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論共同富裕及其危險 牛津教授﹕不只消除經濟差異,也消除個人差異

中國推「共同富裕」,成為全球焦點。這項主張擴大中產,增加基層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的政策,帶動不少經濟討論。

然而牛津大學中國中心主任 Rana Mitter(芮納・米德) 提醒,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討論層面,那就是社會政治。

在「共同富裕」政策推出同時,我們可見中國還有一系列社會文化的新政﹕規範娛樂(如堅決杜絕「娘炮」等畸形審美)、規範補習(將補習社登記為非牟利機構)、規範上網(青少年每天只能使用 40 分鐘抖音)、規範電子遊戲(未成年僅可於周五六日及假日玩 1 小時)。然而這些文化規範與追求經濟平等的「共同富裕」有何關係?卻鮮有人能觸及。

Rana Mitter (Photo by David Levenson/Getty Images)

Mitter 對此深有研究。他是英國歷史學家,專注研究現代中國史,其著作包括 2000 年的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滿州迷思﹕現代中國的國族主義、抵抗與合作)、2004 年的 A Bitter Revolution(痛苦的革命﹕中國在現代世界中的鬥爭)、2013 年的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中國對日戰爭,1937-1945﹕生存的鬥爭),以及 2020 年的 China's Good War: How World War II Is Shaping a New Nationalism(中國好戰事﹕二次大戰如何形塑新國族主義)。

他在 2013 年的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 1937-1945 已翻譯成中文《被遺忘的盟友》出版,新作《中國好戰事》中文版亦將面世。2015 年,Rana Mitter 獲選為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並因其教育成就,2019 年獲大英帝國勳章。

China's Good War: How World War II Is Shaping a New Nationalism
被遺忘的盟友

訪問中,Mitter 一開始便帶領我們跳出「共同富裕-共產主義」的必然關係。他認為,共同富裕可以追溯到《禮記》天下為公的概念。這令我們看見共同富裕不只是經濟政策,也關乎中國如何定義自己。

在這一點上,Mitter 認為,共同富裕目的不只消除經濟上的差異,也在消除人民行為上的差異。共同富裕區分了甚麼是政府覺得滿意、甚麼是他們覺得不滿意。透過共同富裕劃定官方認可的行為,中國自上而下建構自己的國族身分。

「某程度上,你可以說那是一項經濟上更平等,同時政治上更保守的政策。」

這種操作可能意味反對社會多元。Mitter 認為,共同富裕的危險之一,就是中國落入一套思維,認為個人自由與集體利益有衝突,帶來對人權的負面影響。

Mitter 認為,中國不一定要循這方向推行共同富裕。他舉出古今東西多個例子,說明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主張經濟平等的政治,都不一定要犧牲個人自由權利。他進一步指,共同富裕要成功,亦需要引入自下而上的意見和討論,令施政能夠因時制宜。中共奉為圭臬的馬克思主,正正提供一套工具,讓中共有可能靈活變通,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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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場新聞
M﹕Rana Mitter

 

「天下為公是共同富裕的一個早期概念」

立﹕雖然近月「共同富裕」變得熱門,但它並非新概念。你是甚麼時候注意到這個字詞的?

「共同富裕」並不是一個新概念。利用「慧科搜索 (WiseSearch)」功能於中國內地傳媒搜尋「共同富裕」作關鍵詞,過去十年此詞每年出現 700 至 2,800 次不等,但在 2021,截至 8 月 22 日,此詞出現次數高達 4,141 次。其中 7、8 月合共 1,494 次。原因在於今年 7 月 1 日,習近平宣稱成功消除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接著,中國官方指,下個百年奮鬥目標,就是「共同富裕」。

M﹕我會說,最近數周前我都沒有很關注「共同富裕」。

然而箇中的概念,我卻已經觀察好一段日子。將財富分配給更多人,在中國有很長歷史。早在帝王時代,中國的君臣亦已深深意識到,平均分配財富是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例如中國有一個頗有名的概念叫「常平倉」,就是官方會用糧倉儲穀,在乾旱、欠收的時候分發給人民。這就是共同富裕的一種例子。明清時代有很多類似的措施。

二戰後、甚至在二戰結束前,類似例子亦有出現。一些西方福利概念,如英國的卑弗列治報告 (Beveridge Report),以及美國的美國軍人權利法案,都在二戰前後被中國用來與一些傳統方法結合,確保人民能夠應對洪水一類天災,及獲得幫助開墾農田、建設工業。

