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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人的力量

2018/9/16 — 0:21

五十年前,當蘇軍的坦克驅進布拉格,將如火如荼的民主改革鎮壓下來,歷時數月的「布拉格之春」無疾而終,捷克整個社會也陷入一段跟香港今天處境相似的迷惘時期。

在這段後來被稱為「正常化時期」裡頭,捷克民眾開始由熱情轉趨冷漠,四周充斥著什麼都不相信的犬儒主義,對政治感到疲倦和無力。據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的回憶,後來打破這種持續數年的冷漠氛圍,形成其後促成共產政權倒台的「七七憲章運動」的起因,並非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件,而是因為當局於1976年無理拘捕及檢控地下搖滾樂隊「塑膠人」。

走出冷漠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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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爾形容:「這不同於向已做好風險準備的政敵算帳,也絕不是兩個集團之間的鬥爭,是一次極權主義制度對生活本身的侵犯,對人最起碼的自由和誠實良心的侵犯。」當時民間社會裡頭不同範疇的活躍份子,包括作家、學者、前共產黨員及宗教人士等等,紛紛響應了聯署和聲援運動,為七七憲章運動打下了重要基礎。

「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經歷了數年的被動和消極生活,因著這次赤裸裸的極權「對生活本身的侵犯」,人們開始走出令人厭倦的現況,喚起了大家「重新感到自己對社群的整體命運負有一份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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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源於生活的反抗行動,超越了民主派建制派、藍絲黃絲的分野,讓政治回歸更深刻和基本的原點:良知和道德,並以此拷問極權對於我們每一個人的侵害。近日空姐就行李門事件的司法覆核獲得勝訴,便是這種超越傳統政治分野的行動。申請上訴的空姐及其背後的空中服務員工會所質問的,不是梁振英本人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也不是他的政治聯繫,而是基於公眾航空安全而設立的規則,不可任意遭到特權破壞。作為專業的航空人員,他們認為自己必須負起責任,告訴公眾問題所在。

守護我城的平凡人

我想起韓國電影「逆權公民」裡頭的檢察官、法醫、記者及監獄主管等眾多平凡人,雖然面對國家機器無孔不入的強大壓力,仍然拒絕向強權屈服,或者利用自己崗位僅有的空間,盡量去做一些表面看似微小,但可以逐小逐小削弱極權的事情。就是他們日常的堅持,最終才締造了推翻專制政府的社會條件。電影的英語名稱是「1987:when the day comes」,沒有了這些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點滴累積的付出,我們還真可看到那一天的到來嗎?

當我們細心留意便會發現,香港其實除了逆權空姐,也有不少散落在社會不同崗位的平凡人,仍然堅持著以每日微小的行動守護我城。他們是繼續頂著「國民教育」的教師和家長、不惜冒犯上頭捍衛新聞自主的記者和編輯、面對法律訴訟仍然堅持講真說話的學者和評論員、面對一次又一次釋法仍然相信法治不能退讓的律師和法律教授⋯⋯他們也是默默從事社區和工會組織,將本來微小的力量結聚起來,希望可以改變職場及社區不公義的眾多小人物。就像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說,我們分散來看,這些平凡人好像微不足道,連他們的名字也記不起來,但當我們將他們視作一個集體,其實就是這些平凡小人物塑造了我們的歷史。

從「運動戰」到「陣地戰」

從民主運動的未來發展來思考,也只有這些散落在不同社會領域、由下而上的生活抗爭,才能為民運目前的困境帶來突破、注入源源不絕的生命力。在這個視野之下,民主運動再不局限於以往那種與政權直接交鋒的「運動戰」,而是擴展至社會不同場域、以捍衛生活權利和民眾充權為己任的「陣地戰」。借鏡不同國家民主運動的歷史,這些形形色色的「陣地戰」蘊藏著挑戰專制政府的重要力量。1979年台灣經歷美麗島事件,眾多民運人士被判囚及迫害,但民主運動並未因此退潮,在整個八十年代原住民、環保人士、婦女及勞工承接了反抗運動,令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步向瓦解;1980年南韓發生光州事件,學運民運被軍政府暴力鎮壓,部份學生眼見街頭衝擊未可扭轉局面,所以潛入工廠協助工人組織地下工會(因當時官方工會是唯一合法工會),工作間持續爆發的工業行動,終與反對派的政治力量匯流形成推翻專制政府的力量。

四年前,雨傘運動結束之前,我們曾一起矢言「傘落社區」,曾一起高唱過「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今天,情況變壞快得驚人,不單真普選遙遙無期,連過往一些我們視作理所當然的基本權利,竟然也逐步崩壞。說起我城的未來,很多人都無言以對。母忘初衷,面對逆境的時候,我們更應該繼續踐行「傘落社區」的精神,返回到社區、職場、學校及教會等不同場域,從相識或不相識的平凡人身上,重尋民主的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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