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 1978 年出訪日本。(網絡圖片)

熟悉而陌生的鄰居 — 現代中日邦交正常化歷史考論

【文:羅清風】

導言:由金日成的焦慮說起

筆者之前在討論沈志華教授《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一書時,曾提及1971年中美破冰對東亞地緣政治格局的衝擊,引起北韓金日成的不安和焦慮,擔心中國對朝政策生變。顯然而見,他的焦慮在當時是杞人憂天,但在後毛澤東時代卻一一成真:鄧小平主政下,中國和美國建交,且默認駐韓美軍之必要,更令北韓失望是中國選擇和南韓建交。

而另一件令金日成頗為不安的事,也是本文希望討論的話題,即是1972年中日復交。如果說近現代中日關係是亦敵亦友的狀態,相信大家會明白,戰爭的傷痕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撫平。當然如果謹慎地看,對敵的時間相較為長,由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歷時一甲子。再加上1949年中共建政,至1972年,則中日兩國長期對峙八十三年。相比中日亦師亦友亦敵的混雜性(用日本神戶大學研究生院王柯教授的說法),朝日則是「死敵」,北韓政權視昔日的殖民者日本為眼中釘,恨之入骨,和好不見到有多大可能。也就明白金日成為何不樂見中日和好,怕的就是中日走近,不利於北韓的安危。

筆者必需指出,寫作本文時援引的參考文本有不少大陸學者的著作,當中不乏對日本的偏見,如針對六十年代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的批評,乃至對現今日本政壇的右翼之負評,斥之為軍國主義復辟,請恕筆者無法同意這些偏激的論點。筆者此處所做更多的是務實反思六、七十年代中日關係發展的途軌。同時筆者亦在此向於去年十二月逝世的著名社會學家、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致意,他一生致力於中國、日本研究,曾兩度出掌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即今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離世前夕他更向大眾呈獻了《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 一書,作為他對中日兩國研究的總結。

震蕩:由中美越頂外交的對日衝擊說起

1971年7月15日,日本駐美大使牛場信彥突然收到美國國務卿羅杰斯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已邀請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北京,尼克遜接受並暫訂於1972年5月或之前成行。身在東京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是在尼克遜當日發表受邀訪華演說前夕數分鐘才得悉此事,此刻他才發現中美兩國早在暗地裡談 判,尤感震驚,縱然其他西方國家掌握且得悉尼克遜將訪問北京的消息,在時間上和東京相近。但日本和英、法這兩個國家不同,其外交政策往往較易受制於華盛頓的取態。若華盛頓不和北京建交,東京沒有十足把握去爭取和北京建交,反之倫敦、巴黎就敢於和華盛頓碰撞,主動和北京接洽,尤其當時七十年代社會主義陣營分裂早已公開化,提升和北京的關係,已不可或無需顧忌莫斯科和華盛頓的立場。

8月21日,在戰後日本政壇活躍多時,並曾多番訪問北京的日本前眾議院議員松村謙三逝世,周恩來派出特使、中國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國權去吊唁,和不同日本政商人士接觸。佐藤榮作派出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竹下登,前赴羽田機場迎接王國權。在以自民黨名義主辦的松村謙三葬禮上,佐藤更兩次主動和王國權握手,讓其轉達給周恩來的口信。在當時,佐藤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已公開鬆口樂意訪問北京,並着手處理《日華和平條約》事宜。然而,王國權基本上婉拒了與佐藤直接會談的機會,事隔多年他才解釋原因為佐籐支持蔣介石,周恩來不允許王與其接洽,尤其日本在之後10月聯合國大會上選擇了跟從美國,力求保住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一席位,引起北京的反感。

伴隨著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給予中國席位北京政府,佐藤在此前後不得不加快對華工作,透過日本駐港總領事岡田晃及東京都知事美濃部亮吉二人向北京傳達友好信息,卻遭一一回絕。顯然北京是不滿意當中含糊不清的答案,特別是佐藤內閣沒有明確支持「復交三原則」(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理解和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是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主張以及廢除《日華和平條約》) ,且在台灣問題立場不變。且北京從一批駐日記者所提供的資料,以及先後訪華的日本執政自民黨及其他在野黨議員反映的資訊,中國議題處理失宜將使佐藤榮作無法久任首相。