又例如孫中山就熱衷於「天下為公」。你可以說,天下為公是共同富裕的一個早期概念。

常平倉﹕中國古代政府為調節糧價,儲糧備荒以供應官需民食而設定的糧倉。主要是運用價值規律調劑糧食供應。在糧價低的時候,提高糧價大量收購;在糧價高的時候,降低價格進行出售。這一措施既避免「穀賤傷農」,又防止了「谷貴傷民」,對平抑市場和鞏固政權起積極作用,反映人民民眾的利益。

卑弗列治報告 (Beveridge Report)﹕或譯《貝弗里奇報告》,又稱《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發表於 1942 年,由英國經濟學家威廉・卑弗列治 (William Beveridge) 編寫,被視為英國社會保障制度及福利國家的奠基作之一。該報告設計了一套「從搖籃到墳墓」的公民社會福利制度,為英國所有公民提供醫療、就業、養老和其它福利保障。

美國軍人權利法案 (G.I. Bill of Rights)﹕又稱《1944 年軍人復員法案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是一項於 1944 年在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該法案旨在安置二次大戰的退伍軍人,給他們提供各種福利,包括由失業保險支付的經濟補貼,家庭及商業貸款等。

共同富裕不是共產黨的發明

立﹕這觀點很有趣。很多人會認為「共同富裕」是來自共產主義,不會想到孫中山與「天下為公」。

M﹕這類福利措施不是共產黨的發明,國民黨也有做類似的事。雖然在國共內戰,他們對立,但其實兩者願景有相似之處﹕雙方都熱衷於一種強勢、威權、自上而下的政府,也熱衷於福利。土地改革與財富再分配都是兩黨共通的概念。儘管雙方對福利的想法不一致﹕中國共產黨主要建基於階級鬥爭,國民黨不是。

當然共產黨戰勝後,就其福利理念做了許多實踐,但若說它只是共產黨的想法,歷史並不是這樣說。

此外我會說,廣義上,「共產主義」和(儒家傳統的)「天下為公」也含有類似價值。中國共產主義很大程度上參照馬克思主義,然而它也大量參照中國帝王史。

我們當然知道,早期中共強烈拒絕儒家思想。毛澤東很熟悉歷史,古詩也寫得很好;但個人而言,他很大程度上拒絕傳統。他曾說過儒家社會像鐵籠一樣約束中國百姓。同樣,雖然沒有入黨但對共產黨態度正面的魯迅,亦清晰地在《狂人日記》形容儒家思想「吃人」。這明顯是對儒家的拒絕。

然而在 80、90 年代,共產黨思想家開始公開將它們並置。例如胡喬木,他是毛澤東的祕書,也是 50 、60 年代黨內主要的理論歷史學家,可說是中共最核心的人物。而他在 1980 年代,就談到將孔子帶回官方論述的必要。後來我們也看到孔子像開始重新出現,一度遭破壞的孔子墓得到復修,其出生地曲阜成為中國其中一個最大的旅遊點。

紅衛兵挖孔子墓
今日的孔子墓(圖片來源﹕中國文化研究院)

孔子不是中共敵人,他可以為中共服務──這概念便是由此浮現。而其實一直以來都是這麼回事。只是中共 20 世紀初誕生時,需要一些東西去反對,以確立自身地位。在文化大革命對儒家作出終極否定後,共產黨便轉向,將孔子重新帶入官方論述。

有些人甚至會說,中共早期經典、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可以加副題為《論儒士的修養》。在劉少奇眼中,兩者大概沒很大差別。同樣,你看今日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價值,當中一些價值仍緊扣於傳統概念如「和」。這說明二十世紀價值與傳統的揉合。

胡喬木(1912-1992)﹕中國政治人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從 1941 年至 1969 年,任毛澤東秘書。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新華社社長、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於 1939 年在延安馬列學院作出的著名演說,對中共黨員提出了黨性鍛煉的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62 年再版。文革期間曾因其中言論被斥「大肆宣揚孔孟之道,毒害廣大黨員和青年」。

共同富裕的社會目的﹕消除中國內部差異

立﹕這種角度怎樣幫助我們看「共同富裕」?

