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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系列】後特朗普時代,世界會走向「全球主義」還是「孤立主義」?

2021/2/20 — 15:52

《趨勢系列》第一講,我用歷史上的大瘟疫為鑑,每一場的大瘟疫都必然為世界帶來深遠的影響及改變。

14 世紀的黑死病從東亞傳至西歐,造成大約 7,500 萬到 2 億人死亡,超過整個歐亞人口的 1/4。人口銳減吊詭地竟然令歐洲發展出工具與技術、商業貿易、航海探險以擴展市場,展開了現代社會,為西歐的崛起並稱霸世界奠下基礎。

16 世紀由歐洲殖民者將天花病原帶入中南美洲,導致死亡人數達中南美洲總人口的 1/3,人口銳減,令大量農田回歸荒地或森林草原狀態,二氧化碳大減,導致氣溫下降,加上大型火山爆發和太陽活動減少,推動地球進入了一個維持了兩個世紀的「小冰河期」,這個時期的中國就是明末至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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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上世紀 1918 年發生的「西班牙大流感」專殺青壯男子,於是推動了女性進入職場和之後的女權運動。同時,由於殖民政府在抗疫行動中的失誤,亦推動了反殖及印度獨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大瘟疫是必然為世界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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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將改變世界的走向

發生於 2019 年延展至今天仍然在高速傳播中的 COVID-19,跟過去的疫症有明顯分別,包括症狀不明顯,甚至是帶病毒者沒有任何症狀,致命率不高,因此傳染性極高。由於上述的特徵,COVID-19 至今確診人數超過一億人,死亡人數超過 230 萬人,死者大多是老人家,而且很有可能人類要有一段長時間與這個病毒共存。於是好自然有陰謀論說,這個病毒是由權貴設計出來,為的是解決全球年紀老化,老人福利支出龐大的問題,同時亦藉著疫情增加政府的權力。

我不打算在此討論各種的陰謀論,可以肯定的是 COVID-19 會推動一些重大改變,而當中有一些趨勢在疫情前就已經出現苗頭,譬如說在科技上走向遙距工作結合混合現實(mixed reality)、線上交易、非接觸經濟、家居及各種工作場所的機械人、在家醫療等。這些我都會在 Patreon 這個《趨勢系列》逐一跟大家分享。

這一集我首先集中講 COVID-19 在政治領域會帶來可能的影響。為什麼說可能而不是絕對會發生,這是因為同一個因素可以推動截然相反的趨勢,要視乎當代的人如何抉擇。

威權主義的威脅

我就先講第一個趨勢:威權主義的威脅。

每逢大疫情又或是國家陷入危機譬如戰爭、恐怖主義襲擊,政權都會擴大權力,又或者以非常手段限制人民的自由,COVID-19 亦不例外,封城、禁足、強迫檢測,推行所謂的「免疫護照」/安心出行,這些不是只有極權體制的政府才有的手段,而是民主政府也有類似的措施。

英國政府要求赴英者要提供三天內的檢測結果,其他國家也會陸續仿效。從德國、以色列,再到新加坡、台灣,越來越多地區選擇使用手機數據,來查找可能受到感染、與受感染風險較高的人,並向他們發出警報。在未來重大公共衛生危機的大旗之下,此類措施也因「以群眾健康安全為優先」而成為常態。

我相信好多人都會認為,「非常」時期「非常」措施是可以接受的,問題是政權會否將「非常」措施常規化?!若是如此,人民的行動自由就有機會受到政權刻意的限制,尤其是對付異見者。另外,人民行動的訊息就掌握在政權的系統當中,人民的一舉一動盡在政權的眼簾之下。這正是 George Orwell 在小說《1984》提出的警告。

在 2021 年的 2 月 8 日,丹麥民眾走上首都哥本哈根街頭,反對政府計畫推出電子新冠疫苗護照。示威者中手持火把在市中心遊行,高喊「我們受夠了」和「丹麥要自由」,批評當局實施的防疫限制措施是「獨裁主義」。示威者拿着總理弗雷德里克森的照片,不過照片中的弗雷德里克森被改造得看起來像北韓獨裁領袖金正恩。

事實上,美國荷里活驚慄電影中常有這樣的劇情,一個國家出現的危機,原來是由政府自己製造出來,為的正是要擴大權力和縮小人民的自由。

提摩希.史奈德在他的《暴政》(On Tyranny)就講了一個以下的歷史教訓:

1933 年,希特拉透過民主選舉當上德國總理,他要求改選國會,當時納粹黨在國會所佔的議席是 34%,不超過半數,希特拉希望透過改選國會,壓制冒起中的共產黨。

改選前一周,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國會大樓忽然發生大火,希特拉將縱火責任推向共產黨,並促使總統興登堡簽署一條叫做《國會縱火法令》,根據這條法令,取消多項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這份緊急法令亦賦予總理更大權力,希特拉據此對付政敵,在國會選舉之前,大量拘捕共產黨領袖,又限制共産黨員參加選舉。選舉之後,納粹黨操縱國會,通過《授權法》,進一步賦予總理更大權力,包括讓總理在無須通過國會立法程序,直接以行政命令取代法律。這個《授權法》通過之後的一個月,希特拉就以此取締其他政黨,確立納粹黨一黨專政。

