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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捷互動:世界有可能走向中國的中心嗎?

2020/9/3 — 13:28

捷克議長維斯特奇爾率團歷史性訪問台灣,引來外長王毅猛烈評擊,表示捷克此舉即與十四億中國人為敵,必須付出沉重代價。言論隨即引起歐洲列國強烈反彈。

法國外交部發言人艾格尼絲表示,「歐中關係必須建立在對話、對等原則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這是深化我們夥伴關係的基本條件;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任何對(歐盟)成員國的威脅都是不可接受的,我們對捷克共和國表示聲援。」而德國外長馬斯以歐盟的名義表示:「在外交政策上,歐盟團結一致,並尊重其他夥伴,我們希望反之亦然,威脅恫嚇不合適。」繼德法兩大國發表聲明之後,與捷克本來同屬一國,同氣連枝的斯洛伐克,總統查普托娃表示不能接受中國的威脅。成為歐洲第一位對中國的批評作出反擊的國家元首。維斯特奇爾訪台激起千層浪,歐洲反華力量突然有了聚焦點,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更稱中國是一個「新帝國」,明顯在他們的眼中,中國已經走上了國強必霸的道路。

小國的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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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趣的問題是,中國一直強調和平崛起,在這一個人口龐大,仍在上升的市場中,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為什麼歐洲列國會如此嗤之以鼻呢?我們從戰後這數十年的國際關係當中,可能可找出端倪。首先,就是中國的崛起明顯已從胡錦濤年代的一流國家行列(First Class Power),走向習近平年代的世界強國前列(World Class Power)。歷史證明,強國自恃經濟優勢,往往在政治上把持國際組織,犧牲小國利益,令到小國深惡痛絕。

早在聯合國成立之初,便被美國長期把持。東西方冷戰時期,北約與華沙公約國大量扶植附庸國,目的就是要在戰爭時,以小國的土地換取戰爭的空間。當時捷克、斯克伐克這類國家,便長期陷於被操控的環境下爭扎求存。一場新型肺炎,列國又發現,世衛早已在中國及其帶領下的 77 國集團股掌之內。小國對這類國際組織,長期充滿著無力感與不滿;就在這場國際組織難以看出貢獻的世紀疫症下,小國便乘勢鬆綁,跳出既有國際秩序,目的就是在可預見中國稱霸的情況下,率先離開他的影響範圍,避免再被另一個大國操控。捷克此舉一來就是要尋求擺脫大國壓力的生存之路,若能激起其他小國的回響,便有條件在地球村內,開闢一個小國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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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的批他性

除了脫離大國的操控以外,這批小國能夠跨越千里,連結台灣;另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條件,就是對一些普世價值的共鳴。我們很多時候會說,這是一種共同文化,共同價值觀,例如民主、自由、法治之類。但從另一個政治學的角度分析,這是人類經歷無數次的分爭之下,建立下來的,以相互尊重為本的「共同規則」;我們可以通俗地理解這種共同規則,是一種主流。他不但為彼此提供了共同的語言,還可以避免了戰爭的發生。

這種共同規則在歐洲的政治沿革中,扮演著非常重要角色;原因是歷史上歐洲本來就是一個多種民族,九洲萬國,極易發生軍事衝突的地方。就算是民族與國家、民主與自由這些概念,各國解讀亦有不同。直至近代東西方冷戰結束,意識型態淡化的情況下,各國重新思考定位時,相互尊重令他們找到了一個新的平衡點,而這個新的平衡點,無論在背景、處境、語言與價值觀方面,都與台灣有接合的空間。

相反,中國自蘇共倒台,已經成為了全球最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江澤民年代奉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到習近平推行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當中,中國向世界展示的中國路,的確只有中國,亦可能只適合現在的中國執行。其他國家既非薩托利所形容的:霸權政黨(即只有一個政黨執政,圍繞著若干個較小的次級政黨,以特許方式生存),更不用說內化成為強而有力的政治制度;即別樹一格的中國模式是先天存在著排他性與多方限制,而難以與其他國家產生共鳴。最簡單的例子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磨擦日多,但每當中國表態時,我們極少聽到中國的友邦會表示:聲援中國。這不但反映了中國的主要盟友,例如非洲列國只是利益結合共同體以外,更關鍵是中國既是強國,盟友又不是奉行中國模式,請問又如何聲援呢?

「被定義」下的厭惡感

我們根據 1953 年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發現當這種獨特的中國模式,搭上了一帶一路的高速列車時,便有可能出現違反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甚至是硬要別國,一同擁抱中國夢。還記得,在 2013 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時,公佈一帶一路為「國家戰略」之時,筆者已經認為中印衝突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原因是中國的海上絲路,把印度洋完全包括在內,而這個設定之先,筆者頗為相信中國是未得到莫迪政府的同意,隨後印度牽頭的 16 國海上軍演,明顯就是向中國表達不滿。

印度的反彈就是討厭「被定義」,特別是被中國定義。這種反彈又是一種共同規則,引起國際間共鳴的表現。我們試回想一下,歐洲的小國,在過去多個世紀就是不停被大國定義,而產生了一種厭惡感。至今,我們從波蘭一些餐館,仍保留德語、俄語餐牌便可見一班;亦因為這種漂泊,令他們出現不同程度上的民族認同覺醒。在台灣,早在陳水扁年代,便大肆宣傳延平郡王祭,以鄭成功設府治台,為台灣正史之始;2011年開館,在台南的台灣歷史博物館,我們俯入展館,便看到數億年前的台灣先民生活狀況,這遠較華夏五千年文化還要早。早前,台灣的故總統李登輝,表示自己曾經是日本人,也是台灣人;他背後的潛台詞,並非單純否定中國人的身份,而是要說明,我有權選舉我是什麼人!

中國模式的拌腳石

還有最後一點,就是唯物辯證法令中國難以掌握後物質主義的界政治經濟動態。近年中國與國際間的衝突爭議,我們經常會聽到,外交部的陳述往往是指責:不符合他國利益、放棄最大市場,與十四億中國人為敵之類。這種論述,明顯是從「我(即中國)」的角度出發,這種精英決策的解讀,似乎沒有了解到。在後物質主義年代,不少國家已回歸到追求精神文明、簡撲生活,夠用即可的社會。

例如:高速的 5G 網絡與意大利的路邊攤,只售 1 歐元的特濃咖啡相比,筆者相信不少意大利人仍會選擇 Espresso,因為這是一種「有溫度」的社交。至於方便的支付寶與筆直的日元比較,筆者又相信不少日本人,仍是鍾愛以現鈔消費,因為這是代表了賣買雙方的誠信。筆者曾經很多年前,非常土氣地,向台灣政府的朋友,詢問最流行的伴手禮還是:鳳梨酥、豬肉鬆、牛肉乾嗎?豈料他輕鬆地回了我一句:我們送給大家最好的伴手禮就是「文化」。這句直教我汗顏的回答,令我意識到各國的孔子學院若能有效地把華夏文化輻射四海,應該不會陸續「被關門」。中國對後物質主義認識有限,他們應該明白到僅以經濟利益作外交手段,這種利益結合共同體,是會隨著利益消失,總有瓦解的一天!

根據以上的分析及巴斯所言:「無論何時、何地、群體認同的情感都是排他性的。」這種群體認同明顯是可以跨越國界。難怪在台灣的外交部長吳釗燮表示,相信將會有更多歐洲國家訪台。而中國模式,若是「世界走向中國的中心」,恐怕中國將難以「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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