M﹕我認為「共同富裕」不只與經濟相關,亦扣連於政治,關注的是中國往哪裡去。

今日的中國領袖想締造的改變有兩部份。第一部份純粹是經濟的。經濟上最大的矛盾與鬥爭,在追求增長與確保可持續發展之間。這就是為甚麼中國要嘗試縮小收入差距、打壓富人。這樣做能夠快速表明政府在尋求紓緩經濟不平等。

然而同時,愈來愈多跡象顯示,「共同富裕」亦含有社會目的﹕消除、縮減中國內部的差異。不只消除經濟差異,也消除人們在行為上的差異。

今早我看新聞讀到,抖音限制兒童每天只能使用 40 分鐘。為甚麼要這樣做?當然這跟網路沉迷有關,有些人在網路花太多時間;但我們也可以問,為甚麼這麼多孩子在虛擬世界花這麼多時間?

因為這是為自己建立個人主義的方法。

從一個角度看,個人主義是自我表達;從另一角度看,它可以是「個人反對集體利益」,不是好事。

例如女性主義作家丁玲,她在 1927 年寫的《莎菲女士的日記》是 20 世紀初最有突破性的現代主義短篇故事之一。這個莎菲女士想要有自己的人生,想要男朋友......基本上她想解放自己。她對政治不感興趣,感興趣的只是尋找自己而已。

丁玲(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然而五四運動以來,無論蔣介石與毛澤東都認為,女性須要以個人主義為黨服務。1943 年在延安整風運動有一件著名事件,是關於丁玲與毛澤東的論爭。丁玲認為,女性需要講女權,女性作為個體,與男性不同,而革命必須考慮這一點。而毛澤東只是說,還是階級鬥爭比較重要。

我們也要公平指出,1949 年共產黨戰勝後,在一些範疇例如離婚法,是有引入更多女性主義觀點的。只是總體而言,女性地位到今日在社會仍是頗大的問題。

丁玲﹕1904-1986。中國現代女性主義作家、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黨員。代表作包括《莎菲女士的日記》、《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

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寫於 1927 年的一部短篇小說,描述年輕女子莎菲的故事。作品大部分內容關注的是莎菲女士的浪漫吸引力和性慾望,從女性角度坦率記載了女人的心,和對男性的看法。作品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被視為具有里程碑意義。

延安整風運動﹕又稱整風運動、延安整風等。於抗戰期間由毛澤東在延安發起。所謂「整風」是指「整頓三風」,包括「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運動後,毛澤東成為黨主席,黨中央的地位得到確立,許多學者認為是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開端。運動中亦有大量人員遭到迫害死亡。

回到今天。若莎菲女士在今日的中國出現,我認為她會受到一些官方人士關注。在最近中國的 MeToo 運動,官方似乎也向支持者表明,MeToo 不是官方想發放的訊號。不同於共產黨路線的個人主義,讓中共感到不適。

因此我認為,共同富裕雖是關乎經濟平等,但也旨在區分甚麼是廣泛社會與政府覺得滿意、甚麼是他們覺得不滿意。某程度上,你可以說那是一項經濟上更平等,同時政治上更保守的政策。

退一步看,共產主義革命的悠長歷史,一直含有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的矛盾﹕一方面它應該是解放的、自我實現的,另一方面它卻又熱衷於建立一套社會規範。我們曾經稱這種社會規範的人為「社會主義新人 (New Socialist Person)」。這個矛盾就在今日的共同富裕出現。

中國 MeToo 運動﹕2018 年央視著名主持人朱軍被捲入一宗 MeToo 醜聞,被一網名「弦子」的女實習生指控他曾在 2014 年作性騷擾行為。弦子對朱軍提訴,後進入法庭審理階段,在中國性騷擾案件十分罕有,被視為 MeToo 運動里程碑;然而今年 9 月,北京一家法院裁定案件證據不足,「弦子」稱要繼續抗爭。

社會主義新人﹕New Socialist Person,或 New Socialist Man。社會主義或烏托邦思想的概念,形容在社會主義中的一個完美「人辦」。特質因論者而異,一般而言包括有教養、健康、家庭美滿完整、熱衷於推廣社會主義價值觀。

共同富裕與中國國族主義

M﹕這種社會的保守主義與經濟平等,亦與國族主義相關。

請容我解釋何謂國族主義。很多時候,國族主義被視為等同於排外主義。在我的新作 China’s Good War(《中國好戰事》),我提出一個不同觀點,那就是﹕在這個一般市民已不再熱衷於階級與鬥爭的時代,國族主義很大程度上也是關於假借民族國家之名,尋找集體身份。換句話說,很多人看中國國族主義的錯誤在於,他們主要看中國如何看待其他國家。我不認同。我覺得主要是關乎中國怎樣思考自己。

