釋交易成本論。Ouchi 認為,如果滿足到自由市場的條件,那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方法。但是當缺乏市場條件的時候,「官僚」(Bureaucracy)反而是最可行的方法。「官僚」的意思,就是用法律和條文來管制。(Ouchi 認為日本的「族群 Clan」文化,是另一種管理模式,令到日本當年的工業非常高效率。但是,我認為 Clan 文化在工業社會就一流,在資訊社會的作用卻是負數,因為它非常妨礙創意。這也解釋了為甚麼日本經濟從 90 年代起就一落千丈。)

香港芝加哥學派 — 漠視界外效應和交易成本

從上面多個大師的理論中,可以見到,芝加哥學派不會盲目的說市場萬能(Williamson 通常不被歸入為核心芝加哥學派)。怎樣處理市場失效,是他們非常關注的題目。但是,香港的芝加哥學派,在這問題上卻每每視而不見。

例 1:張五常

遠的如張五常,我讀完他寫給大眾的幾本書(例如《賣桔者言》),見到他大談自由市場的效率,可以解決任何問題。例如他反對政府管理中小學教育,認為只要家長可以自由選擇學校,就萬事大吉。這完全沒有考慮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權力不平衡、資訊差距(Information Gap)、還有家長對學生的期待與學生能力/興趣落差的問題等,自由市場在教育界中是不存在的。(不過,我卻完全同意張五常的讀書方法。)

例 2:徐家健

近日,徐家健兩篇關於香港抗疫的文章,也反映了他完全漠視交易成本。我已經反駁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在第二篇〈過年前讓餐廳營業如常 — 與許樹昌教授商榷〉,他只是重覆兩個論點:

1:「假如每減少 1 宗確診個案,代價是增加 1000 宗失業個案,划算嗎?」
2:快速抗原測試,是可以讓餐廳如常營業的無敵法寶。

因為這些政策,直接影響眼前市民的生死,所以需要更詳細的分析一下。如果徐君是以一個普通市民身份發言,那麼他當然可以發表任何意見。但是,當他以芝加哥學派學者身份發言的時候,就需要用經濟理論,來檢查他的論點是否合理。

他的第一個問題是個 Rhetorical Question,既然他已經明言需要讓餐廳營業如常,他的答案是很清楚的。假若徐君能提出數據,指出社會讓餐廳如常營業的得益,高於減低抗疫效率的代價,和美金 $50 一次快速測試的成本,那麼,他的建議就符合經濟原則。否則,他只是借經濟學的名義,在推銷某種意識型態?要做這樣的計算,就必須計醫療經濟學上每一個人「每一年生命按生活質素調整的價值(Value for a Quality Adjusted Life-Year)」,和增加疫症帶來了多少年「生命按生活質素調整」損失,香港有這樣的數據嗎?

社會最需要直接處理問題,是如果要餐飲業承擔不成比例的抗疫代價,是否公平?這是個界外效應分析。(Y.t. Chan 君已經提出過幾個可以補償餐飲業的方法)。讓餐廳營業,增加感染,一大部分承擔這代價的是醫護人員,和因為醫療延誤系統不勝負荷而被延誤治療的病人。他們的界外效應是必須是交易成本推算的一部分。

還有一個和快速抗原測試有關的界外效應分析:誰支付測試的費用?餐廳?顧客?政府?撇開假陽性不深入討論(假陽性增加醫療系統負責,又是界外效應,請看我以前的計算)。如果由餐廳和顧客負責,就是讓他們津貼其他市民抗疫。如果政府負責,就是政府資助餐飲業。兩樣都需要計算交易成本。

最後的分析:現時已經上市的抗原測試,對大部分餐館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需要約十五分鐘,每次美金 $50。要一個月前訂位,一餐晚飯食三小時的米芝蓮三星餐廳或者可以做到,在一茶餐廳門口做個美金 $50 測試、等十五分鐘的測試才可入內,還會有顧客嗎?如果餐廳供應測試,每個客人要消費多少數目才不用賠本?這樣的測試可以幫助到幾多餐飲業人員?(或者大量生產/中國製造,可以將測試的價格降低 90%,但是就算只是美金 $5 一次,在一般餐廳也是不能接受)。測試成本這樣高,是大規模作弊的誘因。怎樣執行,又是一個必須處理的交易成本問題。

(再重覆我上一篇文章說過的,我絕不是認同香港政府現在的抗疫政策。但徐君的建議,從經濟學理論分析,是不合理的。如果要 Take a Chance 試一試,我寧願放寬禁堂食限制,讓市民自己選擇願意接受的風險程度,而不是這在經濟學上完全不合理的「先快速測試,再用餐」。)

請不要隨便誤解芝加哥學派

我不明白為甚麼香港的芝加哥學派,在他們的建議中,會忽略界外效應和交易成本這兩個重要的概念。我畢業下山以後(UCLA 管理學院是在小山丘上),沒有在經濟理論上做過任何貢獻,更不敢代表芝加哥學派,說有人學藝不精或者背叛師門。但是,在我認識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中,交易成本和界外效應,是在制定任何政策時,不能忽略的元素(管理學處理界外效應的平行概念是「持份者 Stake Holder」)。我希望這篇文可以指出,很多現時香港芝加哥學派的言論,並不代表我認識的芝加哥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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