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推「共同富裕」，成為全球焦點。這項主張擴大中產，增加基層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的政策，帶動不少經濟討論。

然而牛津大學中國中心主任 Rana Mitter（芮納・米德） 提醒，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討論層面，那就是社會政治。

在「共同富裕」政策推出同時，我們可見中國還有一系列社會文化的新政﹕規範娛樂（如堅決杜絕「娘炮」等畸形審美）、規範補習（將補習社登記為非牟利機構）、規範上網（青少年每天只能使用 40 分鐘抖音）、規範電子遊戲（未成年僅可於周五六日及假日玩 1 小時）。然而這些文化規範與追求經濟平等的「共同富裕」有何關係？卻鮮有人能觸及。

Mitter 對此深有研究。他是英國歷史學家，專注研究現代中國史，其著作包括 2000 年的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滿州迷思﹕現代中國的國族主義、抵抗與合作）、2004 年的 A Bitter Revolution（痛苦的革命﹕中國在現代世界中的鬥爭）、2013 年的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中國對日戰爭，1937-1945﹕生存的鬥爭），以及 2020 年的 China's Good War: How World War II Is Shaping a New Nationalism（中國好戰事﹕二次大戰如何形塑新國族主義）。

他在 2013 年的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 1937-1945 已翻譯成中文《被遺忘的盟友》出版，新作《中國好戰事》中文版亦將面世。2015 年，Rana Mitter 獲選為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並因其教育成就，2019 年獲大英帝國勳章。

訪問中，Mitter 一開始便帶領我們跳出「共同富裕－共產主義」的必然關係。他認為，共同富裕可以追溯到《禮記》天下為公的概念。這令我們看見共同富裕不只是經濟政策，也關乎中國如何定義自己。

在這一點上，Mitter 認為，共同富裕目的不只消除經濟上的差異，也在消除人民行為上的差異。共同富裕區分了甚麼是政府覺得滿意、甚麼是他們覺得不滿意。透過共同富裕劃定官方認可的行為，中國自上而下建構自己的國族身分。

「某程度上，你可以說那是一項經濟上更平等，同時政治上更保守的政策。」

這種操作可能意味反對社會多元。Mitter 認為，共同富裕的危險之一，就是中國落入一套思維，認為個人自由與集體利益有衝突，帶來對人權的負面影響。

Mitter 認為，中國不一定要循這方向推行共同富裕。他舉出古今東西多個例子，說明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主張經濟平等的政治，都不一定要犧牲個人自由權利。他進一步指，共同富裕要成功，亦需要引入自下而上的意見和討論，令施政能夠因時制宜。中共奉為圭臬的馬克思主，正正提供一套工具，讓中共有可能靈活變通，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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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場新聞
M﹕Rana Mitter

 

「天下為公是共同富裕的一個早期概念」

立﹕雖然近月「共同富裕」變得熱門，但它並非新概念。你是甚麼時候注意到這個字詞的？

「共同富裕」並不是一個新概念。利用「慧科搜索 (WiseSearch)」功能於中國內地傳媒搜尋「共同富裕」作關鍵詞，過去十年此詞每年出現 700 至 2,800 次不等，但在 2021，截至 8 月 22 日，此詞出現次數高達 4,141 次。其中 7、8 月合共 1,494 次。原因在於今年 7 月 1 日，習近平宣稱成功消除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接著，中國官方指，下個百年奮鬥目標，就是「共同富裕」。

M﹕我會說，最近數周前我都沒有很關注「共同富裕」。

然而箇中的概念，我卻已經觀察好一段日子。將財富分配給更多人，在中國有很長歷史。早在帝王時代，中國的君臣亦已深深意識到，平均分配財富是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例如中國有一個頗有名的概念叫「常平倉」，就是官方會用糧倉儲穀，在乾旱、欠收的時候分發給人民。這就是共同富裕的一種例子。明清時代有很多類似的措施。

二戰後、甚至在二戰結束前，類似例子亦有出現。一些西方福利概念，如英國的卑弗列治報告 (Beveridge Report)，以及美國的美國軍人權利法案，都在二戰前後被中國用來與一些傳統方法結合，確保人民能夠應對洪水一類天災，及獲得幫助開墾農田、建設工業。