中國是個仍在定義自身身分的民族國家。從這角度講,她與一些自上而下、反對多元的國家差異不大。例如匈牙利。當然匈牙利政府是民選的,但總理維克多・奧班 (Viktor Orbán) 與中國的領導層世界觀其實相似。她們都是用一種自上而下,傾向反多元的觀點,去理解民族國家,以及人在其中如何自處。匈牙利能夠成為中國在歐洲最好的朋友之一,並非巧合。

也就是在定義自己身分的過程中,這一代中共領袖選擇比以往所有中共黨人更主動擁抱中國傳統。我認為現在中國不願再像毛澤東那樣拒絕傳統,相反,她很熱衷於參照中國久遠的文化。在我看來,將「天下為公」認作共同富裕的根源,也有一定吸引力。

2019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匈牙利總理奧班會面。 (Photo by Andrea Verdelli/Pool/Getty Images)

中國可能出現的危險﹕共同富裕侵蝕人際差異

立﹕你說的反對多元,與西方人權強調的自由似乎有抵觸。你如何從人權角度看共同富裕?

M﹕首先,人權不是西方價值。聯合國在 1948 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這份對人權來說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由許多人撰寫,而其中一名積極參與者,就是中國哲學家張彭春。除他以外還有許多人,例如黎巴嫩阿拉伯人 Charles Malik 等的參與。因此我們不應將它視為西方產物。

世界人權宣言﹕La déclaration universelle des droits de l'homme。聯合國大會於 1948 年在法國巴黎通過的一份文獻,旨在維護人類基本權利。內文共有 30 條,宣言起草的直接原因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省,是第一份在全球範圍內表述所有人類都應該享有的權利的文件。

張彭春﹕1892-1957。張伯苓胞弟。張彭春生於中國,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教育。曾任國民政府外交官、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世界人權宣言》主要起草人之一。起草時張彭春引進儒家孟子思想,結合亞里士多德的理性 (reason) 思想,提醒良知為人類共有,翻譯成英文的 conscience(良心)亦應體現在宣言。如今《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便寫﹕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

Charles Malik﹕1906-1987。黎巴嫩學者、外交官,曾任聯合國黎巴嫩代表, 有份負責起草《世界人權宣言》。

張彭春

至於人權與共同富裕有何關係,我認為其中一個危險就是中國落入一套思維,認為個人自由與權利,以及共同富裕和集體利益有衝突。

列寧就是這樣想。而馬克思則從來不犯這個錯誤。我們要分清楚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列寧主義重點不在個人,而在使用壓逼手段、製造恐怖。馬克思是要引入新的經濟模式,但這跟個人自由與權利沒抵觸。馬克思主義,以最嚴謹的角度講,是很講個人意識的。

馬克思有句話很有名 ── 它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可以用不同方式解讀,而我將會提出我的解讀方法 ── 那就是「人創造他們的歷史,但不是隨心所欲而為之 (Men make their own history, but they do not make it as they please)」。我的解讀是,個人對馬克思來說非常重要。馬克思主義關乎世界連合,但也關乎個人賦權。每個個體的工人都重要。儘管大社會的力量、起伏、革命等,並不由個人控制,但這不代表個人只能隨波逐流,別無選擇。馬克思主義認為,儘管個人處身於巨大的系統,他們仍需獲分配資源,去實現自己想要成為的個體。

馬列主義的舊中共海報

「任何想創造同一性的計劃都不會成功」

M﹕我認為中國的危險可能就是 ── 現時仍未知會否發生 ── 共同富裕侵蝕差異。中國是一個眾數詞 (China is a plural noun)。她不是人人抱持同一價值。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13 億人,每個人都有他們的世界觀。其差異之大,社會之多元,我認為任何想創造同一性的計劃都不會成功。

事實上,世界有許多政府都是馬克思主義、但同時堅持個人權利。有兩個明顯的例子是在印度。一個是西孟加拉邦 (West Bengal) 的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 CPI(M))。它曾當選執政,並在約 30 年後因敗選而和平移交權力。另一個是喀拉拉邦 (Kerala) 政府。喀拉拉邦在印度獨立後有很長的民選歷史,她是印度其中一個識字率最高、媒體最自由的地方,也擁有能發揮功能的反對派。而在該邦,共產黨多次贏得選舉,現在也是執政黨。它是一個好例子,說明你如何可以信奉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同時堅持自由選舉、個人公民權利和言論自由等價值。

