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平行時空 — 從東亞視角看「新加坡模式」

2020/5/2 — 10:00

Photo by Swapnil Bapat on Unsplash

Photo by Swapnil Bapat on Unsplash

【文:黃偉豪(香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副主任)】

(編按:本文是作者為陳思賢 (Kenneth Paul Tan) 新書《新加坡模式 — 城邦國家建構簡史》所寫的導讀。)

很高興有機會為陳思賢教授所著之《新加坡模式 — 城邦國家建構簡史》繁體中文版寫序,實是萬分榮幸。陳思賢教授是我的好友,也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副教授,更是學院的創立功臣之一,曾任學院的副院長,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書譯者鄺健銘先生先後是我和陳教授的學生,他先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及後再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因此我對這本書有份外深厚的感情。

廣告

我對《新加坡模式》一書十分欣賞,誠意推薦給大家,但這並非純粹基於上述的情感因素,而是這確是一本短小但精要的好書,強而有力地介紹何謂「新加坡模式」,更讓我們了解到它的侷限,及面對的困難和挑戰。

《新加坡模式》—— 極具本土情懷的「新加坡模式」研究

廣告

陳思賢教授是新加坡研究的權威,我和他的相識也因此而起。香港研究及有關香港的比較研究, 一向是我的主力研究範圍之一,而香港和新加坡一向是在研究及政策上互相比較的對象,因此當我在數年前得知陳教授會在學術休假期間到訪香港,便慕名邀請陳教授訪問中文大學,以「新加坡模式」為題辦一場學術講座。

在講座上,陳教授的分析給我一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驚喜和震撼。我過往接觸的不少傳統新加坡研究,均是離不開吹噓新加坡的成就,歌頌新加坡模式的自我陶醉和陳腔濫調,欠缺了學術上的嚴謹、執著和批判思維。但陳教授卻完全不同,使到我們可以在毫無遮蓋和掩飾的情況下,真實地零距離了解新加坡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當講座結束後,我立即上前對他說:「你是我認識最具批判性的新加坡學者,而這也是我聽過有關新加坡的最佳講座。」

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新加坡人,在演講的過程當中,陳教授不時散發著對新加坡的強烈感情。他深愛著自己的國家,對「新加坡模式」的批判,也只是源於愛之深而責之切。這也使我產生了無比的共鳴,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亦同樣對香港有一份愛之深而責之切的感情。因此,我和陳教授就仿似處在「平行時空」,只是他在新加坡,我在香港。若大家角色及命運互換的話,也會在同樣的地方,做相同的事情。

「新加坡模式」之祛魅

在有感而發下,就讓我以「平行時空」為主題,把《新加坡模式》一書的內容,聯繫至香港和中國的發展之上。首先,在「平行時空」的概念下,已沒有最好和最優越的模式這回事,學術界也不再認為「新加坡模式」是最理想或唯一的模式,及視之為所有社會和國家的發展目標。

事實上,過往很多以經濟發展為主調的模式已成為了神話和泡沫,不是幻滅,便是爆破。它們變得過時和失效的主要原因是,在後工業化(post-industrialization)及知識型經濟(knowledge economy)的年代,舊有的模式不論過往是如何成功,卻已不再是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而更重要的是,在後現代化價值(post-modernization values)的普及下,經濟增長往往只是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之一,甚至在新世代和年輕人的眼中,有許多其他的目標如環保、民主、公義和自由,遠遠比盲目的經濟增長更為重要,更值得爭取。

以上的看法不是否定過往的一切及上幾代人的努力,而是時移世易,社會已比從前變得更複雜又多元,並且必須建立國際網絡和全球化定位。相反,過往的世界(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格局)相對簡單和單一。當時,在戰後百廢待興,國家建設(nation-building)便成為了不少國家 —— 特別是較為年輕的國家,包括剛脫離殖民地身份而獨立的新加坡——的首要工作。國家建設的工作範圍,自然離不開兩個主要任務:第一,建立自己的國民身份認同及價值;第二,透過推動經濟增長(economic-growth),擺脫貧窮,走向富強。

在這個情境下,便誕生了當時在亞洲甚為流行、學者莊遜(Chalmers Johnson)所指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在不同程度採用這模式的情況下,南韓、台灣、香港及新加坡更取得了驕人的經濟成就,在上世紀的七十至九〇年代,被稱之為「亞洲四小龍」。值得留意的是「發展型國家」的模式,並非只是屬於國家建設中有關經濟發展的任務,對於另一大任務,即建立國民身份認同及價值是同等重要。而當時的「亞洲四小龍」(包括現時已民主化的台灣與南韓)也是屬於獨裁的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state),而「發展型國家」的經濟成就便正正是這些威權政體的管治合法性(legitimacy)的來源。用已故的比較政治學大師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用語,這些國家的合法性均是建基於表現(performance)之上,而非用民主制度,來選出自己領袖的程序合法性(procedural legitimacy)。