又例如孫中山就熱衷於「天下為公」。你可以說，天下為公是共同富裕的一個早期概念。

常平倉﹕中國古代政府為調節糧價，儲糧備荒以供應官需民食而設定的糧倉。主要是運用價值規律調劑糧食供應。在糧價低的時候，提高糧價大量收購；在糧價高的時候，降低價格進行出售。這一措施既避免「穀賤傷農」，又防止了「谷貴傷民」，對平抑市場和鞏固政權起積極作用，反映人民民眾的利益。

卑弗列治報告 (Beveridge Report)﹕或譯《貝弗里奇報告》，又稱《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發表於 1942 年，由英國經濟學家威廉・卑弗列治 (William Beveridge) 編寫，被視為英國社會保障制度及福利國家的奠基作之一。該報告設計了一套「從搖籃到墳墓」的公民社會福利制度，為英國所有公民提供醫療、就業、養老和其它福利保障。

美國軍人權利法案 (G.I. Bill of Rights)﹕又稱《1944 年軍人復員法案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是一項於 1944 年在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該法案旨在安置二次大戰的退伍軍人，給他們提供各種福利，包括由失業保險支付的經濟補貼，家庭及商業貸款等。

共同富裕不是共產黨的發明

立﹕這觀點很有趣。很多人會認為「共同富裕」是來自共產主義，不會想到孫中山與「天下為公」。

M﹕這類福利措施不是共產黨的發明，國民黨也有做類似的事。雖然在國共內戰，他們對立，但其實兩者願景有相似之處﹕雙方都熱衷於一種強勢、威權、自上而下的政府，也熱衷於福利。土地改革與財富再分配都是兩黨共通的概念。儘管雙方對福利的想法不一致﹕中國共產黨主要建基於階級鬥爭，國民黨不是。

當然共產黨戰勝後，就其福利理念做了許多實踐，但若說它只是共產黨的想法，歷史並不是這樣說。

此外我會說，廣義上，「共產主義」和（儒家傳統的）「天下為公」也含有類似價值。中國共產主義很大程度上參照馬克思主義，然而它也大量參照中國帝王史。

我們當然知道，早期中共強烈拒絕儒家思想。毛澤東很熟悉歷史，古詩也寫得很好；但個人而言，他很大程度上拒絕傳統。他曾說過儒家社會像鐵籠一樣約束中國百姓。同樣，雖然沒有入黨但對共產黨態度正面的魯迅，亦清晰地在《狂人日記》形容儒家思想「吃人」。這明顯是對儒家的拒絕。

然而在 80、90 年代，共產黨思想家開始公開將它們並置。例如胡喬木，他是毛澤東的祕書，也是 50 、60 年代黨內主要的理論歷史學家，可說是中共最核心的人物。而他在 1980 年代，就談到將孔子帶回官方論述的必要。後來我們也看到孔子像開始重新出現，一度遭破壞的孔子墓得到復修，其出生地曲阜成為中國其中一個最大的旅遊點。

孔子不是中共敵人，他可以為中共服務──這概念便是由此浮現。而其實一直以來都是這麼回事。只是中共 20 世紀初誕生時，需要一些東西去反對，以確立自身地位。在文化大革命對儒家作出終極否定後，共產黨便轉向，將孔子重新帶入官方論述。

有些人甚至會說，中共早期經典、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可以加副題為《論儒士的修養》。在劉少奇眼中，兩者大概沒很大差別。同樣，你看今日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價值，當中一些價值仍緊扣於傳統概念如「和」。這說明二十世紀價值與傳統的揉合。

胡喬木（1912－1992）﹕中國政治人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從 1941 年至 1969 年，任毛澤東秘書。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新華社社長、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於 1939 年在延安馬列學院作出的著名演說，對中共黨員提出了黨性鍛煉的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62 年再版。文革期間曾因其中言論被斥「大肆宣揚孔孟之道，毒害廣大黨員和青年」。

共同富裕的社會目的﹕消除中國內部差異

立﹕這種角度怎樣幫助我們看「共同富裕」？

M﹕我認為「共同富裕」不只與經濟相關，亦扣連於政治，關注的是中國往哪裡去。

今日的中國領袖想締造的改變有兩部份。第一部份純粹是經濟的。經濟上最大的矛盾與鬥爭，在追求增長與確保可持續發展之間。這就是為甚麼中國要嘗試縮小收入差距、打壓富人。這樣做能夠快速表明政府在尋求紓緩經濟不平等。