CPI(M) 2021 年在西孟加拉邦的活動。 (Photo by Sourojeet Paul/Pacific Pres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同時,分享財富創造更平等的社會,以此定義國族身分,並同時保持社會開放,也並非不可能。斯堪的納維亞諸國 (Scandinavian countries)就是這樣﹕瑞典、挪威、丹麥、芬蘭。這些地方擁有很強的國族身分。很多人覺得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很和平,其實並不總是如此。芬蘭 1917 年曾為其自由對抗俄羅斯,挪威曾在二戰時代對抗納粹。丹麥在二戰時一直被德國佔領;戰後,他們要一邊應對外部力量,一邊定義自己。如何定義自己?並不是靠成為擁有強大軍事實力的崛起國家,而是靠開放社會,以及最優良的、最公平的社會福利。

中國如果想透過共同富裕政策讓人民投入創造平等的共同願景,同時大幅保有個人行動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斯堪的納維亞諸國是可供借鏡的例子。

共同富裕要容許討論、保有靈活性

其實共同富裕這種龐大複雜的政策,不可能弄一個清單,加以實踐就能成功。它需要不斷變化,需要容許一定靈活性,因時制宜。要達到這目標,唯一方法就是容許人們討論,找出做得好與不好的地方。共同富裕不能僅僅自上而下,亦要有自下而上的參與。

我認為,中國共產黨過去百年之所以能夠適應時局變遷,就是因為它可以容忍合理程度的討論。也有時候討論會變得困難,例如 1950 年代的大躍進,討論空間很小,這就是中國靈活性消失的時候。但在過去數十年,也有過討論比較開放的時代,例如改革開放,很多經濟改革政策就是汲取中國內外的討論,並加以組合而成。中國一直都有能力整合不同意念、不同思考。

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1984年及1992年兩次南巡,奠定「改革開放」基本國策地位。

可以說,「富裕」也許是「共同」的,但人們邁向它的道路可以不同。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僅僅自上而下將同一套東西加諸 13 億人,這政策會有不足。

在保持靈活性上,中國也可以回到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你有一個「正 (thesis)」,然後有一個「反 (antithesis)」,雙方出現矛盾,進而得到結「合 (synthesis)」。馬克思主義不是牢固不變的宗教,而是給你一套工具,讓你應對實際情況。如果中國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和社會,那麼馬克思主義可以為她提供一套保持靈活性的方案。

立﹕一些政治理論認為,當政體抑壓人民個人意志,兩者之間會產生張力,進而導致人民反抗,政府倒台。你認為共同富裕有可能帶來這樣的結果嗎?

M﹕我覺得不會。

我們知道,今日中國成功創造的經濟模式,基本上能夠帶來足夠經濟增長,保持整個系統穩定。例如生活質素,概略而言中國過去四十年是一代比一代好的。中國城市化的速度可能是歷史上最快,而一般來說城市化會帶來更高人均收入。我亦認為中國成功利用意識型態為民眾創造一種共同願景。自從金融危機後,過去十多年間,中國也成功設立了一系列的「緩衝」,防禦突發危機出現。

上海(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當然我不是說中國沒有問題。中國仍有許多重大問題。例如人口。一孩政策對人口傷害甚大。中國出生率不足以令人口平衡,結果就是整體人口年齡愈來愈老,到 2030 年起會開始出現負增長。日本也有類似問題,但日本人均收入高許多。中國人均收入不會足夠像日本那樣應對。因此,中國今日就要準備處理這問題。

另一問題是環境與氣候變化。它是整個世界都要面對的問題,中國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比較乾旱的北方,影響會更加大。

但這些問題會否帶來根本的反動?我的評估仍是不會。畢竟中國的人均收入還是比 20 年前、40 年前富裕許多。如果有美國朋友問我中國會否崩潰,我會說無疑中國有很多問題,但沒有證據證明整個系統無法維持。

調轉來說也一樣。一些中國朋友有時會問我,是否覺得美國的根本性危機會令她崩潰。他們這樣問,某程度上是希望我答 Yes,但我要告訴他們的答案仍是 No。美國是有許多問題,例如嚴重黨派矛盾、氣候問題。然而美國也有很多資源與很強的社會多元性,這樣她不會輕易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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