第一部插曲:文化大革命對中日外交的阻礙

不過,筆者必需指出中日復交的阻礙不全在日本政府對華取態一事上,這或許也是不少大陸學者的盲點。筆者前文曾指出,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令中國外交的進展陷入停滯,外交部的要員要不被批鬥,便是被下放。最初外長陳毅因文革初期和四人幫有直接衝突(1967年之「二月逆流」),而在翌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受到分組批判,繼而為林彪所設計下放至石家莊。周恩來被迫出手,力保外交部大權不落入四人幫及文革造反派手上,以至不難發現文革期間中美、中朝、中蘇、中日的外交爭議都必然有周的身影,不可不謂嘔心瀝血。

另外一直主導對日事務、原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在文革之初因故得罪江青,後因周恩來保護加上自身病患嚴重,不至於下放寧夏,而是留在北京受所謂的「廖承志專案組」保護。在之前提及的松村謙三葬禮上,周恩來下令以自己、郭沫若及廖承志三人名義發唁電,釋放廖將復出的訊號。直至1972年年初,於周恩來的設計下,廖承志正式復出視事,會見了三木武夫等訪華日本政要。而當年在廖承志手下任事的肖向前、孫平化亦先後得到起用,重新回到北京這個權力中心。

突破的契機:田中角榮在日本政壇的崛起

1972年的5月15日,美國將沖繩歸還日本,佐藤榮作也在6月17日公開宣布即將下野,佐藤的離任亦代表了七十年代日本一場著名政爭「角福戰爭」或「三角大福之爭」的開始。原先佐藤希望自己的外相福田赳夫能夠接替自己,因為福田乃其兄長、前首相岸信介所提拔,無奈其立場上友台,以至北京對其缺乏好感。尤其上述日本在1971年對華策略的失誤,是在福田出任外相時發生,自民黨親北京派系人士也就不敢選他為新總裁,以免阻礙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另一位有意競逐相位的是時任通商產業大臣的田中角榮,出身平民,為了爭取自民黨內部其他派系的支持,如自民黨時任幹事長三木武夫主導的三木系、大平正芳領導的宏池會,田中主動接洽三木、大平二人,於同年7月2日進行會談,就中日邦交正常化事宜交換想法,並達成共識,組建一個三派聯盟。7月5日,田中角榮當選自民黨總裁,兩日後當選首相。田中一組閣,便委任三木為國務大臣(具有副首相地位,見注2)、大平出任外相,開始執行中日復交大計。

前奏:中日舞蹈外交與中日復交的進程

7月10日,田中內閣成立三日後,上海舞劇團按預定計劃應邀訪日演出,歷時一個月,臨行前周恩來藉口原團長在訪問北韓時與朝方發生糾紛,臨時撤換團長,命孫平化接替。連一次上海舞劇團表演就未曾看過的孫平化不明就理地赴任,起行前周恩來讓外交部日本處處長陳抗向孫平化傳口信,指示其赴日時爭取機會向新首相作出當面的訪華邀請。期間孫平化合共和新外相大平正芳有四次接觸機會,第一次是在7月20日自民黨眾議員、前外相藤山愛一郎為孫平化、肖向前(新任中日備忘錄貿易辦事處駐東京聯絡處首席代表) 設宴上,孫氏向大平提出正式會談,時間定於兩日後。22日當天孫氏大平第一次會談,在此中方正式向日方提出訪問邀請。隨後上海舞劇團前赴大阪、名古屋、京都、神户四市演出,至8月回到東京。8月11日孫氏大平再次會談,席間大平代表田中回覆同意訪華,時間未定。孫氏馬上向北京報告是次會談內容,周恩來隨即授意外長姬鵬飛發出聲明公開邀請田中角榮訪華。到了8月15日,孫氏在大平安排下更以禮節拜會的方式,與田中首相會唔,田中表示接受中方邀請,並期待和周恩來會談。

自民黨內部亦在田中上台後就對華政策作出一番爭論以作調整,以備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達成。自民黨内部的中國問題委員會重組為「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並由黨內元老、另一位前外相小坂善太郎出任會長。協議會包括親北京、親台北的眾參兩院議員,台北派系以前首相岸信介為首,提出不反對與北京建交,但仍維持當時和台北的交往。對此大平外相回應,台北派的建議固然是日方所希望,但北京和台北都不會答應。最後台北派和北京派達成「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談判,應在充分考慮與台灣的中華民國繼發展歷來關係的基礎上進行」的協議,當然這個協議是一個兩派妥協的結果,台北派和北京派可以有各自詮釋。田中為了向北京傳達日方共識,決定在自己訪華前的9月14日派小坂善太郎率自民黨代表團先赴北京交代。與此同時又讓前外相、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赴台北向台灣交代,希望得到蔣介石一方諒解。

