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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提底德陷阱 — 對中美糾結的遠因近因作一次梳理

2020/8/15 — 14:35

1972 年,尼克遜訪華,兩國關係破冰,開展了長達半世紀的上升軌。那麼,為何中美關係又會走到今天這樣惡劣的地步?美國是否注定不會放過中國?如果不是習近平(又或者特朗普),這一切會否不會發生?本文沿用古希臘史學家修昔提底德(Thucydides)的理論以及分析方法,對問題作出考察,並且就中美糾結的前世今生,作一次梳理。

「修昔提底德陷阱」

如果只能夠揀一本讀大學年代,對自己最有啟發的政治書,我會毫不猶豫揀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著的 Essence of Decision,這本書是有關六十年代古巴導彈危機,講的是決策之本質,讓我開竅,受益非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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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紀後,艾利森這位學者又再度紅起來,為的是他提出了一個理論,來理解如今中美兩國間的緊張關係,那就是所謂的「修昔提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說的是:當一個現有強國,其國際霸主地位,遭到一個新興強國崛起的挑戰時,就會有爆發衝突和戰爭的危險。

修昔提底德本來是古代雅典的一位將領,後來轉做史學家,寫下了不朽之作《伯羅奔尼撤戰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當中講到古希臘兩大城邦斯巴達和雅典,兩者間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前者對後者的坐大,感到威脅,如芒在背,不拔不快。如今艾利森又重提這個理論,並把斯巴達和雅典,換成了美國和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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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敵一除矛盾凸現

歷史有一定的相似性。

話說,兩千五百年前,波斯入侵希臘,爆發了著名的波希戰爭。當時斯巴達和雅典結成盟友,聯合抵抗外侮,如果有看過電影《戰狼三百》的讀者,都會知道。後來歷時半世紀的波希戰爭結束,波斯終被擊退。大敵既除,反而問題來了,沒有了共同敵人和威脅,這對兄弟城邦反而嫌隙日見,矛盾逐漸白熱化。雅典海權開始擴張,軍事同盟開始擴大,都讓本來作為大哥的斯巴達深受威脅,最終爆發了歷時二十七年的伯羅奔尼撤戰爭。

兩千五百年後,為了拉攏中國合力對付蘇聯這個大敵,尼克遜在 1972 年訪華,兩國關係破冰,進入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上升軌。到了 1990 年蘇共集團終於土崩瓦解,雖然大業已成,大敵終除,但之後上台的克林頓,仍相信可以「和平演變」中國,更重要的是,這時中國仍未強大,未足為患。911 後,先是阿蓋達和拉登,之後是伊斯蘭國,「邪惡帝國」(Evil Empire)雖已成過去,但「邪惡軸心」(Axis of Evil)卻方興未艾,恐怖主義取代了蘇聯和共產主義,成為美國新的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美國要中國支持自己反恐,不要扯其後腿,成了兩國繼續維持政治盟友關係的基礎,在小布殊和奧巴馬兩任總統十六年間,關係總算仍能勉強維繫。

中國入世後迅速騰飛大出美國預算

但到了就連這些恐怖份子也被肅清,反恐大業完成,大敵既除,作為政治盟友的基礎不再存在,反而作為政治對手的矛盾卻逐步浮現,尤其是,中國在入世(WTO)後經濟迅速騰飛,成長速度大出美國預算之外(曾幾何時,不少美國人還天真的以為,中國入世後會受到市場化的衝擊,將會很大鑊!),實現了「大國崛起」,對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構成愈來愈大的威脅。

其實,這與當年斯巴達和雅典關係上轉變的本質,如出一轍。

修昔提底德是最西方早期的史學家之一,他為史學帶來很多開創性的分析方法,其中之一,就是以「遠因」(underlying cause),以及「近因」(immediate cause),來分析伯羅奔尼撤戰。

習近平「敢於亮劍」

如果,蘇聯和恐怖主義敵人不復存在,讓中美作為政治盟友的基礎消失;以及中國入世後,經濟迅速騰飛大出美國意料之外,大國崛起對美國世界霸主的地位構成重大威脅,這兩點是兩國關係變得惡劣的「遠因」,那麼,「近因」又是甚麼呢?

