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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闊時空脈絡看近代中國政治

2021/2/16 — 17:41

郭慧英著譯、鄺健銘編訂《帝國之間、民國之外 — 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背景圖片來源:Diego Marín @ Unsplash)

郭慧英著譯、鄺健銘編訂《帝國之間、民國之外 — 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背景圖片來源:Diego Marín @ Unsplash)

【文:邱淑如(Ann S. Chiu,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主任)】

(編按:旅美台灣學者郭慧英教授新著《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從二十世紀初的華南與南洋角度,解構「中國」民族主義,破除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中國」想像。本文為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主任邱淑如為本書所寫的推薦序,承蒙編訂者鄺健銘先生授權轉載。)

郭慧英博士於 2014 年出版英文書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Leiden: Brill),如今中文譯作《帝國之間、民國之外 — 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的面世,乃讀者賞心悅目之事,一如既往,她總在傳統論述上加入微妙的解析面向,有助擴展時空視野。筆者於 2017 年為期刊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 Perspectives 客座編輯 Taiwanese Americans 特刊,邀請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的郭博士賜文 “Enumerating Taiwanese in American Census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當時已感覺作者將主題置於大環境下論析亞裔美籍的情境以獲全貌。她 2019 年親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查詢海外華人特藏和香港研究特藏,運用歷史檔案去研討當代新加坡和香港議題,我好奇地問她到底是歷史學者或社會學者。這部著作肯定了她呈現區域研究成果的潛能如下:一、將「海外華商」置於全球空間和時間脈動中,探索其在英國屬地的新加坡和香港,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如何因時、地、事制宜回應來自於中國民族的政治號召動員,顯出方言群組織的異質性,以及地緣媒介的機動性(agency),方法上超越地域研究專家與學科學者之間的範疇,有別於傳統上等同各地閩粵地緣商業組織為語言文化一致,作為民族語文的橋樑,不由分說地以商業行為響應中國大陸的政治運動,視日本或英國帝國為仇敵,忽略了華商本身多重的思量;二、以原始資料和第二手來源文獻分析過去和進行中的研究,有助讀者發掘新的或未留意的現象,以便進一步銜接未來的研究。事實上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和商業活動並非近世紀的現象,Sin Wen Lau 近日出版的 Overseas Chinese Christia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ligion, Mobility and Belongings(Leiden: Brill, 2020),關注海外華商的企業資本和民族語文橋樑議題外,也指出華商本身的媒介機動性建構,可見郭博士以十九和二十世紀歷史事件的觀察所提出的見解,直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依然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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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外華人研究史料特藏

大學圖書館的香港研究和東南亞研究特藏和檔案來源可溯至十九世紀,涵蓋西方殖民政府在這些地區的外交和公共行政事務,以及東方和西方的商品和文化交流,也包含亞洲社會特有的問題,像是香港和馬來亞華人的 muitsai(妹仔,即 bondservants),許多資料都是致力於田野考察的區域研究專家留下的筆記和出版品,如向來研究華人方言群組織的人類學家莫里斯.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之論文及其捐贈品。然而傳統區域研究學術在近幾十年的全球化世界中開始受到挑戰,就 Amitav Archarya(2014)的觀察,全球化「已經造成跨越不同地區的社會有了共通的經驗,受到某種問題影響的地區民眾形成跨國度的社區,不能以嚴格的地理或民族根源分界來檢視這些區域」(頁 470)。另一方面,區域研究專家 Anthony Reid(2004)指出有些學科學者盡是尋求法則的規律性,他們複製這些原理在其他地區,無法對研究區域本身特有情境的問題產生靈敏覺察,容易「混淆了支配性的知識與真正普同性的知識」(頁 16)。他們對知識性問題有不同的觀點和解決方式,而本書作者以跨國性和全球面向研究香港和新加坡,縮小區域研究專家與學科學者之間的專業壁壘,達致整合性學科區域研究(integrated disciplinary regional studies)模式,採用新加坡和香港自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原始資料,重建英屬地的新、港兩地不同方言群之華人回應中國民族政治動員的商業策略史,得以聚焦各研究區域特有的社會情境,細膩地描繪與當地息息相關的事物像是棉布、茶葉、製糖的原料來源、生產地、銷售市場、關稅,另闢連繫性的時空走廊,令讀者對照當時歐亞大陸的政經局勢以及太平洋戰爭的影響,以多維的面向去理解兩地華商在回應中國政府的實業建國、國貨運動等號召,所必須參考的對象以運用其自主性,而這種自主性是身處任何時空的海外華商回應政經環境皆具備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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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之聯繫與互動