小坂一行人抵達北京後,受到隆重禮遇,周恩來和郭沫若(中日友好協會榮譽會長)先後設宴招待,外交部的韓念龍(時任常務副部長) 與廖承志二人參與了對小坂代表團的會談。小坂等人就將「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內部為達成兩國邦交正常化所有爭議和最終決議全盤交代,期望得到北京諒解,誰知反招來韓、廖的嚴厲批評。到了9月18日下午,小坂代表團回國前夕,周恩來親自出馬與小坂等人會談,在會談上周恩來沒有批評日方,只是回顧了過去四十年中日外交的曲折發展(由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計),並展望田中訪問能成功促進兩國邦交,之後晩上又設宴招待代表團,及與代表團核心要員再次深談,表明中方對日方的困難之諒解。

第二部插曲:公明黨竹入義勝訪華

由田中上台至正式訪問中國的兩個多月間,有兩件事值得留意。第一件事是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在7月底的訪華,第二件事即是美國對中日外交的取態。

公明黨相較於上述日本政黨為年輕,成立於六十年代中,和北京關係並不及左派的日本社會黨與日本共產黨深厚。但公明黨對華立場取態之堅定,遠勝於執政自民黨和其他在野黨。早在1969年初,公明黨在黨大會發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途徑〉,直接提出承認北京建立邦交,促進北京加入聯合國、不應干涉台灣問題、推進中日雙方貿易及文化交流,並力主催成兩國首腦會談及簽訂條約。竹入本人曾在1971年3月與訪日的王曉雲秘密會談,並於6月受邀訪問中國,期間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上達成五項原則之共識,即日後「復交三原則」的基礎。在在1972年5月,公明黨副委員長二宮文造率團訪華,周恩來向其查詢自民黨「角福戰爭」狀況,公明黨亦向周表示推測田中角榮會勝出,故請二宮向田中轉達口信,即:中日復交問題複雜,需要政府層面會談解決。田中若成為首相,中方歡迎其來訪,並將盡地主之誼。

而在田中上台不久,上海舞劇團訪日之時,中方向竹入義勝發出訪華邀請。當時另一在野黨社會黨的前委員長佐佐木更三訪華歸來,向日本傳達周恩來「歡迎田中首相訪華」的口信,引起日本媒體輿論回響。因此公明黨內部對竹入應否受邀訪問亦有爭論,尤其竹入之行並無明確目的和實際方案。結果,竹入在起行前先拜見外相大平正芳,又在起飛赴北京前夕拜見剛榮登首相大位的田中。從竹入留下來的文字記錄〈竹入證言〉和〈竹入回憶錄〉可知,大平在接見竹入時絲毫沒有鬆口,連上文提及的與孫平化會談也未曾向對方言及,可謂守口如瓶;而田中在接見竹入時,一反常態,對中日復交議題異常消極,不願因此和台北派對立,拉倒自己剛成立的內閣。那怕竹入懇請田中寫一封紙條,向北京表示竹入和田中之交情,也遭田中以易引起中方誤會為由所婉拒。

竹入被撥了兩次冷水卻又不能兩手空空訪華,不得己之下唯有求助於將同行訪華的公明黨政策審議會會長正木良明,讓其代為草擬一份能反映日本觀點的文件,交予北京方面參考。因此在中日外交史研究上,中、日學者常有一個美麗的誤會,以為竹入乃「日本的基辛格」,是替田中訪華打頭站,實則不然。對自民黨而言,政府高層能夠與周恩來直接指派的孫平化接洽,就無需依賴在野黨幫助,可以正常途徑處理。反而因為周恩來與竹入的數次直接會談,令竹入無意地成為中方信使,向日本傳話,即:中日邦交正常化將不涉及《美日安保條約》及「佐藤.尼克遜聯合聲明」,且美國國安顧問基辛格已表示美國樂見中日友好,應該不會反對中日建交。若然日方未能說服美方,中方會代為出面聯絡基辛格,並言明中方將以比年初尼克遜訪問時更隆重的禮節迎接田中。

