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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中國」? — 從海外華人史解構「中國」想像

2021/2/17 — 11:08

郭慧英著譯、鄺健銘編訂《帝國之間、民國之外 — 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背景圖片來源:David Kubovsky @ Unsplash)

郭慧英著譯、鄺健銘編訂《帝國之間、民國之外 — 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背景圖片來源:David Kubovsky @ Unsplash)

(編按:旅美台灣學者郭慧英教授新著《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從二十世紀初的華南與南洋角度,解構「中國」民族主義,破除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中國」想像。本文為編訂者鄺健銘先生為本書所寫的導言。)

臺灣藝人羅志祥曾言:「不用分那麼細,我們都是中國人。」從中國大陸政治角度看,以此大一統方式理解「中國人」之身分內涵自是必要,中國向全球華人世界宣揚「大華語」,其背後便不無此意。2018 年,中國大陸學者陸儉明曾在新加坡宣傳「大華語」。按他的理解,「大華語」是指「以普通話為基礎,而在語音、詞匯、語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彈性、有一定寬容度的全球華人的共同語」。

對於中國大陸以北方為中心的官方「中華民族」論述,作為全球華人主要集中地的東南亞(或稱南洋)沒有照單全收。2020 年 6 月,新加坡學者廖建裕在《聯合早報》發表文章〈新加坡採用「華語」還是「漢語」?〉,從語言角度談新加坡華人與中國大陸人之別,對「大華語」概念不無批判之意。他在文中說:「華語和漢語有何區別?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為何不用『漢語』這個名稱,而用『華語』?……海外華人長期在中國境外,和中國有別的環境中生活,融入非華人的社會,遇到了不同的事物和經歷,開始發展自己獨特的語匯,甚至也具有自己的表達方式(語法),所以不可能也不應強求與中國的漢語一模一樣。」 顯然而見,從廖建裕角度看,「中國人」其實可以分得很細,並無放諸四海皆準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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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中國人」應當細分的,並非只有廖建裕一人,新加坡政府也有同一見解。2017 年,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成立。於開幕禮中,新加坡首相李顯龍指,新加坡華人的「中國性」有別於印尼、馬來西亞、港臺華人以及中國大陸人的「中國性」,歷經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脈絡後,新加坡華族已有自己的獨特文化。

馬來西亞傳媒人沈明信更直白。在 2015 年中秋,沈明信於馬來西亞《中國報》撰文,直言「北方沒有我的娘」。他在文中如此回應中國政府的官方民族主義論述:「這個中秋節,我被宣布,在北方有一個娘家。祝福這個娘家。現實是,我的親娘,葬在馬六甲郊外的一座小墳裡,北方沒有我的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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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中國」—「中國」定義之浮動性

從歷史脈絡看,「中國人」衍生不同定義,被各地華人以不同方式演繹,其實是自然不過的事。在《雙城對倒 — 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第二章「何謂中國人?— 海外華人身分之辯」之中,我曾嘗試從海外華人角度解構「中國人」概念,解構進路有三:第一,分析「海峽三子」伍連德、林文慶、宋旺相乃至邱菽園在英治下複合、多重、混雜的「中國」意識;第二,比照傳統中國與近代中國對共同體理解之差異,指出前者以文化價值觀定義身分邊界,共同體門檻較寬鬆,後者受西方思想影響,以血緣為綱,排外乃至仇外意識較強;第三,回顧中國大陸歷屆政權對「中國國民」身分資格的不同理解與定義。這三大進路的共通點,是「中國人」並無恆久不變之義,「中華民族」民族主義論述有不同演繹自是平常事。

生於臺灣,任教於香港與美國的學者史書美近年提出「華語語系」之說,嘗試挑戰中國以北方為中心的「文化霸權」式華人身分論述,並且理論化乃至還原海外華人複合卻又不乏自主意識的身分意識。