郭博士在論述 1933 至 1941 年中國國民政府統制經濟下的南洋與中國商業關係,認為對日戰爭在華南沿海失守,「不斷退縮的中國領土,對於南洋與香港華商的影響,是他們與福建與廣東的經貿往來,因為『僑鄉』為日本所據的緣故,往往被當作是接濟日本」(本書第七章第三節),時空轉換不但影響了身處中國大陸以外的海外華人團體與華南僑鄉的互動,也調整了他們與中國的商業關係。大學圖書館館藏顯示香港華人移民社團分別出現於三個時期,即 1860 年代至 1948 年、1948/1949 年至 1970 年代、1980 年至今(參見 Dialect/Trade Association publications-Hong Kong Studies-LibGuid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郭博士查閱的主要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中的社團詳實記錄。與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接壤,早期經此來港的華人移民依其血緣和方言群認同,自 1860 年代以來組成宗親會、同鄉會、地緣商會的互助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無異於早期移居東南亞和北美洲各地華人的社團形成。自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華人會館面臨中國大陸不確定的社會和政治情勢直至 1970 年代,在港經歷了本地化過程(邱、林、何,2014)。自 1980 年起有不斷來自廣東和福建的新移民在港成立以鄉鎮和村落為單位的同鄉會或聯誼會,新移民社團經歷 1997 年英國政府移交政權至二十一世紀有增無減。

Pal Nyiri(2001)認為中國大陸的菁英模塑了近年來自大陸的海外華人之認同建構,他們「並沒有正式區別獨特的論述,像是傳統海外華人所謂『福建人』或『廣東人』那類的論述」(頁 650),所有各省分的認同感都以單一的國家論述取代。這就令香港的情況顯得特別,還有不斷衍生自宗族和方言群的傳統華人社團,這些快速成長的廣東、福建的鄉鎮和村莊社團,只有數量很少的成員,地理上的區劃與舊香港的方言群和地緣商會重複,新移民社團的刊物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論述。另一方面,Cheun Hoe Yow(2013)認為過去三十多年來改變廣東經濟和內部建設的,主要由於香港 1980 年以來的投資,跟東南亞華人社團不太相關,大部分東南亞和北美洲的傳統華人社團都是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中期成立的,他們在二次大戰後已在移居國落地生根,館藏鮮有發現出自 1949 年後成立的社團刊物。

海外華人的鄉緣

然而,海外華人館藏卻收集了大量 1980 年以來的華南僑鄉刊物,且偏重珠三角西南隅的江門五邑(即台山、開平、恩平、新會、鶴山)(參見 Emigrant Village publications -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 LibGuid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這是傳統海外廣東華人的祖居地。一些舊香港移民社團在 1980 年開始,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而變得活躍。為了與海外華人凝聚社會關係,中國僑鄉政府以親屬辭令,以及僑鄉刊物來拉近海外華人,邀請他們在中國大陸投資(邱、嚴,2016)。誠如吉原(1991)所指出,香港的移民社團為廣東省政府與海外廣東華人居中斡旋,助長了原先於 1949 年停擺的許多華南僑鄉刊物都在這一時期復刊,由此我們也看出香港與華南之間的民族文化界線從來都是流動性、隨機性、處於商榷議論中的狀態,商業策略可以是主導國族關係的因素。不同於海外華人特藏的收集,這一時期香港移民會館刊物,是偏向粵東社團如潮州、汕頭、東莞、深圳、中山、珠海同鄉會的僑鄉刊物,意即香港華商在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中期投資最多的地區。