美國國務卿羅杰斯也在8月上旬訪華,率先表態尊重中日復交,不認為此舉會使美日同盟產生分歧。田中也在和尼克遜之後的日美首腦會談達成妥協,日美可以尊重《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礎,在對華關係上各行其道。

成果:中日復交的最終實現

9月25日,田中角榮一行人踏上訪華之旅,並獲得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盛情迎接。隨後數天,田中角榮和周恩來數次會談,就《中日聯合聲明》的草案作最終定案,期間田中、大平以及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又在周恩來陪同下和毛澤東會面。9月29日正式發布《中日聯合聲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下為聲明內容的八項條文:

(一)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

(二)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決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決定,按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在各自的首都為對方大使館的建立和履行職務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並儘快互換大使。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根據上述原則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兩國政府確認,在相互關係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

(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針對第三國的。兩國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為了鞏固和發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

(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為進一步發展兩國間的關係和擴大人員往來,根據需要並考慮到已有的民間協定,同意進行以締結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協定為目的的談判。

第三部插曲:「三角大福」角力和後文革陰影的中日關係進程

中日建交以後,按照《中日聯合聲明》第八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為了鞏固和發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兩國應該要開展一個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奇怪的是此事要延至1978年10月才完成,期間的七年中日各自政局波濤洶湧,引致條約談判及簽訂的延緩。

先說日本,1974年7月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再度遇上大敗,田中內閣面臨的是比1972年12月眾議院選舉失利的更大重創。改選後執政自民黨以微弱多數的兩席,勉強保住參議院控制權。此前田中為了實施日本「列島改造」,所引起的弊端漸生,而計劃執行者大藏大臣(即今財政大臣之前身)愛知揆一在1973年底突然逝世,打亂田中計劃。田中當時被迫委任自己政敵、對列島改造抱持異議的福田赳夫接任大藏大臣。福田馬上全盤調整「列島改造」政策,以應付日本因中東石油戰爭所陷入的通縮危機。田中之後又被揭發和多間企業過從深密,捲入賄賂風波,因而被逼宮下野。

但當時田中下野,自民黨內部對於何人接任首相其實沒有共識,當時最具實力的是得到田中派及宏池會支持的大平正芳及福田派核心福田赳夫二人,他們均曾任外相、大藏大臣及自民黨幹事長三大要職。問題是田中、福田二派自1972年的總裁競選起早已勢成水火,不論大平或福田此時接任,均會把黨內本就嚴重的對立情況惡化。當時有意競逐首相的中曾根康弘,資歷猶淺,故只是以競選作跳板爭取成為下任自民黨幹事長。反而原任副首相的三木武夫,為人忠厚,形象正面,加上在參議院敗選後即時請辭,未曾受田中政治醜聞連累,故在時任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運用自己的政治力量引薦其為新首相。

而中國政局亦在1973年生變,先是毛澤東、周恩來二人身體情況日趨惡化,毛在「四人幫」不足於穩定政局下不得不起用「走資派」二號人物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協助周恩來控制局面。鄧小平第二次復出,主要代表中國和美國交涉,以及參與聯合國事務,並草擬周恩來在1975年發表以「四個現代化」主題的政府工作報告。旋即鄧小平在周恩來逝世後發生的「四五事件」再次去職,中共內部又掀起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此次批鬥一直延至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才結束。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的去世,為共產中國首三十年(1949-1978)的一個標誌,中國進入了一個過渡期。一個月後,新上台的華國峰就聯合解放軍葉劍英為首的元老,逮捕了「四人幫」。然而華本人政治能力不強,未能糾正文革十年所引發的社會經濟混亂,只好勉強延續「批鄧」加上批判「四人幫」來保持政治地位。另一個文人元老、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雲罕有率先提出應允許鄧小平復出,引起大批解放軍元老回響,迫使華國峰同意起用鄧,恢復其所有職務。

而1976年日本政壇之亂可謂直追中國,本來兩年前三木武夫接任首相是一個政治折衷結果,福田赳夫出任副首相、大平正芳留任大藏大臣,中曾根康弘亦成為自民黨幹事長。誰知美國水門事件意外導致洛克希德事件的揭發,把前任首相田中角榮牽連進去。三木為了肅清貪污風氣,逮捕了田中等人,引起福田、大平,甚至椎名悅三郎的反對,提出辭職。適逢同年年底,眾議院四年任期任滿解散,自民黨選舉失利,取得249席,只保持第一大黨地位,未及一半(按:新一屆眾議院合共511位議員,自民黨需要257席才能穩定執政)。三木被迫宣布引退,最終以事先安排方式由福田接任首相。鄧小平、福田的上台,對中日關係發展邁向新里程打開了新一頁。