「中國」作為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

不過,相較中國大陸宣傳大一統華人意識的積極程度,華人學術界對應中國官方民族主義論述的批判力度仍然相對遜色。故此,旅美臺灣學者郭慧英的著作《帝國之間、民國之外 — 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在臺灣出版,並於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發行,實為全球華人世界之大事。著作原由荷蘭出版社 Brill 出版,原題為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難得的是,作者為籌備本書中文版,特別親自翻譯並改寫與增訂原著內容。《帝國之間、民國之外》的基本要旨,是以二十世紀初英帝國治下與日帝國南進之下的新加坡與香港為觀察點,分析為何海外華人沒有全盤接受中國大陸官式民族主義論述。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的「中國」意識之別,在於兩個世界的敵我意識之不同。事實上,這兩個世界之「一中各表」,也進一步揭示「中國」實為政治概念多於地理概念。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不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精彩且重要的「中國」意識發展史敘事,可簡單以三點介紹:

第一,中國大一統式民族主義論述無法精準描述全球華人的「中國」意識,因為「中國」意識之意涵會隨政經脈絡而變,華人對何為「中國」之敵人、應與「中國」敵人保持何種關係之理解,往往隨時空易轉而變改。

具體而言,形塑「中國」意識之演繹的政經脈絡有三。第一個脈絡,是於清末民初之間,中國政權更替不斷,國境之內亦有多重政治主張,這令海外華人難有一致的「中國」共同體意識,國民政府之中蔣介石與汪精衛這兩大勢力皆能在海外動員是案例之一。在 1930 年代末,蔣氏與汪氏的對日外交路線顯然有別,新加坡華人領袖陳嘉庚對蔣介石的支持最為有力,但相對親日的汪氏也取得另一新加坡華人菁英張永福的支持。事實上,汪氏的海外動員能力令蔣介石感到疑慮。同樣是在 1930 年代,新加坡《叻報》總編輯梁顯凡(粵人)親汪,他「在香港組織擁汪派力量,然後到新加坡,利用陳嘉庚和胡文虎之間的矛盾,破壞重慶的海外工作」(見第七章)。與此同時,蔣介石與李濟琛之間的國民政府內部張力,也能突顯「中港矛盾」。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注意到,英屬香港的媒體多同情李濟琛,對南京政府之抨擊也不遺餘力。故此,《正報》、《點心》、《探海燈》、《半周評論》、《真報》和《正義報》等香港報章被南京政府斥為「反動」媒體、被禁絕於中國大陸之外。(見第四章)

第二個脈絡引申自第一個脈絡 — 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對「愛國」形式有不同理解,對「外國勢力」之於中國發展的重要性有不同取態。清末之時,在 1894 年,鄭觀應於《盛世危言》中提出「商戰」之說:「語云:海能富而後能強,能強而後能富。灰可知非富不能圖強,非強不能保富,富與強實相維繫也。然富出於商,商出於士、農、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國以商富國,以兵衛商,不獨以兵為戰,且以商為戰,況兵戰之時短其禍顯,商戰之時長其禍大。」 鄭觀應與西方頗有接觸,本身也是太古洋行買辦,他後來加入中國輪船招商局。鄭觀應提倡「實業救國」,其取態較親「外國勢力」,這不但廣為身處英治下的新港華人菁英所接受,從中國大陸到西方留學的菁英對此也不無共鳴,中國史上首位美國留學生容閎是絕佳案例。容閎生於廣東,受學於澳門與香港的西方傳教士學校,與太平天國領袖曾有交情。他支持清政府洋務運動,亦曾參與戊戌變法,後來更改而支持革命。容閎最終沒有加入太平天國運動,重點不在於其政見與之不合,而在於他其時務實評估,太平天國後勢並不理想。容閎也與臺灣日殖總督關係良好。上述新加坡華人領袖陳嘉庚之案例更具戲劇性。縱其一生,他從支持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變為支持毛澤東的中共政權。容閎與陳嘉庚皆以自身言行呈現「中國」作為政治概念的不同形態。香港歷史學家冼玉儀(Elizabeth Sinn)曾言:「許多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人物,都曾在香港停留,這並非巧合……在生活中,他們和外國人接觸,其華人民族認同由此而生。」不過,至二十世紀初香港海員大罷工爆發之時,英治下的香港所持的「實業救國」務實愛國思想,與中國大陸愛國觀之間的鴻溝變得極其明顯。作為罷工背後重要推力、傾向仇外的廣州中共左翼力量認為,罷工潮的意義,在於反帝國主義和階級鬥爭,按其觀點,香港重要社會組織東華三院則是「留居香港的中國紳商之大集團……是一仰承帝國主義頤指氣使的洋奴組織,故在香港頗有政治勢力。」(見第三章)

