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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與習近平「手足情深」又如何?

2020/9/13 — 12:29

【文:王家豪 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碩士,羅金義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日前在莫斯科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外長會議的中國外長王毅,跟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談之後共同會見記者,豪言在世界百年變局的背景下、動盪不安的國際形勢中,中俄成為重要的穩定力量。他又提到即使在疫情之下,習近平和普京今年迄今已經四次通話、多次互致信函與賀電,從戰略高度引領兩國關係乘風破浪。兩國元首的緊密關係,再次成為華文媒體的談資。

手足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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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與中國的政治運作都是高度個人化的,最高領導人之間的友誼到底對兩國關係的影響有多深多廣?兩國關係近年無疑發展迅速,這多少是由普京與習近的私人友誼所促成呢?

自習近平掌權以來(2012年11月上任中共總書記,翌年3月上任中國國家主席),已經跟普京會晤超過30次,互動很是頻繁。即使是言語不通,但二人年齡相近。普京告訴大家習近平是唯一與他慶祝生日的國家元首,習近平則回敬稱普京是他「最好的知心朋友」;他們曾經一起品嚐俄羅斯煎餅、搭乘中國高鐵、觀賞冰球比賽、互相頒贈國家榮譽勛章……等等。雙方官媒津津樂道二人「私交甚篤」,趣味相投,例如都熱愛運動。其實普京愛好柔道、滑雪和冰球,習近平則喜歡足球、游泳和登山。二人的政治生涯和歷練也不盡相同,普京出身基層,出任總統前名不經傳,習近平則是根正苗紅的紅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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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看在西方觀察家眼中,二人的治國理念和世界觀容易惹人聯想:在內政二都主張權力集中化、鼓吹民族主義和愛國情操、推動個人崇拜;外交上都矢志要成為大國,重拾在世界上的強者地位。好些國際輿論也盛傳普京與習近平關係「兄弟情深」(budding bromance),對美國領導人不無打擊。

其實更為值得反思的是,二人的交往對推動俄中關係其實存在什麼局限和約束?兩人的友誼與國家利益孰輕孰重呢?

惺惺相惜、互相學習?

美國學者 Elizabeth Wishnick(2019)認為普京與習近平交往頻密,奠定二人友誼的基礎,也互相學習各自的管治模式。比方說,俄羅斯與中國通過修憲開創永續管治的可能性,建立「防火長城」對網絡世界進行審查和監控,利用真假莫辨的信息宣傳嘗試扭轉國際輿論劣勢。透過重整政治制度,習近平將權力集中於自己身上,包括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並且親自擔任主席;又削減總理李克強的經濟決策權和黨內集體領導的政治慣例。這些跟普京建立的「垂直權力」體系相似 — 為了擺脫1990年代以還的政治動盪,普京將國家杜馬、地方政府和寡頭商人的權力收歸中央。習近平藉推動反腐運動消滅政敵薄熙來和周永康,跟普京嚴懲越界的寡頭巨賈也形跡相近。普京提倡歐亞概念,推動歐亞經濟聯盟,將俄羅斯定位為縱橫歐亞的大國;習近平則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實現「中國夢」和民族復興;普京與習近平同樣以「後西方」世界秩序爲願景,銳意打破美國霸權,以保障國家利益。

然而,俄羅斯與中國的政策不能完全兼容,畢竟兩國存在實力和文化上的差異,難以單憑普京與習近平的友誼就足以扯平(Baev, 2020)。儘管修憲之後普京的任期「歸零」,但面對疫後經濟困境造成的洶湧民怨,其「永續」執政之路恐怕遠較習近平的崎嶇得多。俄羅斯的「網絡主權」議案,透過嚴苛法規和刑罰逐步收窄網絡自由,不如中國那樣採用網絡過濾系統,避免以硬碰硬,但後者牽涉的成本實在高昂(Polyakova & Meserole, 2019)。北京抗疫「大外宣」盲從莫斯科的信息策略,結果似乎適得其反,嚴重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西方媒體形容習近平為「中國的普京」,從某些角度看無疑是誇誇其談 — 普京無懼西方制裁,執意吞併克里米亞以「糾正」歷史錯誤,恐怕不是習近平所願意學習,否則武統台灣早已成真。

友誼超越國家利益?

近年俄羅斯與中國達成多項經貿協議,當中不乏經濟效益成疑的項目,究竟普京與習近平的私人關係從中發揮多大影響力呢?

莫斯科卡內基中心的 Alexander Gabuev(2016)引述中方人士透露,2014年普京訪問上海前夕,習近平曾敦促內地國企與俄羅斯積極尋求合作機會,但同時必須符合兩大條件:要合乎經濟效益,但又應避免向俄國企業過度施壓。俄羅斯與中國最終簽訂多項經貿協議,包括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Sberbank)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融資合作、俄羅斯外貿銀行(VTB)與華為合力推動數碼化、俄中能源企業在俄遠東的共同開發項目,等等。

至於「西伯利亞力量」天然氣管道計劃,在普京與習近平親自介入談判之後終於得以落實,標誌兩國能源合作的里程碑。雖然俄方最初索價每千立方米380美元,將亞洲與歐洲天然氣價格看齊,但最終願意向中方妥協,協議價格約為每千立方米350美元。當然,俄中天然氣合作是互惠互利的,一方面俄方促成能源出口多樣化,另一方面中方也開發了新的供應來源。隨着全球能源價格翌年急挫,中石油卻變相向俄羅斯進口貴價天然氣。

儘管中國企業暫緩投資新的俄國能源項目,但習近平願意協助俄羅斯發展重要戰略項目,以向克里姆林宮和普京示好。2016年中國絲路基金購入亞馬爾液化天然氣(Yamal LNG)的9.9%股權,而中國進出口銀行則為項目提供120億美元貸款。莫斯科視亞馬爾液化天然氣為北極開發的旗艦項目,唯生產商諾瓦泰克公司(Novatek)及其主要股東季姆琴科(Gennady Timchenko)遭受西方制裁;習近平批准上述兩項投資,正好紓解俄方的融資困境,同時嘗試與普京的密友建立良好關係,長遠而言是在莫斯科培養親中遊說團體。在俄羅斯「向東轉」過程中,普京的親信如羅滕貝格(Arkady Rotenberg)、謝欽(Igor Sechin)和米赫爾松(Leonid Mikhelson)等,都從中方獲益甚多。

領袖關係鐵板一塊?

普京與習近平頻密互動,可以充當兩國良好關係的催化劑,但雙邊關係更多建基在各種共同利益之上。政策上有多少可以互相學習,也被受各自的國情約束。俄中經貿合作當中部份項目的即時經濟效益成疑但依然成事,應該探索當中牽涉兩國的長遠戰略考量,多於是領袖之間的私交私利所使然。與此同時,我們不會忘記葉利欽與克林頓、普京與喬治布殊私交甚密之說也曾一度甚囂塵上,但冷戰以來美俄關係何嘗不是未見起色。過去,蘇共和中共上一代領導人史太林和毛澤東非比尋常的友誼,也曾經是雙方官媒的一時美談;但近年不少俄國歷史學家透過檔案和口述史揭示,前者對後者的感情多年來也經歷了質疑、信任和猜忌等不同變化;而後者對前者的忠誠、討好,也超出許多一般輿論的描述。兩國領袖的友誼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終究不宜過份、過早解讀,也不應簡化為鐵板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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