四小龍的經濟奇跡背後,更帶有一個政治上的神話,這個神話,以香港和新加坡尤為關係密切, 便是它均違反了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下的基本法則,及西方的經驗。即是在經濟工業化下,沒有民主政體,但卻能維持政治穩定。背後的秘密和如何建立國民的身份價值息息相關。

「新加坡模式」的發展瓶頸

在「發展型國家」模式下的國民身份和價值認同,是充滿矛盾和諷刺的。如前所指,國民一方面要為自己國家的經濟成就感到驕傲和優越,從而建立認同和管治的合法性,但同時要接納及擁護一個並非由自己選出來的獨裁政府,並且犧牲不少的公民權利和自由。當然,在這些國家的當權者, 會非常努力地建立一套公共論述(public discourse),這包括了陳教授在書中所說的「新加坡故事」(Singapore Story),強調威權政體是唯一通往經濟增長及社會穩定的道路,以洗腦的方式加強自己在國民心目中的統治合法性。

這個做法,看似聰明,希望透過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的途徑,鞏固和永續當權者的管治。可惜, 這同時也成為一種自我制約,無形中在統治者和人民之間構成了一種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統治者為自己可繼續享管治權設下條件,也因此埋下「發展型國家」模式日後破產和崩潰的伏線。如前所述, 這些模式的末日,是來自新經濟下失去有效推動經濟發展的能力,及社會已失去以經濟發展作為唯一共同目標的共識。《新加坡模式》一書,便是在這個背景下,為我們帶來了新加坡的故事和經驗。

同為城邦但分道揚鑣的新加坡與香港

同是四小龍之一的香港,背景和新加坡相似,同是一個城邦(city state),人口多而缺乏天然資源,處於大國之間的夾縫,但基於種種原因或陰差陽錯,面對相同的發展難題卻有不同的回應,成為了既相似又不同的平衡時空。

例如,因新加坡是獨立國家,可以光明正大地建立國民的身份,但因香港在九七前只是一個英國的殖民地,獨立不是一個政治正確的選項,所以香港人在經濟起飛下的身份認同,在回歸中國前,也只是建立於經濟的優越性上,而非一個有共同價值而又獨立於中國的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這亦導致鄺健銘在《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中所指出的,新加坡與香港在管治上的定位不同,前者是一個完整的國家,香港只是一個特區。直至近年,在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失效,一國兩制步向名存實亡,本土思潮及由年輕人帶領的社會運動急漲下,一切才有翻天覆地的變改。

「新加坡模式」與「中國夢」

在平行時空下,「新加坡模式」雖然在新加坡代表著過去多於將來,但在中國,它卻曾經是理想的未來管治模式的想像。因為它同時擁有中國政府想要的三大元素:後工業化下的經濟(包括了金融及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政治的穩定,以及最重要的,在一個較開放的政治制度下,仍然能夠保持一黨專政。《新加坡模式》一書對於這個「中國夢」的最大啟示是,以上三者可以持久地和平共存,只是一個一廂情願的說法。更諷刺的是,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再度倒行逆施,在經濟上更集權,在政治上更極權。

香港和新加坡的最新發展,仍有很多互相借鏡和影響之處。香港現時由反送中所引發的「流水革命」示威浪潮,對香港的管治者而言,這反映出缺乏新加坡式的精英和廉潔管治,只會帶來權力腐化, 激化社會的強烈反抗。對新加坡的管治者來說,這也是一個警號,長期的政治保守與社會控制,在一個對外開放的全球化城市,年輕人與社交媒體主導的年代,是否仍然可行?這亦是書中所提出的重大問題。因此,這是一本極具啟發性,和值得我們去深思細嚼的好書。書中所觸及的不只是新加坡的經驗和故事,更是整個東亞先進經濟體系的縮影,可作為自我反省的一面鏡子。

 

(陳思賢著,鄺健銘譯,《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台灣季風帶文化出版。於台灣各大書店﹑香港序言書室與誠品新加坡草根書室馬來西亞有店有售,讀者也可在網上訂購。▍博客來 ▍誠品 ▍三民 ▍讀冊 )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