形塑「中國」想像的經濟誘因

第三個脈絡,是從新加坡與香港華人角度看,「中國」之敵人經常有變。中國大陸對外輸出民族主義論述並非當中主因,其箇中真正關鍵,是新港華人會按自身經濟利益定義「中國」敵人身分,思考與「外國勢力」保持何種關係。從二十世紀初至今天,某種流行於中國大陸的愛國觀點總會認為,日本乃至英國是中國大敵,杯葛「外國勢力」是理所當然之事。但對近世新港華人而言,這卻非必然。於 1920 年,中國大陸因日本對華「二十一條」之國恥而感憤懣,繼而發起五九國恥日杯葛日貨運動,但在同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之後,香港與新加坡華商卻仍然舉行籌款活動,為日災籌賑。「星加坡華僑籌賑日災會」曾在報章刊登聲明,指:「蓋聞上天有好生之德,人類有樂善之心。吾人上體天德,下察人心。本天人慈善好生之情,發為救災恤鄰之舉,此星加坡華僑籌賑日災會之所由成立也。溯自日本災耗傳來,世界人類,莫不同深悲悼。」至三十年代,新加坡華商對日貨改持敵意,則與政治因素關連甚少。當時全球歷經經濟大蕭條,歐亞貿易萎縮,此時日本作為後起帝國南進,日貨在南洋市佔率節節上升,這自然增加新加坡華商排斥日貨的誘因。(見第五章)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四十年代之前,中國大陸本身也是新港親近「外國勢力」以取得利潤背後之推力。從三十年代起,中國漸能取得關稅自主權,其內向排外的經濟民族主義意識漸現。為振興中國工業,中國政府嚴格定義「國貨」,新港華商之下出產品往往難被中國大陸認定為「國貨」。對華貿易成本變得高昂,令英帝國版圖之內的特惠關稅制度變得更具魅力,處於中國大陸之外、英治之下的新港經濟圈由此成形,於 1930 年代中,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和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聯合推動海外華人版本的「國貨運動」。(見第六章)至 1940 年代,於中日對戰中,中國軍隊節節敗退,中國國土逐漸萎縮,中國大陸資本家南下至香港,中國政府才逐漸放寬香港出產品的「國貨」資格。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抗戰期間,香港華商也沒有積極購買國民政府的戰時國民公債,以資本支援「國家」。(見第四章)

從海外華人史回望新加坡與香港的空間發展軌跡

第二,在近世之中,同為港口城市的香港與新加坡並非僅為中國「邊陲」,雙城其實也扮演推動「中國」發展的中心角色。在書中,學者郭慧英引用人類學者何永盛(Engseng Ho)的觀點,指新加坡與香港本質上是「局部社會」(partial society)—「當我們在建立一個跨區域時,社會局部性處處可見。這種局部性既非古典理論所理解的全面與綜合社會,亦非後現代理論所重的支離破碎。這種不完整令我們傾向拼湊各種局部零件。港口城市和殖民地正是局部社會的孕育場域。」

