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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結束後能否締結和平?從一戰後的巴黎和會說起

2019/11/22 — 20:10

William Orpen《The Signing of Peace in the Hall of Mirrors, Versailles, 28th June 1919》截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William Orpen《The Signing of Peace in the Hall of Mirrors, Versailles, 28th June 1919》截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文:張往 @ 教育工作關注組】

前言:

隨著官方修訂的課程(課程發展議會編訂:《歷史科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2019))正式出爐,新初中歷史科課程將於 2020-21 學年落實。雖然在教學內容上,新課程仍保留了大部分現行課程的課題,但亦引入了一些新課題,這無疑能讓作為基礎教育的初中歷史課程更加完整。更重要的是,新課程強調利用探究議題和建構知識的方法來教授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期望未來的歷史教師能夠打破傳統照本宣科的教學形式。就此,筆者嘗試以傳統課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為例,由歷史思考角度作補充,希望在研習這些老生常談的課題時,同學能夠突破舊有框架,開拓歷史思考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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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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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的傳統論述:

一戰結束後,在戰勝國主導的巴黎和會上,「三巨頭」(法國、英國、美國)對如何處理戰敗的德國有不同意見,最終代表德國的威瑪共和國,在別無選擇下簽署《凡爾賽條約》,而當中條款則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國希望嚴懲和報復德國的強烈意願。由於條約的嚴苛與不公,埋下德國為了報復而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伏線。

探究問題:

巴黎和會的協議在甚麼程度上是嚴懲德國?《凡爾賽條約》能否有效維持歐洲的和平?

歷史思考:

1. 單從《凡爾賽條約》的條文來看,大多數讀者都會認同戰勝國對德國極為苛刻,甚至將報復凌駕於建立和平的原則,如德國要接受承擔全部責任的「戰爭罪責條款」(war-guilt clause)、鉅額而不合比例的賠款、大幅裁軍至近乎失去國防力量的水平(不得擁有空軍、海軍,陸軍人數不得多於 10 萬人)、喪失一些周邊領土及所有殖民地等。

2. 不過,若同時審視巴黎和會確立的戰後領土變化,不難發現環繞德國的一些新興民族國家,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奧匈帝國被解體後的奧地利和匈牙利,都是勢力較弱,長遠而言不足以制衡德國。即使以法國與德國相比,當時前者的人口只有約 4,000 萬,但後者卻有約 7,000 萬,隨著時間發展,德國重建後的實力又能否受法國所約束?補充一點是,早於 1929 年,法國已主動修建「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為日後可能對德國的戰事作防禦準備。

3. 更有甚者,英法等國沒有阻止俄國和日後的蘇聯(1922 年正式成立)與德國建立外交和軍事合作關係。而事實上,德蘇雙方均對波蘭虎視眈眈,直至二戰前夕更簽署共同瓜分後者的協定。由於蘇聯高舉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旗幟,資本主義國家根本不可能與蘇聯謀求合作,維持國際秩序。因此,若德國的經濟得以恢復,繼而重建軍事實力,英法等國又如何可避免大戰再次發生?

4. 有人會反駁:《凡爾賽條約》已訂明德國要承受鉅額賠款,根本難以重建。一戰後的歐洲各國均面對經濟困境,其中德國更要同時償還賠款。然而,當時的德國政府為了逃避支付賠款,大量印製鈔票,對戰後的通貨膨脹袖手旁觀,令貨幣大幅貶值,變相營造「攬炒」形勢(這一政策變相令中產階級失去所有財富,令人們對所謂的民主共和制度失去信心)。即使法國以違反條約為由出兵佔領德國的魯爾工業區(Ruhr),但德國政府仍然選擇消極抵抗,在停止工業生產的同時,繼續大量印鈔。結果,在美國的介入下,英、法等國同意美國提出的「道茲計劃」(Dawes Plan),不但容許德國分期償還賠款,更由美國向德國貸款,以及協助進行貨幣改革。到了 1929 年,美國再次提出「揚格計劃」(Young Plan)協助德國,包括進一步延期償還的賠款,後來美國更免除德國拖欠的絕大部份債項。不過到了 1933 年,當希特拉取得政權時,德國對《凡爾賽條約》的賠款雖仍未還清,但已拒絕繼續還款,而英法等國亦束手無策。

5. 最後,有關裁軍的條款又如何?1932 年,國際裁軍會議於瑞士日內瓦舉行。在 1919 年,巴黎和會上各國共識是,將近乎解除德國武裝作為其他國家共同裁軍的先決條件。然而,當德國代表提出他們有權重新擴軍時,考慮到 1929 年爆發的全球經濟大衰退,以及距離一戰結束已十多年,大部分國家均未有以強硬姿態阻止。到了 1933 年,在希特拉決定退出裁軍會議的談判後,德國竟然就此光明正大地重建軍隊,得以為其日後的軍事擴張作準備。

6. 簡單總結,影響歷史事件發展的重要因素,的確存在太多的偶然和不確定性。單憑一紙條約是否就能斷定 20 年後將會爆發的戰爭(註:二戰在歐洲的戰事是在 1939 年德國入侵波蘭後爆發)?甚麼才是合理的戰後安排?予以「懲罰」和彰顯「公義」是否這麼絕對?後人又可以怎樣作出負責任的判斷?因此,研讀歷史時,不可能憑簡單的因果推論去理解一件大事,同時也不可能片面地挪用過去的史事去勉強解釋和預測當下和未來。還原歷史,不等於還原真相的全部,但至少透過忠於歷史的思考,人們會學懂小心謹慎理解不同事情,不妄下定論,不輕易完全認同或否定單一觀點,這樣對於維護人類至國家之間的和平,相信也是一種價值觀上的助力。

7. 研習歷史,是盡可能從歷史教訓中學習,避免重蹈覆轍。至於人類會否總是重複犯上相同的錯誤,就要看每個人如何抉擇了。

 

延伸閱讀: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周全譯:《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回顧德意志國》(台灣:左岸文化,2009;2016)。

原刊於香港電台「通識網」《集師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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