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與鄧小平訪日:福田赳夫時期(1976-1978)中日關係的曲折進程

曾任教於天津南開大學,現任教於日本關東學院大學的殷燕軍教授,把近年於中國大陸、台灣、日本的外交檔案及歷史文獻細緻梳理,於2019年出版了《中日媾和研究:戰後中日關係的原點》一書。不同於胡鳴博士專心考掘1949年至1972年之間的中日外交,或者張歷歷博士希望全面展示近七十年中日外交發展史,殷燕軍的研究似乎在提問和解答:「為何一紙和約對中日如此重要?」

讓我們回到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上,第一項是說「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這段文字其實並無細說中日之間「不正常狀態」是甚麼,多少有含糊不清的地平衡了雙方利益,也是中日建交談判的折衷結果。儘管北京不承認日本和大部分戰勝國1951年簽訂的《舊金山和約》,以及1952年日本和台北簽訂的《台北和約》,但日本無法單方面廢除兩份條約,特別是要面對國會批准才能廢約的難關,以及不願因對《舊金山和約》的處理失當而得罪美國。對北京言,如果在《聯合聲明》的行文上提到《台北和約》,將引起現代中國政權正統性的爭議。最終兩國達成妥協,由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後的記者會以補充說明,宣布作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結果,《台北和約》自此失去存在意義,而非中方一直要求日方的直接廢約,免去不必要尷尬。

且《中日聯合聲明》的第七項言:「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針對第三國的。兩國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可以說是為了保護日本外交策略而訂,避免中日建交時牽涉《美日安保條約》,以及「佐藤.尼克遜聯合聲明」兩個議題,引起美國的不滿。畢竟田中來華乃至中日建交,美國的默許對東京一方尤為重要。在東京既要不得罪美國,又能滿足北京的政治需求,中日雙方最終確定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標的方案,即《中日聯合聲明》第八項內容。

本來訂立一紙和約是北京在中日建交一事的最大要求,東京卻不願公開否定《台北和約》,故周恩來在1972年7月接待竹入義勝一行時提出了簽訂兩國「和平友好條約」的建議。然《中日聯合聲明》由於沒有明言結束戰爭狀態,令此份聲明主要功能在於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達成。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最終要拖延至中美建交前夕的1978年10月才完成,這也是《中日媾和研究》第七章〈友好條約締結談判與中日媾和〉所要討論。在1974年9月聯合國大會上,中國副外長喬冠華向剛接任日本外相不久的木村俊夫提出雙方可展開友好條約締結談判。11月13日,韓念龍和東鄉文彥(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 在東京舉行了首次預備會談,出乎日方預料之外,中方提出在條約需加上「反霸權條款」,令談判意外一直卡住在「預備會談」層面,令之後四年中日會談都會為了「反霸權條款」而爭論不休(詳見《中日媾和研究》第七章第三節「締約談判」第一部份,頁274至283)。

首相福田赳夫為了突破死局,決定在繼續副部長級會談之餘,以越頂方式派時任外相園田直8月8日緊急訪問北京,直接與中國新任外長黃華會談交渉。園田外相以自己友中誠意,換得鄧小平、黄華對日方的諒解,在8月12日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四日後8月1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條約,及後的10月16、18日,日本眾、参兩院也批准了條約。不久的10月22至29日,鄧小平應邀訪日,在東京與天皇裕仁、首相福田赳夫先後會談,並見證10月23日兩國《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互相交換正式批准書,條約正式生效。

一般認為現代中國外交的轉折在於1971年中美破冰,筆者在接受此一看法之餘,想指出中美破冰和尼克遜訪華只是轉折的起點,中日建交及之後的一系列談判則是此一轉折的延續,中美建交和鄧小平在1978年下旬至1979年的外訪是此一轉折的最終結果,影響了鄧如何領導他的時代。

