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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平息的風暴 - 由法國五月至《孤城淚》

2020/6/10 — 17:11

電影《孤城淚》劇照

電影《孤城淚》劇照

1968 年,是一個充滿激情、為理想抗爭到底的火紅年代。法國從來都不乏一種革命精神,從以往的法國大革命到敗於普魯士後所形成的巴黎公社,以至 1968 的五月風暴,彷彿每個法國人的血液中都流著一種叛逆。HKU General Education 2018 年的「法國:從五月風潮的左走向了那裏?」邀請到 Michel Bonnin 潘鳴嘯教授和龍應台,分享和探討了法國當時的運動對往後的社會及文化帶來何等影響。

五月風暴的形成

1945 年二戰結束後,歐洲以至全世界都有一股嬰兒潮,大戰中消耗的人口得到了補充,在當時的決策者中並沒有細想過一個世代的人口突然增多,會衍生如此多的社會、政治問題。1968 年,大部分嬰兒潮出生的人都進入了高等教育的適齡階段,在法國政府不斷興建新的高等學院和大學以吸納大量的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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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大學生滿懷一種對制度僵化的各種不滿,在 Université Paris Nanterre 南泰爾大學(又名:巴黎第十大學),學生們要求允許男學生在女生宿舍留宿被校方拒絕,引起學生極度不滿,故學生於 3 月憤而佔領了校園。這場佔領得到了頂尖高等學府 Université de Paris 索邦大學其後的響應,該校的學生亦發起了佔領校園運動。

學生的佔領運動亦伴隨更多對社會、政治制度的大肆批判,甚至矛頭直指向戴高樂領導的法國政府。當局於 5 月初派警察進駐索邦大學,驅散集會學生和封鎖大學。其後,學生和平的示威被警察粗暴鎮壓,民眾在私營電台收聽到局勢都對學生表示同情。Michel Bonnin 指傳統法國的文化中,大學象徵著學術權威和神聖不可侵犯自由,一般除了大學校長親自請警察或軍隊,否則警察是寸步不可進入校園,校園就好比一個獨立自由的學術王國,不容侵犯。故警察的粗暴進入和封鎖校園引起更大規模的示威,工會更在 5 月 13 日進行總罷工,聲援學生。當中的口號為「十年太長了」(指戴高樂的執政)、「戴高樂下台!」、「釋放學生!」等等,而運動很快由學生過渡到工人以及後來的左翼政治人物主導的政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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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場運動的觸發點看似是很可笑和幼稚的訴求,男學生想在女生宿舍留宿,但 Michel Bonnin 的看法是一種當時的「性解放運動」以及對一種制度僵化的挑戰、一種革命。他認為戴高樂所領導的法國政府雖然重建了二戰後的法國秩序,帶來安穩的生活,但戴高樂正正是一種典型教條式的天主教徒,代表著一種極度傳統和保守的價值。比如在法國,女性的墮胎在戴高樂時代是不被容許的,要直至他以後的政權,數百位具影響力的法國女性聯署下才令政府改變對墮胎合法化的立場。Michel Bonnin 說五月風暴也可說是一場「浪漫」的運動,他認為 —

「浪漫」可理解作「對凡是過去的都充滿著懷念、雖然未曾經歷過但仍幻想很美好」

年輕學生有一種和過去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的先賢彷彿有一種穿越時空的聯繫,一種偉大的使命感充斥著年輕的心靈,刺激他們的熱血。這場浪漫的學生運動背後不單是盲目的性解放,更是一場對法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老人政治、僵化制度的衝擊。

另外,因為高等教育的過度膨脹,如《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中的一節所說:

「一個社會富裕了,人們就不必雙手勞作,可以投身精神活動。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大學和越來越多的學生。學生們要拿學位,就得寫學位論文。既然論文能寫天下萬物,論文題目便是無限。那些寫滿字的稿紙車載斗量,堆在比墓地更可悲的檔案庫裡。即使在萬聖節,也沒有人去光顧它們。文化正在死去,死於過剩的生產中,文字的浩瀚堆積中,數量的瘋狂增長中。這就是貴國的一本禁書比我們大學中滔滔萬卷宏論意義大得無比的原因。」