答案就是習近平。

如果不是習近平,而是鄧小平、江澤民,又或者胡(錦濤)溫(家寶)主政,「攤牌」該不會來得那麼快,大可以再拖十年八載,雖然在前述的「修昔提底德陷阱」之下,最終或許仍難避免。但有了這十年八載,中國該可以累積更雄厚的家底,有更好的條件,去迎接這場所謂的「國運之戰」。

早在兩年之前,我已經在本欄寫過〈貿易戰不休或顯示西方對華定位已變〉等一系列文章,指出中美兩國糾紛,並不是表面的貿易糾紛,而是雙方關係上的範式轉變(paradigm shift),關鍵是習近平一改鄧小平、江澤民、胡溫時期外交方針,轉而「敢於亮劍」,導至一下子與西方激烈碰撞。

十九大、修憲、中國方案、「中國製造 2025

首先,習在十九大提出「強國夢」、「強軍夢」,要成為「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且「能打勝仗」;之後,習更在人大提出修憲,廢除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讓自己可以終生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這些都讓西方大起戒心。

修憲尤其觸動西方的神經。在西方輿論極有影響力的《經濟學人》雜誌,當時有一期題為〈How the West got China wrong〉(西方如何看錯中國)的封面報導,指習近平修憲,是中國由專制(autocracy)進一步走向獨裁(dictatorship)的重大變化,證明西方過去 25 年是看錯了中國,甚至是「對中國 25 年的賭注失敗」。在蘇聯解體後,西方國家歡迎中國加入全球經濟秩序,認為通過參與世貿等組織,能讓中國遵從二戰後建立的一套國際規則,並期望經濟一體化能鼓勵中國融入市場經濟,而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富裕,人民就會追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在胡溫年代,他們仍相信西方的押注會有回報,但習上台後,卻令人起疑,甚至幻想破滅,習已將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推向打壓和國家操控。《經濟學人》甚至認為,西方勉強容忍中國濫權的時間越長,將來面對的危險也就越大。一言以敝之,說的就是:西方一直「養虎為患」。

在習治下,中國的集權、社會監控、個人崇拜、人權紀錄……都比胡溫年代要糟糕得多。在西方眼中,寄望中國會逐步走向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已經近乎緣木求魚。再加上,過去一年,從反修例運動開始,再到《國安法》,香港都為中國的專制、獨裁、打壓自由,向西方提供了一個最方便且影像豐富的註腳。

從經濟競爭,到大國競賽,再到民主和獨裁之爭

另一方面,習又向國際社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推銷所謂的「中國方案」(即坊間所說的「中國模式」),作為發展的道路,儼然要與美國分庭抗禮。與此呼應,在理論界,也出現了所謂「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之爭。更甚的是,中國不單只是搞搞宣傳而已,而是真的是在國際社會要取得領導地位,「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兩個鴻圖大計,大家固然耳熟能詳,但其實沒有那麼高調的「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開發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貸款,規模已經超越由美國主導的世銀!

在產業發展上,又推出了「中國製造 2025」,竟然毫不避忌或掩飾,反而大張旗鼓,要製造業走到世界前列,爭取明顯競爭優勢,甚至在行業上具領導能力。

在美國眼中,以上無不是對其霸權,與及所主導的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戰。

單是「中國製造 2025」,本來只被看成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但加上十九大提出的「強國夢」、「強軍夢」,就被進一步看成是大國競賽;到後來再加上修憲,那就被看成民主和獨裁兩大政治和意識形態體系之爭。於是也愈來愈多西方興論在問一個問題:中國到底是西方的朋友,還是對手,又或者甚至是敵人呢?

疫情和國安法成了駝峰最後稻草

最後,大家都知道,一場疫情,再加上香港《國安法》,成了駝峰上最後兩根稻草,我在〈當強國復興遇上一場瘟疫〉〈豪賭.底線思維.歷史的拐點〉等文章已有論及,在此不贅。

中國也採取了「戰狼外交」來回應這場危機,令情況火上加油。習近平的「敢於亮劍」,實在讓我想起李敖及黃毓民先後自詡過的名句:「四面樹敵,八面威風」。

當然,還有一個特朗普,他的驕奢、專橫、任性、民粹、不講常識、不守規矩,又碰上選情告急,與習近平的一意孤行和「敢於亮劍」,正好來個「火星撞地球」,再結合前述「修昔提底德陷阱」的大背景,構成了兩國關係的一場完美風暴。

美國副總統彭斯在 2018 年 10 月發表的演說,以及國務卿蓬佩奧今年 7 月發表的《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演說,便成了新冷戰的檄文。

(中美爭雄篇.二之一)

 

本文原先刊登於 8 月 12 日的《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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