這裡可以提一提,鄧小平在訪日前的9月其實先訪問了北韓,之前5月華國峰早已訪朝一次。鄧小平此來是為了慶祝朝鮮三十周年國慶而來,不過據說鄧罕有地對朝方有所不滿,尤其平壤安排他參觀平壤萬壽台的金日成雕像。這彷彿和鄧小平復出之後的反對個人崇拜的論述唱反調,特別是「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甚為火熱。筆者認為鄧就是此刻發現北韓不再是政治可靠,連經濟上也很大可能是中國的負累,以此可解釋到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增訂版的〈尾聲〉篇所持之觀點。

至於鄧小平訪日的一周,期間拜訪日本不少企業,發現中日經濟實力存在巨大落差,需要急起直追,必需以日為師。筆者認為鄧是在此行才下定改革開放的初心,把周恩來政治遺產「四個現代化」付之實踐,並決心與黨內支持「兩個凡是」的派系劃清界線,解決兩派的政治分歧,才有之後的數篇重要演說。隨後11月5日鄧小平從日本回來僅一周後又前赴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訪問。鄧在新加坡和總理李光耀會談時,李光耀直接尖銳地向鄧指出中國必須停止「輸出革命」的外交政策,並言明東盟多國之所以遲遲不願與中國建交,乃因對中國的戒心多於剛統一的越南。

鄧在新加坡的期間,北京的中共中央同時自11月10日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原本會議主題在於農業及經濟計劃,但在兩日後為元老陳雲在分組討論的突破發言所打破。陳雲公開指出中共中央雖然接受鄧小平的建議,決定1979年工作著重點將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但文革所衍生的大批冤假錯䅁卻未得到平反,在人心不一下難以推動建設。此言一發,引起巨大回響,與會者紛紛和應批判文革,要求撥亂反正。華國峰見情況不受自己控制,不得已在11月25日宣布為1976年「批鄧」及四五事件、1967年「二月逆流」、1966年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平反,廢除中央專䅁組,追究已故的康生與謝富治。鄧小平最終在12月13日以〈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 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演講,為中國改革開放作奠基。

三日之後的12月16日,中美宣布自1979年1月1日建交,鄧小平更應邀在1月28日至2月5日訪美,代表了中國外交政策七十年代的全面調整之最終完成,由意識形態主導的「一邊倒」踏入面向世界「一大片」,重新崛起成為東亞一股政治力量。

 

注釋

注1:七十至八十年代日本首相列表

首相 任期 任內對華事件
佐藤榮作 1964年-1972年  
田中角榮 1972年-1974年 1972年促成中日建交,並於1974年開啟《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
三木武夫 1974年-1976年  
福田赳夫 1976年-1978年 1978年8月與中國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鄧小平訪日,與中國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
大平正芳 1978年-1980年 1979年2月,鄧小平在訪美後回途取道日本訪問,與大平會談;同年12月,訪問中國並宣布日本將展開對華政府開發援助

注2:戰後日本憲法雖然參照美國為藍本制定,卻並沒有制定一個突發應變的首相代理機制。故此在《內閣法》中有要求委任「代理首相」條文,卻因無強制執行要求而從未實施。故戰後大多首相會在上任時指定一人為內閣大臣的首位,如1979年11月伊東正義出任內閣官房長官後,成為大平正芳內閣的首位,在翌年5月大平於國會大選宣傳活動心臟病發時,伊東便代理職務。6月12日大平宣告不治,伊東正式公開代理首相,率領大平內閣原班人馬在大選後請辭,由宏池會(大平派) 新任會長鈴木善幸接任首相。

2000年初時任首相小淵惠三突然中風逝世,引起執政及在野黨對首相代理機制的關注。故森喜朗接任時起便排定代理首相的5名繼位順序,內閣官房長官依照慣例會被排在第一順位,內閣官房長官也因此擁有等同副總理的地位。

而三木武夫在1972年田中內閣當時排名第一,故具有副首相的地位,亦令其具有政治資本在1974年田中本人因金脈事件下野後接任首相。

 

參考文本
傅高義(Ezra F. Vogel)著、毛升譯:《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 。
殷燕軍:《中日媾和研究:戰後中日關係的原點》(香港:商務印書館,2019年) 。
王柯:《亦師亦友亦敵: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年) 。
王泰平:《中日關係的光和影》(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
胡鳴:《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
張歷歷:《新中國和日本關係史1949-201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

作者自我簡介: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本科畢業,現就讀於中文大學哲學系文學碩士課程,興趣多元,對明清哲學、文學、歷史有所深究,近年涉足東亞政治、公共政策、倫理學及近代中國史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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