人類學家 James Watson(1975)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研究香港新界新田村的文(廣東話發音為 Man)氏族群,及其村民在英國倫敦的移民。這個華人社區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以親屬關係積極移民到倫敦經營餐廳,贊助他們在香港數百年歷史的家鄉舉辦傳統的祭典和節慶活動。其後 Watson(2004)觀察到許多來自香港文氏族裔的海外華人,從 1990 年代末開始便在中國大陸尋找商機,他們試圖以尋根和重新創造遠祖的祭典來與中國大陸拉近關係,榮顯著名的愛國歷史人物,宋朝末年被蒙古軍處決的文天祥(1236-1283),其溯祖範圍遠超過在香港的故鄉,以此虛擬的親屬辭令應用於全中國大陸,發展房地產市場。讀者可以查詢《新界新田村文氏族譜》,文氏開基祖在十六世紀的明朝時才到香港定居,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膠卷族譜是由倫敦的英國圖書館複製而來。本書讀者可藉以反思這種具有自主性的地緣組織華商是否仍舊運作在全球化加劇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的政府是否還以此國族的軟實力和華裔親屬辭令,與海外方言族群互動。

文化回憶與海外華人意識

作者的區域研究有著詳實的原始檔案為基礎,並非用歷史的類比來回應我們假設的問題,但她提議的方言群華人社團的自主性,以及各地社團之間的異質性如何回應祖居地的呼喚,依然適用於我們的數位資訊時代,啟迪我們去覺察當前的現象,益以想像和思考去回應新的問題。Aleida Assmann(2006)相信,比起印刷文化的回憶(memory),當代資訊社會的人們更喜好網際網路文化的注意(attention)。印刷時代的知識分子意圖時間的超越,他們記錄並且闡釋跨越不同時代的資料。網際網路時代的網民意圖空間的超越,他們傳達跟那些面對面的口述史一般真實的人類溝通。但我們認為人們是可以這兩種不同方式參與文化回憶的,在美國的臺灣客家華人,並非因循百年前在美國成立的廣東客家社團成為會員,而是以 Hakka Global Website(Chiu & Chang, 2018)上線溝通,喚起他們在臺灣故鄉有趣的回憶,參加自組的社團活動。福州新移民在他們紐約的家鄉網站 Fujianese.com(Chiu, 2016),重新想像六百年前下西洋的鄭和如何在其長樂故里太平港起航,類比本身移民至西半球的經歷(Chiu, 2019)。

當 2001 年九一一恐怖襲擊重挫紐約市中心的曼哈頓區,毗連的唐人街裡,舊廣東華人社團和新福州移民社團在往後十年社區重建中多所貢獻,筆者研究其中所表達的關於華人核心價值觀之異同,以及對國族號召所展現出不盡相同之行動。為振興唐人街的旅遊業,福建社團 2007 年提議捐贈他們的航海英雄鄭和所乘的寶船模型給哥倫布公園;羅列於東百老匯街(East Broadway)的福州社團一向認真接待來訪的福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要,並資助福州長樂的海外華僑華人博物館。另一方面,羅列於勿街(Mott Street)的廣東社團自清末支持孫中山(Sun Yat-sen)推翻滿清以來,至今一直懸掛中華民國國旗,2009 年臺灣民間團體送給廣東社團中華公所一座孫中山銅像,公園最終在 2015 年放置中華公所致贈的人物雕像。但形式的政治行為不足以觸及方言群社團心理最深處的自主性,特別是福州幫作為新經濟移民,與舊廣東移民仍有文化習俗共通的概念,許多策略元素是借用 Bailey(2002)所謂的常則規範(normative rule)和實際規範(pragmatic rule)的象徵寓意,並與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次序重複(Chiu, 2012)。立於東百老匯街口的雕像是民族英雄林則徐,由於林則徐是福州人,於清末對英國的戰爭中燒毀鴉片,平日在與廣東僑團較量時,他們以此為榮,時常應用實際規範批評對方在社區重建資源上的佔領。當 1999 年紐約市長宣布林雕像周圍命名為林則徐廣場時,他們雀躍萬分。但到 2005 年 6 月 26 日國際禁煙節,市長將東百老匯街名為「林則徐路」時,又不免感到失望,因為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實力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十年漸增,主動登記政治選民增長,福州社區的商業和人口領域擴展至臨近許多市區和外州,期許可以跟廣東華人一般為美國主流接受,所以一直企盼結果是名為「福州街」,他們心理上的國族論述(discourse of state)和文化論述(discourse of culture)之論爭也算是另類的自主性。

郭博士的著書不僅分析了新、港過去一段商業史與中國民族政治動員的回應,她對兩地閩、粵華商的自主性看法,持之有效於現行中的研究,有助讀者銜接其未來的研究。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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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由台灣出版社季風帶出版,將於香港序言書室﹑一拳書館﹑蜂鳥出版書店﹑香港誠品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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