然而同時，愈來愈多跡象顯示，「共同富裕」亦含有社會目的﹕消除、縮減中國內部的差異。不只消除經濟差異，也消除人們在行為上的差異。

今早我看新聞讀到，抖音限制兒童每天只能使用 40 分鐘。為甚麼要這樣做？當然這跟網路沉迷有關，有些人在網路花太多時間；但我們也可以問，為甚麼這麼多孩子在虛擬世界花這麼多時間？

因為這是為自己建立個人主義的方法。

從一個角度看，個人主義是自我表達；從另一角度看，它可以是「個人反對集體利益」，不是好事。

例如女性主義作家丁玲，她在 1927 年寫的《莎菲女士的日記》是 20 世紀初最有突破性的現代主義短篇故事之一。這個莎菲女士想要有自己的人生，想要男朋友......基本上她想解放自己。她對政治不感興趣，感興趣的只是尋找自己而已。

然而五四運動以來，無論蔣介石與毛澤東都認為，女性須要以個人主義為黨服務。1943 年在延安整風運動有一件著名事件，是關於丁玲與毛澤東的論爭。丁玲認為，女性需要講女權，女性作為個體，與男性不同，而革命必須考慮這一點。而毛澤東只是說，還是階級鬥爭比較重要。

我們也要公平指出，1949 年共產黨戰勝後，在一些範疇例如離婚法，是有引入更多女性主義觀點的。只是總體而言，女性地位到今日在社會仍是頗大的問題。

丁玲﹕1904－1986。中國現代女性主義作家、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黨員。代表作包括《莎菲女士的日記》、《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

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寫於 1927 年的一部短篇小說，描述年輕女子莎菲的故事。作品大部分內容關注的是莎菲女士的浪漫吸引力和性慾望，從女性角度坦率記載了女人的心，和對男性的看法。作品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被視為具有里程碑意義。

延安整風運動﹕又稱整風運動、延安整風等。於抗戰期間由毛澤東在延安發起。所謂「整風」是指「整頓三風」，包括「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運動後，毛澤東成為黨主席，黨中央的地位得到確立，許多學者認為是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開端。運動中亦有大量人員遭到迫害死亡。

回到今天。若莎菲女士在今日的中國出現，我認為她會受到一些官方人士關注。在最近中國的 MeToo 運動，官方似乎也向支持者表明，MeToo 不是官方想發放的訊號。不同於共產黨路線的個人主義，讓中共感到不適。

因此我認為，共同富裕雖是關乎經濟平等，但也旨在區分甚麼是廣泛社會與政府覺得滿意、甚麼是他們覺得不滿意。某程度上，你可以說那是一項經濟上更平等，同時政治上更保守的政策。

退一步看，共產主義革命的悠長歷史，一直含有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的矛盾﹕一方面它應該是解放的、自我實現的，另一方面它卻又熱衷於建立一套社會規範。我們曾經稱這種社會規範的人為「社會主義新人 (New Socialist Person)」。這個矛盾就在今日的共同富裕出現。

中國 MeToo 運動﹕2018 年央視著名主持人朱軍被捲入一宗 MeToo 醜聞，被一網名「弦子」的女實習生指控他曾在 2014 年作性騷擾行為。弦子對朱軍提訴，後進入法庭審理階段，在中國性騷擾案件十分罕有，被視為 MeToo 運動里程碑；然而今年 9 月，北京一家法院裁定案件證據不足，「弦子」稱要繼續抗爭。

社會主義新人﹕New Socialist Person，或 New Socialist Man。社會主義或烏托邦思想的概念，形容在社會主義中的一個完美「人辦」。特質因論者而異，一般而言包括有教養、健康、家庭美滿完整、熱衷於推廣社會主義價值觀。

共同富裕與中國國族主義

M﹕這種社會的保守主義與經濟平等，亦與國族主義相關。

請容我解釋何謂國族主義。很多時候，國族主義被視為等同於排外主義。在我的新作 China’s Good War（《中國好戰事》），我提出一個不同觀點，那就是﹕在這個一般市民已不再熱衷於階級與鬥爭的時代，國族主義很大程度上也是關於假借民族國家之名，尋找集體身份。換句話說，很多人看中國國族主義的錯誤在於，他們主要看中國如何看待其他國家。我不認同。我覺得主要是關乎中國怎樣思考自己。

