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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問題:國際線必定追求 bipartisan 嗎?

2020/11/4 — 8:46

美國國會(資料圖片,來源:Harold Mendoza @ Unsplash)

美國國會(資料圖片,來源:Harold Mendoza @ Unsplash)

過去日子眼見香港不同的人士都極度關心今次選舉結果,原因不外乎大家都意識到美國的政治與全球政經格局都是盤根交錯,而香港處於印太地域,中美又交手頻繁,在這樣地緣政治的劇變下自然會受到很大的波動,所以關心美國今次總統大選的結果也真是相當合理。一方面大家討論得熱烘烘,另一方面當然就少不了情緒化,動了真氣互相批評大家的不是。支持拜登的就是左膠共諜,支持特朗普的就是右翼法西斯。過去一年運動已經甚少存在的標籤,反而在一場美國總統大選又重新在香港的民間出現。

這篇文章並不是要探討誰比較好,雙方的論點大家都應該容易找到,我再此就不補充了。我想探討一個更教條的問題,就是最近經常談及的「跨黨派」bipartisan。

為什麼我們需要尋求跨黨派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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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當中最重要的論點是因為過去我們討論香港的國際線就是環繞着 lobbying 游說這一環。

Lobbying 要尋求 bipartisan 跨黨派人士的支持當然是基本常識了。有做過游說和見過議員的人應該也經常聽到兩黨的議員開玩笑地說雖然民主和共和兩黨在國會爭個你死我活,但在香港議題上是難得沒有分歧的。相信大家都明白美國社會過去已經有一段長時期在很多議題上都呈現兩極化的趨勢,因此要在國會推動任何法案順利通過也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在民主和共和兩黨各自控制一個議院的時候,我們必須取得不同議員和其幕僚的信任,才有可能一起參與法案的修訂,並推動議員支持該法案。通常幫助修訂法案的小組都需要由跨黨派的議員高級幕僚坐鎮,有他們幫忙一起討論才能事半功倍,盡快在議員之間得到共識,而且要進入議員辦公室,面對着不同政黨的人,便要明白他們有不同的現實考量,既然如此我們就要用不同的游說技巧和包裝向他們介紹這個法案有什麼好處。最實在的例子就是《香港人權民主法案》,沒有跨黨派的支持就很難通過這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對港政策。因此,如果我們太囿於某種意識形態,不懂得靈活變陣,那麼的確很可能難以成為一個好的 lobbyist,遊走於國會山莊的複雜政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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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想要跨黨派共識又有否可能?

其實邏輯上當然可以不要尋求跨黨派共識,因為這不一定是金科玉律。例如假設有一天情況相當極端,某邊的總統候選人說什麼香港不值得幫忙,中共什麼問題也沒有,那到時也會少了很多人覺得要保持中立吧?

這裏補充一個例子。1992 年的時候著名的台灣人公共理事會(FAPA)作為一個台灣海外運動赫赫有名的游說機構,曾經發表一份文章聲明「呼籲美國台灣人全力支持克林頓當選下任總統,如此台灣人慶祝實現自由、民主、獨立的日子會早日來臨。」當年,正值克林頓和老布殊的決戰。FAPA 譴責老布殊不斷討好中國,在八九六四後不久便派國家安全首席顧問及國務院副國務卿去北京向中國領導人保證美國並非真正和中國斷交,未來其實會繼續保持交流。

當然歷史在笑,因為最後克林頓上任後其實變成了挺中的一個,容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犯下彌天大錯。雖然我們現在回看 FAPA 那年的政治決定完全錯誤了,但是 FAPA 不也是一個游說組織嗎?為什麼不保持中立選擇沉默?從結果論的層面,FAPA 當時的孤注一擲好像沒有影響到他們在時至今日仍是相當具有威望的組織,未有動搖他們在華盛頓的聲望。雖然我上述說法很有可能過分簡化了過去二十年發生的東西,有可能其實 FAPA 錯誤支持了總統候選人後是被美國政壇排擠了。只是過去數十年又重新建立了國會跨黨派的人對他們的信任。當中細節無從稽考,但嚴格來說要表態也並非不可能,或者應該說就算錯誤表態,也不一定覆水難收。

另一方面,當然還是會有一派認為就算有個別總統候選人完全作出有害我們的利益決定,但我們都應該保持中立,不要在選舉期間就已經跟他作對。萬一這個人還要當上了總統,那他豈不是懷恨在心?只要一日保持中立,一日就有游說的可能。事實上特朗普剛上任的時候很多人都相當擔憂,但最後還是透過香港人、政府背後鷹派幕僚、台灣人和不同游說團體的努力,令到他的外交方針明顯地超越了他本來的計劃,徹底地扭轉了美國對中國的態度。

說到這裏我們其實還只是針對游說這一環,但如果國際線不只是游說呢?我們到底是否能夠接受有人有傾向支持某位候選人,放棄跨黨派這個意識呢?

