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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筆記】沖繩戰後誌給香港的啓示:淺談戰爭記憶的政治操作

2020/7/17 — 16:20

二戰沖繩島戰役期間,美國航空母艦邦克山號因日軍神風特攻隊攻擊而重創。(資料圖片,來源: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

二戰沖繩島戰役期間,美國航空母艦邦克山號因日軍神風特攻隊攻擊而重創。(資料圖片,來源: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

【文:錢俊華】

日本學者北村毅(1973 年〜),北海道出身,但多年來關注的卻是島國南端的沖繩,或許因為兩地身世相似,同為被日本併合之地,故有今日之緣。北村於 2009 年出版《死者たちの戦後誌:沖縄戦跡をめぐる人びとの記憶》,講述沖繩戰後的記憶問題。每年的 8、9 月,港、日、台、中等地都有大大小小的二戰紀念活動,追悼之餘,箇中自有各種與我們命運息息相關的政治考量。今日香港,我們需要的不是恐懼,更不是沉默,而是深刻的思考。北村的著作,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些參考。

1945 年 4 月 1 日美軍登陸沖繩本島,隨後以中路戰線橫斷南北。日軍集中南部,動員平民,試圖拖延美軍,為日本本土的地上戰爭取備戰時間(結果美軍向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日方投降,本土沒有發生地上戰)。6 月 23 日(有 22 日等說法),牛島滿司令官自決,被視為守軍組織戰鬥的終結日,但牛島留下「戰至最後」的命令,故眾多軍民仍未投降。勸降不果的美軍持續攻擊,至 7 月 2 日才宣布沖繩戰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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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廣島長崎的原爆不同,沖繩平民面對各種的暴力與死亡。除直接喪命於敵軍手下,亦有被強迫的集團自決,以及被日軍從藏身的洞窟中趕走繼而死於美軍炮火下的平民。而且日軍動員平民,敗而不降,本身就是導致 94,000 縣民死亡,當中 1,063 戶以上滅門的致命原因。包括本縣和其他都道府縣的軍人軍屬和美軍,戰死者達 200,000 人。戰後沖繩,尤其南部地區,是真真正正的滿目荒涼,屍橫遍野。

同年 8 月 15 日,天皇玉音放送,對日本本土而言是「終戰」,更是代表著高舉「民主」與「和平」的戰後建國神話的開端。然而,至 1972 年復歸以前,沖繩由美軍直接支配,絕緣於本土的「和平憲法」。直白點講,日本本土的非軍事化正正建立在沖繩的軍事化上。在三權獨佔的軍人總督統治下,沖繩人沒有參政權,戶籍移動及渡航均受限制。除自由人權侵害,美軍佔領亦衍生強徵土地等問題。故此,戰後沖繩人民,不得不為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生活謀求出路。其中方法,便是復歸日本,爭取實際權益。譬如「戰傷病者及戰歿者遺族的援護」法案(援護法)於 1952 年在本土實施,而沖繩的個案則要到 1953 年才獲承認,惟待遇跟本土仍有差別。另一實際誘因,則是向處於高度成長期的本土爭取復興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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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歸運動中,戰爭記憶成為沖繩和本土官民各方經常操作的工具。早於 1946 年 8 月,日府便獲邀出席琉球政府舉辦的「全琉戰歿者追悼式」,象徵日本民族同生共死,是謂「血之紐帶」。沖繩的學生、名人、遺族會等,不時就慰靈、追悼等事宜發言時,都以戰爭記憶築構其祖國復歸論,強調沖繩人民在戰爭中作為日本民族的犧牲。對此,常有異議者直指,死於戰場的親屬不是什麼「英烈」,而是「犬死」(白死)。白死背後,矛頭在在指向日軍無謀的作戰,以至軍國體制帝國擴張自身的非法性。但這些各種各樣對戰死的詮釋,均淹沒於復歸的主旋律之下。1962 年起沖繩方面開始舉辦延續至今,一年一度的「平和祈願慰靈大遊行」。60 年代後半,參加者開始喊出「祖國復歸」的口號,高唱〈還我沖繩〉。為了爭取復歸與援助,避免傷害本土政府的感情,沖繩實業界及指導者,亦避談向日府追究戰爭責任等事宜。

本土方面,日本遺族會在 1962 年的「關於英靈精神的報告書」中,把「愛國心」、「英靈精神」定調為「自然產生的素樸感情」,以「通過認識亡父及戰歿者的死的意義,使之與現代調和並確立新秩序」為遺族會的責任。同年代,遺族會的各地支部青年單位先後訪沖,巡拜戰跡,展開他們對亡父與沖繩這片土地的聯想。由親屬戰死,「為國捐軀」,到從美國手中奪回沖繩,過去的戰爭記憶和當下的政治議程,經編輯後無縫接合。故戰死與復歸的關係,又被形容為「以殉國者構成的領土獲得運動」。

大眾文化方面,日本在戰爭記憶的處理上,常被國內知識份子評為「記憶的女性化」。像早幾年人氣頗高的《謝謝你,在世界角落中找到我》(この世界の片隅に),還有黑島結菜主演,NHK 製作的《第一列電車運行》(一番電車が走った),正正是以「無垢少女」來敘述戰時廣島及原爆慘禍的例子。以沖繩戰為題材的作品,更可能是這種「記憶的女性化」的始祖。1953 年東映電影《姬百合之塔》(ひめゆりの塔),講述沖繩戰中被動員負責醫護衛生的一眾女學生的慘況,引起日本本土民眾對沖繩的關注,亦帶動了 60 年代興起的戰跡觀光。諷刺的是,當時的本土旅客,就有「吃沖繩料理,看跳舞,享受沖繩女人肉體」,然後「巡遊戰跡,大哭一場」的講法。戰跡巡禮、消費、召妓,成為不少旅客的「必玩組合」。同時,電影內容其實有描述日軍射殺女學徒的情節,這引起沖繩多個支持復歸的組織批評,指電影赤化,把日本人和沖繩人描寫成異民族。他們這些批評背後所擔心的,其實是怕耽誤沖繩的復歸大業罷了。