中國是個仍在定義自身身分的民族國家。從這角度講，她與一些自上而下、反對多元的國家差異不大。例如匈牙利。當然匈牙利政府是民選的，但總理維克多・奧班 (Viktor Orbán) 與中國的領導層世界觀其實相似。她們都是用一種自上而下，傾向反多元的觀點，去理解民族國家，以及人在其中如何自處。匈牙利能夠成為中國在歐洲最好的朋友之一，並非巧合。

也就是在定義自己身分的過程中，這一代中共領袖選擇比以往所有中共黨人更主動擁抱中國傳統。我認為現在中國不願再像毛澤東那樣拒絕傳統，相反，她很熱衷於參照中國久遠的文化。在我看來，將「天下為公」認作共同富裕的根源，也有一定吸引力。

中國可能出現的危險﹕共同富裕侵蝕人際差異

立﹕你說的反對多元，與西方人權強調的自由似乎有抵觸。你如何從人權角度看共同富裕？

M﹕首先，人權不是西方價值。聯合國在 1948 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這份對人權來說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由許多人撰寫，而其中一名積極參與者，就是中國哲學家張彭春。除他以外還有許多人，例如黎巴嫩阿拉伯人 Charles Malik 等的參與。因此我們不應將它視為西方產物。

世界人權宣言﹕La déclaration universelle des droits de l'homme。聯合國大會於 1948 年在法國巴黎通過的一份文獻，旨在維護人類基本權利。內文共有 30 條，宣言起草的直接原因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省，是第一份在全球範圍內表述所有人類都應該享有的權利的文件。

張彭春﹕1892－1957。張伯苓胞弟。張彭春生於中國，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教育。曾任國民政府外交官、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世界人權宣言》主要起草人之一。起草時張彭春引進儒家孟子思想，結合亞里士多德的理性 (reason) 思想，提醒良知為人類共有，翻譯成英文的 conscience（良心）亦應體現在宣言。如今《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便寫﹕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

Charles Malik﹕1906－1987。黎巴嫩學者、外交官，曾任聯合國黎巴嫩代表， 有份負責起草《世界人權宣言》。

至於人權與共同富裕有何關係，我認為其中一個危險就是中國落入一套思維，認為個人自由與權利，以及共同富裕和集體利益有衝突。

列寧就是這樣想。而馬克思則從來不犯這個錯誤。我們要分清楚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列寧主義重點不在個人，而在使用壓逼手段、製造恐怖。馬克思是要引入新的經濟模式，但這跟個人自由與權利沒抵觸。馬克思主義，以最嚴謹的角度講，是很講個人意識的。

馬克思有句話很有名 ── 它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可以用不同方式解讀，而我將會提出我的解讀方法 ── 那就是「人創造他們的歷史，但不是隨心所欲而為之 (Men make their own history, but they do not make it as they please)」。我的解讀是，個人對馬克思來說非常重要。馬克思主義關乎世界連合，但也關乎個人賦權。每個個體的工人都重要。儘管大社會的力量、起伏、革命等，並不由個人控制，但這不代表個人只能隨波逐流，別無選擇。馬克思主義認為，儘管個人處身於巨大的系統，他們仍需獲分配資源，去實現自己想要成為的個體。

「任何想創造同一性的計劃都不會成功」

M﹕我認為中國的危險可能就是 ── 現時仍未知會否發生 ── 共同富裕侵蝕差異。中國是一個眾數詞 (China is a plural noun)。她不是人人抱持同一價值。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13 億人，每個人都有他們的世界觀。其差異之大，社會之多元，我認為任何想創造同一性的計劃都不會成功。

事實上，世界有許多政府都是馬克思主義、但同時堅持個人權利。有兩個明顯的例子是在印度。一個是西孟加拉邦 (West Bengal) 的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 CPI(M))。它曾當選執政，並在約 30 年後因敗選而和平移交權力。另一個是喀拉拉邦 (Kerala) 政府。喀拉拉邦在印度獨立後有很長的民選歷史，她是印度其中一個識字率最高、媒體最自由的地方，也擁有能發揮功能的反對派。而在該邦，共產黨多次贏得選舉，現在也是執政黨。它是一個好例子，說明你如何可以信奉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同時堅持自由選舉、個人公民權利和言論自由等價值。