思考過後我認為答案是有可能,但會在以下兩個情況發生:

第一,你決定在智庫工作。

如果你在 think tank 工作,嚴格來說你就是一個策略分析員或研究員,不再是 lobbyist 。這樣的話就有了結構上的大不同。眾所周知,在美國的智庫大部份都有明顯的政黨立場色彩。例如粗略地劃分,Brookings、CFR 可能被人視為親民主黨的,Hudson、Heritage 則是比較親共和黨的。CFR President 著名國際關係學者 Richard Haass  就多次表態批評特朗普的外交方針。雖然這些 think tanks 很少會用集體名義出聲明直接說支持某個候選人,但當中的研究員和學者明顯都有清晰的立場,而他們的影響力很多都是舉足輕重。

這裏我嘗試帶入一個新概念,就是假如有一日離開香港的人很多,海外離散族群逐漸壯大,甚至出現了第二代、第三代海外的香港人開始融入當地社會,那麼他們又有興趣打國際線。其實未來的國際線就不會再是只靠 lobbying,相反其實還有很多角色可以擔當。例如選擇一個跟你政治立場相近的智庫工作,做一位學者或者研究員,那麼你當然就可以不再太需要理會所謂的跨黨派共識,可以大聲疾呼自己的所思所想。這樣當然有好有壞,好處是自由,但壞處就會是假若你所支持的政黨和候選人不能成功在未來數年主宰美國的命運,那麼未來幾年可能你就不能夠進入政治的中心,參與核心的政策圈子。

第二,加入政府。

當我們海外離散香港人族群越來越強大的時候,其實就會自然有下一代的香港人一出生就成為不同國家的公民,未來亦有機會加入當地政府服務。作為香港裔的外國公務員,當然有機會加入當地政府試圖影響當地的決策。但我要說的不是公務員這麼簡單,而是政治任命的官員。事實上另一個原因為什麼我們不一定需要保持跨黨派共識,那就當然是因為你加入了某個政黨或者該執政黨邀請你在政府擔任工作。要留意,這並非天方夜譚。在特朗普在任期間,過去兩年已經至少邀請了兩位維吾爾人分別進入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務院工作,擔任顧問和官員,為美國政府提供資訊並擬定政策。這情況下,假如有一天就算你本來是再做一個需要保持中立的 lobbyist,但美國政府邀請你擔任官員,那麼你會拒絕嗎?如果你認為這是天大的好機會,能夠直接晉身權力核心幫助決定有關香港和中國的政策,所以欣然答允,那麼你道義上又當然會為該政權背書,不可能再談什麼跨黨派共識吧?說到底,這也是一個做官和成為自由人的抉擇,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例如有很多人批評陳光誠為什麼幫特朗普站台,的確如果特朗普輸了陳光誠可能未來一段日子也很難跟民主黨的人來往。反之,如果特朗普贏了那麼他收到美國政府邀請擔任一官半職也非絕無可能。大家還記得國務卿的高級助理余茂春嗎?如果可以像他一樣發揮這麼大的影響力,但不能夠再繼續遊走兩黨,你又會怎樣選擇?又或者如果你可以當一次 Solomon Yue,但以後人生只能夠為一個政黨服務,你又會怎樣選擇?

結語

好了,說了這麼久,其實就是想說我們香港人也不用太為這個事情分裂和互相攻擊了。本來就是分工和定位的問題。我們不需要批評 lobbyist 要保持中立,也不需要責罵有人明確表態。從來自由社會就有表態的自由,更不用說如果背後更加牽涉了眾人各自的策略盤算和定位問題。只要大家都是為着香港整體利益着想,其實一切就好。越多人站在不同的光譜和位置嘗試發揮和擴大影響力,其實就越有光復香港的可能。隨着美國總統大選即將落幕,真希望各位香港人能夠放下爭論和重新團結,一起思索更多民主運動的未來,這樣才不會浪費「選舉」作為一種公民教育的寶貴機會,讓大家一起反思地緣政治的重要性,還有香港的前途與未來。

有一點我們必須承認,香港的國際線其實仍未成熟,只是處於萌芽的階段。如果我們比較起猶太人在十九世紀開始萌生錫安主義然後打國際線復國;對比台灣人在五十年代在日本成立臨時政府,七、八十年代在美國先後成立台獨聯盟和台灣人公共理事會做國會游說,那麼我們的國際線其實真的起步得太遲,有太多地方值得反思和檢討。

過去我們不是經常苦笑在國際都會生活的香港人沒有國際視野嗎?今次應該也是最多香港人集體討論國際線的一次吧?可能質素會有參差,但我還是覺得香港人是有希望的。少點嘲笑,多些理解、包容和鼓勵,我相信香港民族真的會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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