我們要經常對政權和政客保持警覺,不要太容易給他們擴權,必須要堅守非常時期的擴權是要有時效的,是有限制的,不能侵害人民的基本人權,所獲得的人民活動資訊亦只可以用於防疫,而不能作其他用途。

COVID-19 對於人民自由的威脅並不是憑空想像的。以今天的科技,政權結合科技巨企絕對有能力實現《1984》的預言。

孤立主義/國族主義抬頭

COVID-19 有可能帶來的另一個趨勢是國家之間的「孤立主義」或是叫做「國族主義」的抬頭,但同時卻又可能帶來另一極端,以「全球治理」之名推動進一步的「全球化」,甚至是全球組成一個聯合的「世界政府」。

我們先來講講「孤立主義」,過去的數年間已經出現「去全球化」的呼聲,各國的基層自覺是因為全球化而失去職業,於是民粹主義逐漸抬頭,一位全無政治經驗的政治素人以帶回工作、單邊主義、讓美國再偉大的口號在 2016 年登上了美國總統寶座,另外世界多國都出現了民粹主義政客赢得選舉的情況。

這些民粹主義政客大多是抱持孤立主義和排外情緒,主張「去全球化」,包括在邊界興建高牆、限制移民和貿易保護主義。COVID-19 之下,有機會讓這樣的主張獲得更多的支持。在疫情之下,封關、限制旅遊已經是最低的政策門檻。

COVID-19 亦揭示了「全球化」下的分工產生的危機,疫情讓部分物資呈現短缺,尤其是醫藥、消毒等物資。西方各國赫然發現,這些物資都掌握在有「世界工廠」之稱的中國手裡,而中國又以這些物資用來對各國展開所謂的「口罩外交」、「防護衣物外交」等等。於是西方國家開始出現一種明確的呼聲,要將一些戰略性物資的生產帶回國內。

「全球治理」捲土重來?

從這個發展趨勢看,COVID-19 助長了「去全球化」的氣氛。但是 COVID-19 又讓一個從上世紀 90 年代就已經在國際舞台上吹得甚為起勁的概念叫做「全球治理」有復活的機會。

在 1995 年,有多名國際知名人士組成的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提出了一份《天涯若比鄰》(Our Global Neighbourhood)的研究報告,綜合闡述了全球治理的理論與實踐,包括聯合國的改革等。

此後,在一段時間內,聯合國將之做為重大事項,在內部推動如火如荼的改革,並在全世界範圍內大力推動「國家善政」(good governance)和「民主治理」(democratic governance)等理念。但是,由於這項倡議是西方政治家們所提出,尤其是普世價值和公民社會等價值觀,更帶有美歐國家和平演變非西方世界的濃厚色彩,遭到在聯合國佔有多數的發展中國家譬如中國和非洲國家的強烈抵制。

不過,這種要求全球國家合作的呼聲並沒有停止下來,之後出現的 2008 年金融海嘯危機、2010 年底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引致的歐洲難民潮,當然還有地球暖化問題,都指向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人類文明走到今天,有很多問題根本不是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

但是同時「去全球化」和「孤立主義/國族主義」卻在過去數年之間成為「全球治理」的反向力量,抑制著「全球治理」進一步發展。

特朗普在 2016 年讓大部分政治分析員跌破眼鏡登上美國總統寶座,之後美國陸續退出多個國際組織和協議,包括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議(TPP)、聯合國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朗核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萬國郵政聯盟、世界衛生組織等等。

特朗普可以說是退出最多國際組織的一位美國總統。同時,特朗普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又撤走部分在德國的駐軍,又威脅要撤走在南韓的駐軍。美國忽然不肯當世界領袖,令所謂的「全球治理」陷於停頓狀態。

四年過去,特朗普下台,拜登上台,拜登重新拾起「全球治理」的大旗,聲言會重返多個國際組織,並會聯同盟友一起重塑世界秩序,包括圍堵中共。不過,吊詭的是,要落實「全球治理」又不可以將中國排除開去,而這一點我相信也是習近平所清楚知道。這一點會在下一節的節目才作闡述。

看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在未來四年會捲土重來。不過,即使特朗普落任了,但「特朗普主義」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民粹主義在歐美社會仍然有一定的叫座力。還有的是,四年之後,美國的總統究竟會是誰?都影響著「全球主義」還是「孤立主義」那個會勝出。

COVID-19 可以說是兩刄刀,它既可以推動封關,減少貿易,減少人口流動等的孤立措施,同時又可以推動全球合作解決需要全球治理的問題。

最後究竟是「孤立主義」和「全球治理」會主導未來數十年的世界?我們還是拭目以待。

今日跟大家談到這裡,下一集節目我會講疫情後的美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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