同時，分享財富創造更平等的社會，以此定義國族身分，並同時保持社會開放，也並非不可能。斯堪的納維亞諸國 (Scandinavian countries)就是這樣﹕瑞典、挪威、丹麥、芬蘭。這些地方擁有很強的國族身分。很多人覺得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很和平，其實並不總是如此。芬蘭 1917 年曾為其自由對抗俄羅斯，挪威曾在二戰時代對抗納粹。丹麥在二戰時一直被德國佔領；戰後，他們要一邊應對外部力量，一邊定義自己。如何定義自己？並不是靠成為擁有強大軍事實力的崛起國家，而是靠開放社會，以及最優良的、最公平的社會福利。

中國如果想透過共同富裕政策讓人民投入創造平等的共同願景，同時大幅保有個人行動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斯堪的納維亞諸國是可供借鏡的例子。

共同富裕要容許討論、保有靈活性

其實共同富裕這種龐大複雜的政策，不可能弄一個清單，加以實踐就能成功。它需要不斷變化，需要容許一定靈活性，因時制宜。要達到這目標，唯一方法就是容許人們討論，找出做得好與不好的地方。共同富裕不能僅僅自上而下，亦要有自下而上的參與。

我認為，中國共產黨過去百年之所以能夠適應時局變遷，就是因為它可以容忍合理程度的討論。也有時候討論會變得困難，例如 1950 年代的大躍進，討論空間很小，這就是中國靈活性消失的時候。但在過去數十年，也有過討論比較開放的時代，例如改革開放，很多經濟改革政策就是汲取中國內外的討論，並加以組合而成。中國一直都有能力整合不同意念、不同思考。

可以說，「富裕」也許是「共同」的，但人們邁向它的道路可以不同。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僅僅自上而下將同一套東西加諸 13 億人，這政策會有不足。

在保持靈活性上，中國也可以回到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你有一個「正 (thesis)」，然後有一個「反 (antithesis)」，雙方出現矛盾，進而得到結「合 (synthesis)」。馬克思主義不是牢固不變的宗教，而是給你一套工具，讓你應對實際情況。如果中國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和社會，那麼馬克思主義可以為她提供一套保持靈活性的方案。

立﹕一些政治理論認為，當政體抑壓人民個人意志，兩者之間會產生張力，進而導致人民反抗，政府倒台。你認為共同富裕有可能帶來這樣的結果嗎？

M﹕我覺得不會。

我們知道，今日中國成功創造的經濟模式，基本上能夠帶來足夠經濟增長，保持整個系統穩定。例如生活質素，概略而言中國過去四十年是一代比一代好的。中國城市化的速度可能是歷史上最快，而一般來說城市化會帶來更高人均收入。我亦認為中國成功利用意識型態為民眾創造一種共同願景。自從金融危機後，過去十多年間，中國也成功設立了一系列的「緩衝」，防禦突發危機出現。

當然我不是說中國沒有問題。中國仍有許多重大問題。例如人口。一孩政策對人口傷害甚大。中國出生率不足以令人口平衡，結果就是整體人口年齡愈來愈老，到 2030 年起會開始出現負增長。日本也有類似問題，但日本人均收入高許多。中國人均收入不會足夠像日本那樣應對。因此，中國今日就要準備處理這問題。

另一問題是環境與氣候變化。它是整個世界都要面對的問題，中國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比較乾旱的北方，影響會更加大。

但這些問題會否帶來根本的反動？我的評估仍是不會。畢竟中國的人均收入還是比 20 年前、40 年前富裕許多。如果有美國朋友問我中國會否崩潰，我會說無疑中國有很多問題，但沒有證據證明整個系統無法維持。

調轉來說也一樣。一些中國朋友有時會問我，是否覺得美國的根本性危機會令她崩潰。他們這樣問，某程度上是希望我答 Yes，但我要告訴他們的答案仍是 No。美國是有許多問題，例如嚴重黨派矛盾、氣候問題。然而美國也有很多資源與很強的社會多元性，這樣她不會輕易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