在戰後的 20 年中不斷增加學額和教席,大學學位貶值,大學教授的待遇變差,而增設的學位較多在社會科學學系,亦即是南泰爾大學較為著重的一面,當中學生較為左派思潮所影響,無政府主義、毛派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等在校內有不少討論和支持。年輕工人的失業及民眾對政治單一化的不滿,社會缺乏一種前進的動力,他們和學生的具體目標雖然不一,但共同所反對的是一種死氣沉沉的社會政治結構,工人和學生連成一線向統治階級進行抗爭。

五月風暴的後續影響

五月風暴的結局是失敗收場,戴高樂成功在 6 月的大選中勝出,反映雖然運動參與者眾多,但仍不能代表沉默的大多數,始終追求社會安穩以及對運動的發展產生疑惑亦成為大多數人的顧慮。

但我們不能否定五月風暴對往後法國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在五月風暴罷工階段中,民眾和工人聚集於大學校園、被佔領的歌劇院等,在一種大鳴大放的氛圍下,連平日不甚發言的張三李四都敢於發言,像是將一直以來心中的不滿、對未來的理想都一口氣發洩了出來。運動中的「性自由」、「個體自由」和「人權」等的訴求首次被大規模地在整個社會引起思考,保守的統治階級面對突如其來的空前社會運動亦被逼思考有關議題,對往後更為自由開放的法國引領了一條光明的道路。

偶然或是必然的「世代之爭」?

在德國的 68er-Bewegung「六八運動」和捷克爆發的「布拉格之春」,都在同一年發生,事件之間可謂互有牽連,大致的誘因亦基於一種世代之間的抗爭,意味著新秩序需要由年輕一代來建立。

這令我想到德語電影 “Die fetten Jahren sind vorbei” (The Edukators,譯:「已消逝的光輝歲月」),故事發生於 1980 年代的柏林青年,以在富人家中搗亂的形式表達一種對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帝國侵略、壓榨、剝削所謂的「光輝歲月」(“die fetten Jahre”) 的強烈鄙視和反感。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主角一行人綁架了一個富有中年人到 Bavaria 的山區,過著短暫與世隔絕的生活。雙方一開始從缺乏交流到後來的一些對談增進了大家的了解,原來富有中年人年輕時(即是 1960s 的年代)亦是社會運動的積極份子,認識學運領袖,而自己更是 Der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SDS,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盟) 的骨幹分子之一。頓時,主角們幾個 1980 年代的反叛年輕人感到不可思議,他們眼中所鄙視的他想當年亦和他們無異,是社會的反動分子。

其中一幕,富有中年人和主角們抽著同一根大麻,訴說自己的心聲,明顯 60 年代的年輕歲月已一去不復,當初信誓旦旦的反動宣言也被現實所打倒了,擺脫青春歲月後是在社會的磨鍊,他沒有改變社會的大溶爐,反過來被大溶爐所轉化,成為了他自己當初最不屑的一種人。但他對自己現實的看法沒有質疑,只是表達了他不認同主角們的思想和行動,但敬佩他們的精神,好像找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一樣。

1980 年代的先進歐洲國家亦普遍有著這一代的「世代之爭」,1960 年代的年輕人所對抗的是父母從二戰艱苦存活過來的一代,一種對個體自由和享樂主義的追求,塑造了嬉皮士 Hipster 的黃金年代。1980 年代的年輕人則是對抗已經過氣的嬉皮士,反叛在父母的世代雖然發生過,但他們已經腐化淪為社會僵化體制及思想的一部分,80 年代的年輕人在前人中反叛的陰影中成長,要再表達比前人更強烈的反叛好像更為困難了,所有形式的叛逆都似是一種形式主義,電影中所反映的正正是這種鬱悶情緒。

“La Haine” 是我認為一套近代法國黑白電影的杰作,背景是 90 年代後期,生活於巴黎郊區的年輕人因為警察打傷一個阿拉伯裔少年而引起主角們憤怒的報復。三個主角都並非法國裔,猶太人、黑人、阿拉伯人,活在貌似開放的社會法國社會中,但明顯有著和社會強烈的抽離感,巴黎市區以外的郊區的真實面是一個新移民、平民百姓、黑幫的混居之地。