對近世新港發展軌跡的特質,郭慧英於本書終章有極具啟發性的總結:「在兩次大戰間,全球自由貿易受各國保護政策衝擊,新港華商在英帝國、日本帝國、中國之間,利用英帝國特惠關稅、中國民族主義、日本南進政策,創造新的經濟機會,也突顯了『彈性公民權』。新港不只是英帝國殖民地,亦非只是日人眼中亞洲尚未開發的南洋,南洋華人自稱華僑,也不完全跟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這都說明,南洋並非只是中國大陸的延伸,而是一個獨特的政經與文化空間。這個空間以香港與新加坡為兩軸,香港接連廣東,新加坡接連福建,同時亦串連日本帝國的商業網絡(例如粵商的神戶—香港—新加坡商業網絡,或閩商在日本南進政策之下從基隆經爪哇各埠到新加坡的物流線)。也可以說,香港和新加坡的商業走廊,是在中國、南洋與日本帝國(包括臺灣)貿易交流與政治動員之中,華商跨域活動的匯集處。這個空間的歷史,也因而是多重的流動史。」

近年有關特區市(Charter City)的研究指出,發展中國家需在境內設立形同「國中國」的特區,匯聚全球的多重流動,國家才能興旺,才能快速發展。盛載多重流動史的新加坡與香港,自然對近代中國之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此可舉書中兩例,以茲說明。其一,如郭慧英所分析,在 1938 到 1940 年之間,陳嘉庚的南僑總會終究曾以大量金錢支援重慶國民政府的軍事行動。一旦陳嘉庚不再支持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的戰時動員能力便會大受打擊。其二,後來陳嘉庚不再支持蔣介石,改而支持中共,也是先將資金匯至香港,才能從香港匯款至延安。近期香港親建制智庫編纂《香港志》,不無強調香港作為「邊陲」「地方」之意,在此時細讀郭慧英之研究,思考近世新加坡與香港的空間特質,批判來自中國大陸的「坡縣」之論,必有所啟發。

「中國」想像與華南僑鄉鄉緣

第三,海外華人的「中國」意識,其實主要源於他們對華南僑鄉的關懷之情。換言之,「中國」想像其實是以地方為本位,地方為實,國為虛。事實上,在本書開章,我們可以見到,中國大陸的五四運動引發了新加坡閩人與粵人之間的衝突,而且粵人對其家鄉之旁的閩人認識不深。此外,以陳嘉庚為例,他改而支持中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主理的南僑總會組織回國慰勞團,到中國考察之時,陳嘉庚發現,其故鄉福建在國民政府官員、淅江勢力代表陳儀治下,問題叢生。這令他更覺中共氣象之清新。如郭慧英所指,在南洋各屬福建同鄉代表大會成立大會之中,陳嘉庚指,國民黨指派到福建的高層官員,都是「浙江派」。他形容,浙江幫在福建,猶如日本人在臺灣。在民國 30 年 4 月 7 日,國民政府駐新加坡總領事高凌百向重慶外交部發電報,如此記錄陳之發言:「陳嘉庚在閩會稱亡臺灣者為日本、亡福建者為浙江派,閩人若不急起必將淪福建為浙江派之殖民地……」近年開始有香港學者研究「福建幫」之勢力與中國香港特區時代政治發展之關係,書中這一部分對此研究定有所啟示。

結論 — 在「大一統」與「去中國化」之間

學者郭慧英在終章結論說:「時至今日,國家已逐漸操控中國與海外之間的流動。海外華人如何才能保存既有的多元自主文化空間?參考二十世紀初的歷史經驗,保存閩、粵、潮、客等華南語言,鞏固各華南語言族群的在地與跨域網絡,維護多元自主的民間社會,也許仍然是應對中國大陸官式民族主義的最佳答案。」這個結論指涉的對象,其實不只限於中國大陸官方。近年在中國政治壓力下,臺灣與香港政治共振浮現,徹底「去中國化」的抗爭路線愈來愈受歡迎。對於如何能在「大一統」與「去中國化」建構海外華人自主的抗爭路之問題,郭教授這本重要著作同樣能夠為此提供答案。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由台灣出版社季風帶出版,將於香港序言書室﹑一拳書館﹑蜂鳥出版書店﹑香港誠品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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