圍繞女高中生的記憶與政治,值得一提的,是証言的虛虛實實與其政治效果。曾有証言提到,老師帶著數十名女學生,走投無路,有學生打算拔掉手榴彈的安全握把,老師卻勸說,指他們身上的,可能是沖繩僅存的日本人血脈,不能就此自盡,此一席話,救了當時各人性命云云。然而,另一版本卻是,有另一學生說,自己想見母親最後一面才死,故同學才沒有拔掉安全握把。明顯,對復歸心切的沖繩人或大和人而言,前者是上佳材料,把塗炭生靈的皇民化教育描繪成學徒活下的力量;後者則難以把戰爭的慘烈扣連沖繩人的「愛國心」了。無論如何,姬百合女學徒的亡靈被再次動員,成為「殉國美談」的純潔象徵,不但使日本人由「加害者」、「被害者」,變成「犧牲者」,更牽動了內地對沖繩的情感連繫,成為支持沖繩復歸祖國的精神食糧。

除沖繩和日本內地各集團的言行及大眾文化外,慰靈碑也是十分重要的「記憶場域」。慰靈碑可以成為敘述國族物語,統合國民的巨型裝置。對此,美方早於 1956 年便就沖繩的遺骨處理響起警示,憂慮如由日府出支,在沖繩建立中央一極管理的慰靈紀念設施的話,設施會成為「國家民族神社」(a national ‘Japanese’ shrine),鼓舞日琉一致的民族主義。往後幾十年的發展,證明那是準確的預測。戰後沖繩民眾協助收集大量遺骨,四處建立慰靈塔,把遺骨存放塔內。到 1957 年,戰歿者中央納骨所成立,加上 60 年代的靈域整備計劃,遺骨被一極處理,散落鄉間的慰靈塔的納骨率大幅下降。意味著的,是在地、複雜而多元,關於死亡的鮮烈記憶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由內地遺族團體所建立的慰靈碑,在地記憶被改寫,記憶場域的功能由民間慰靈變成國家彰顯,包含「玉碎」、「散華」、「遺烈」、「英魂」、「大義」、「軍民協力」等字眼的饒舌碑文湧現。那些平民被日軍從壕內趕走後死於非命的記憶則被忘掉。

1964 至 66 年,時正日本的高度成長期,在今日的平和祈念公園所在地,摩文仁的丘上,各府縣展開了「慰靈碑建立競賽」。各府縣爭先在丘上建立林林總總的慰靈碑,彰顯自府縣出身的戰歿者。該些石碑被不少日本學者批評為「靖國化」,指石碑把戰歿者奉為「殉國者」、「愛國者」,以「和平」之名隱蔽戰前至今的連續性。簡單而言,就是戰爭責任的模糊化。精神科醫生兼作家 Nada Inada 稱該些慰靈碑「把亡者的聲音私物化」;面對造型誇張的碑石,作家大城立裕更將之形容為「嘔吐的場所」。碑文不止「靖國化」,北村逐指,慰靈碑碑文以「犧牲、和平、繁榮的三點組合」,建立戰後國民起源的物語。與其說是慰靈碑,不如說是高舉和平,逃避戰爭責任,以及象徵高度成長期下新日本誕生的紀念碑。

各府縣的慰靈碑,不但成為一個個「新日本誕生紀念碑」,更同時是削弱沖繩主體性的裝置。沖繩戰中,在摩文仁一帶的各種非人性的死亡記憶,被那些彰顯碑的巨浪侵蝕。不只如此,沖繩主體性的重要歷史構成 — 琉球王國的遺跡也被破壞。摩文仁丘上一帶,舊有「上摩文仁之嶽」的稱號,乃古來之聖地,載於《琉球國由來記》。其中有稱為「高摩文仁城跡」的石垣,是謂信仰對象,歷二戰而尚存,惟60年代慰靈碑之建立卻使之幾乎盡毀。更諷刺的是所立之碑,正為當年吞併琉球的鹿兒島縣所有。

摩文仁的丘上,慰靈碑林立,故被稱為「靈域」;至於丘下,則今日平和祈念公園的資料館、刻有眾多戰歿者姓名的「平和の礎」一帶,被喻為「和平空間」。丘下雖有徵地、戰爭責任模糊化等問題,但沖繩戰史的主體性未被完全抹去。譬如資料館內,就有很多關於日軍殺害沖繩平民的展示。復歸以後,保存並喚起歷史的複雜性,反過來又成為沖繩主體性的象徵資本。

戰爭記憶的操作,除了發生在內地與沖繩的各勢力之間,亦為美國所用。2000 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到訪沖繩,其演說便把「平和の礎」演繹成日美協力,維持和平的象徵。指日美同盟是 20 世紀的偉大物語,而今日亞洲的和平正正是因為日美同盟帶給人們維持和平的信賴感,故必須維持下去。說白點,就是沖繩的美軍基地肯定論了。

環看世界,動員二戰亡靈,編輯歷史,灌輸國族大敘事等行徑,從不新鮮。香港和沖繩的緣份,不單是自駕遊,亦不限於安室奈美惠和結衣 BB。在這個大時代,重看沖繩命運,或許能對同在大國間爭扎求存的香港,帶來一點啓示。

 

作者自我簡介:東京大學博士課程在籍。著有《香港と日本 — 記憶.表象.アイデンティティ》(筑摩書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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