電影反映的法國現代社會問題值得高度關注和深思,種族仇恨、階級仇恨、歧視等等並沒有在思想進步的法國社會中被解決,相反這些都是隨時可以引爆的計時炸彈。這套電影亦極具前瞻性,在 2010 後的年代,世界文明的發展並沒有如預期中趨向和平,戰爭與和平的實在長存於人類文明的當中,中東難民走往歐洲明顯是新一輪的社會、文化衝擊,我認為 “La Haine” 某程度上預猜了下一次的社會運動,一個難以解決的文化、種族衝突,並非左派一種超脫世俗的理想化包容所能征服的難關。而這種可能出現的「世代之爭」加添了一種複雜性,除了是「年輕」和「保守」的矛盾,當中亦有「本土」和「外來」,「泛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的對立等等,令人為未來的社會運動感到憂慮。

“Les Misérables” 導演 Ladj Ly

最近 2020 年 5 月在香港上映的法國電影 “Les Misérables”(「孤城淚」),電影名稱取至雨果的同名小說「孤星淚」。筆者上段關於 “La Haine” 的內容寫於 2018 年,La Haine 這套 90 年代的電影事隔 10 年後,想不到種族衝突不單未有平息,更越演越烈,而且加添了警察濫權、執法不公,和運用私刑的問題。孤城淚的取材來至法國 2005 年 10 月時,發生在巴黎近郊城市 Montfermeil。Montfermeil 是一處與巴黎較發達地區切割的社區,裡頭住著來自不同地區的移民,很大部份都是非白人社群。該處並沒有火車能到達該處,而且貧窮比率高達 30%。

2005 年的時候,兩個少年因為躲避警察而被電死,繼而引發一場全國性的大型騷亂,而電影中因為警察執法不公而引起的社區少年暴動則展示了該場大騷亂的縮影。2005 年的騷亂過後,法國政府檢討過後,在 Montfermeil 建立了不少社區設施,如游泳池、遊樂場和社區中心等等,望藉此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但重要的經濟生計及社會融合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Montfermeil 是火車所不能到達的地區,周邊的人更形容該處是自成一角的城市,政府曾經諮詢過延長火車線至該區,但因各種原因最後不了了之。其他地區的法國人害怕 Montfermeil 的移民,視他們為犯罪份子,一旦他們能透過方便的交通到達巴黎各處,將為其他社區帶來麻煩。在就業方面,該區的人面對著交通方面的不便,如果要到巴黎附近上班,交通甚為不便,而且不少僱主一旦知道應徵者來至 Montfermeil 都拒絕雇用,故上述的因素令到貧窮產生,新移民和他們的後代面對融入法國社會的困難,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

電影中的後段,黑人社群的少年人計劃了一場復仇計劃,他們不單針對濫權的警察,連黑人區的區長都被訴諸暴力,顯示新世代將不公歸因於整個制度。沒有一個制度中的參與者在他們眼中是無罪的,他們都有份從中得益,所以他們都要接受懲罰。復仇的種子不會自己萌芽,而是他們身邊一群自私不公的成年人,透過自身的惡行灌溉和滋養了仇恨的種子。

抗爭的意義

如此看來,「世代之爭」像是無可避免的一個循環,回到永劫復歸當中。世上只有一種東西是永恆不變,就是現實當中的荒謬,每人心中的理想遇到現實便被摧毀,有時候並非理想不能達到,而是一種面對荒謬的無力感令人作罷。在這個世代之爭的永劫復歸,似這世界最真實的荒謬,自我對自我的背叛,個人意志被屈服,看起來就是被永恆地排練的人間現象。或者應說每個世代的年輕人抗爭雖然像是配合劇本似的演練,上演重覆的現象。

新舊價值或許反映了每個現存制度的不公,那裡有不公義就必然有抗爭。抗爭的形式在此不作評論,對於抗爭背後的緣起和理念,相信每個香港人在現在和未來都會有更深的共鳴。就如孤城淚結尾引了雨果的一句,有怎樣的因便帶來怎樣的果。

“Remember this, my friends: there are no such things as bad plants or bad men. There are only bad cultivators.” – Victor Hu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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