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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大選與 「新加坡模式」 — 四點觀察

2020/7/6 — 12:01

新加坡(資料圖片,來源:Chuttersnap @ Unsplash)

新加坡(資料圖片,來源:Chuttersnap @ Unsplash)

新加坡將於 7 月 10 日舉行大選。第四代國家領袖 (4G Leaders) 預備上場接捧,將是這次新加坡大選重要環節之一。在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模式」 將會何去何從?若從以下四點大選前瞻角度思考這個問題,我們或會有更多體會。

第一,關於大選時間:

新加坡執政黨原想利用應對武漢疫情的政績,速戰速決,及早進行大選。早在 3 月底,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便指出,疫潮退散之期難料,政府需要在短時間內取得強而有力的民意認受以專心應對。及後新加坡《聯合早報》曾舉行網上民調,近七成受訪者不同意當局在疫潮下舉行大選,原因是他們認為這會阻礙選舉集會之進行,支持決定的網民只有約兩成,民調結果後被刪除。至 4 月,新加坡本土爆發新一波武漢肺炎疫潮,患病人數急升,政府急推一系列封城措施,選舉無可避免地被延至 7 月 10 日舉行。這一方面反映了強調家長式管治的「新加坡模式」並非完全無懈可擊,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星港管治模式的不同體質 — 在新加坡封城期間,具官方色彩的人民協會 (People’s Association) 發起運動,鼓勵國人使用可再用布製口罩。而在香港,這類口罩則由社會民間自行研製與分發,與此同時,社會民眾議論香港是否已淪為「失敗國家」 (faile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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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關於第四代國家領袖:

縱然從武漢肺炎患病人數角度看,香港整體表現優於新加坡 (後者確診人數約 36 倍高於香港),但新加坡政府防備隨疫潮而來的經濟寒冬的積極程度,則非香港政府表現所能比擬。在 2 月,新加坡政府宣讀「同舟共濟預算案」 (Unity Budget)。此後在3月至5月間,新加坡政府因應疫情,追加另外三份特別預算案,分別為「堅韌團結配套」 (Resilience Budget)﹑「同舟共濟預算案」 (Solidarity Budget)﹑「堅毅向前預算案」 (Fortitude Budget)。這四份預算案所涉總金額達近一千億新幣,佔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近 20%,當中動用的三百億來自政府儲備金。早在 3 月,新加坡政府用作振興國家經濟的金額便已佔國內生產總值 11%,佔比之高,可與美國 (10%) 及德國 (32%) 相比,香港同類佔比則只達 4% 左右。相較香港政府言行,新加坡政府強調「保工作,保企業,保未來」,顯然更具說服力。現任新加坡財政部長為王瑞杰 (Heng Swee Keat),向被視為下任新加坡總理人選。在 2016 年,王瑞杰中風,他的接班仕途曾受影響,但至 2019 年 4 月,於內閣班子人員調動之中,王瑞杰被升任為副總理,其地位更見清晰。王瑞杰今年主理一系列四份預算案,可視之為新國家領袖接捧前的熱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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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於執政黨競選宣言:

執政黨人民行動黨日前發表了競選宣言,以「Our Lives, Our Jobs, Our Future」為競選口號。宣言內容與官方向來積極宣揚的「新加坡故事」國家發展論述大同小異,兩者同樣強調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大政府支援社會各類人士之必要。相對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宣言內有關社會韌性 (social resilience) 的部份。宣言提出的一大承諾,是未來新加坡社會安全網將會變得更完善。事實上,近年反映新加坡貧富懸殊程度的堅尼系數已超過 0.45,按聯合國人居署(UN Habitat)標準,這已屬危險水平。在 2019 年 9 月,前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 (GIC) 首席經濟師楊南強亦曾指,新加坡的貧窮問題,遠較想像嚴重。向來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經哲學﹑強調自力更生的人民行動黨今後能否坐言起行進一步向左轉,新加坡的貧富差距問題會否蘊釀前所未見的社會躁動,都是有關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模式」發展動向值得關注的議題。

第四,關於新加坡反對派力量:

關於新加坡反對黨勢力發展,近期引人注意的大事,是李光耀之子李顯揚加入反對黨之一新加坡前進黨。不過在短期內,李顯揚此舉影響有限,原因至少有二:一,李顯揚已宣佈不參選;二,執政黨的政治論述已廣入民心。在上屆大選之後,我曾撰文指出,新加坡一黨獨大的選舉威權政體所以穩固,其當中關鍵也許不在於執政黨劃分選區等政治動作,而在於大部份新加坡選民確信執政黨所宣揚的國家發展論述,進而不願冒險票投反對黨。亦因此,新加坡最大反對黨工人黨向來言行審慎,猶如人民行動黨第二梯隊,近日工人黨亦因沒有派員參與華語選舉電視辯論直播節目而向公眾道歉。換言之,於短期內,反對派僅能左右執政黨的得票率,馬來西亞式變天不易在新加坡重演。不過,從長遠角度看,李顯揚加入反對黨,或會引發令人意想不到的蝴蝶效應。畢竟,在不少學者與精英眼中,未來新加坡執政黨內部分裂,發生機會不低。

對「新加坡模式」能否被移植至香港土壤的思索,一直是令香港朋友關注新加坡發展的重要推力。問題是,香港人對「新加坡模式」的理解,往往源於想像多於透徹認識。對觀察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模式」的優勢與侷限,今屆乃至往後大選都會是重要的觀察切入點。

(文章原刊於《信報》,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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