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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街 Dead Bodies 仲講咩法治?

2020/3/16 — 21:50

愛爾蘭最高法院(資料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愛爾蘭最高法院(資料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要在一片充斥血淚,手足們頭破身殘飽受凌辱的土地上講法治,似乎非要等到革命成功,暴政倒台,黑警政棍要麼死全家要麼流亡再說。假如抗爭仍是進行式、何時勝利仍然茫然不知,到底講法律、講程序,穿袍戴假髮與政權代表唇槍舌劍,意義在哪?基層工人希望就此分享兩個國家的抗爭歷史。

第一個,是愛爾蘭。

出於處理各地土地糾紛的需要,自大約一八八零年代起,愛爾蘭各地已經紛紛出現一些旨在處理土地糾紛的「仲裁庭」(arbitration courts)。愛爾蘭自組議會、宣告獨立後,共和軍、英軍及效忠英倫的「皇家愛爾蘭警隊」(簡稱 RIC)展開浴血衝突。到一九二零年中,愛爾蘭獨立政權立法,將各地仲裁庭置於內政部統管,且訂明其管轄權兼及刑事與民事,取代英政權法院的職能。一九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愛爾蘭議會正式頒令成立「議會法院」(the Dáil Courts),並授權其適用所有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 即愛爾蘭議會宣告獨立當日 — 已經存在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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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平行於英國法院系統的愛爾蘭法院系統,共有三級︰「堂區法院」(the Parish Courts)有權審理輕微刑事案及十鎊以下小額申索;「區域法院」(或「選區法院」(the Constituency Court))審理來自堂區法院的上訴、價值十鎊至一百鎊的申索,以及超過一百鎊的土地申索;「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則具有無限的刑事和民事管轄權。另外,區域法院設有「巡迴庭」,專門審理刑事審訊以及超越區院管轄權的民事申索。

儘管開宗名義「英愛不兩立」,但「議會法院」系統幾乎沿用整套不列顛普通法,並積極吸納深諳英式法律的精英參與其中,包括委以高院或區院法官要職,並且草擬法院規則;與此相比,比較「草根」的堂區法院,則由地方議會挑選法官,參與過程的包括新芬黨支部、共和軍及婦女民兵的代表、地方商會與農會,以及地方教士,因此法官背景亦具有多元化甚至平等主義色彩,包括有女性,有工會成員,甚至有神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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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市其中一個法院,乾脆就在一名婦女民兵的家中開庭。有居民因為會堂被新芬黨佔用而將後者狀告到卡文郡(County Cavan)的英制法院,立即有民兵恐嚇原告要撤狀。西南部克里郡(County Kerry)一個英制裁判官在判處一群民兵「非法操練」罪成入獄後,收到死亡恐嚇,而要辭職回到英國。在北部多尼哥郡 (County Donegal),議會法院遍地開庭,共和軍則同時間「火魔」郡內的英制法院大樓。第二大城市科克的市議會 (Cork Corporation) 決議禁止英國人的區域法院使用市法院大樓。

到一九二零年秋天,英國開始大力鎮壓愛爾蘭的自家法院。各地議會法院法官和司法常務官因執行法院職務而被擄走、判刑,科克市長因開庭而被監禁,後來絕食而在獄中殉難。效忠英國的部隊槍殺一名在克里郡準備到議會法院應訊的平民。英方的暴行迫使議會法院走回地下,英國首相勞埃佐治一度向國會聲言,「新芬黨徒的法庭已經滾回地牢下」。

即使後來英愛停火並締約,愛爾蘭自由邦成立,有警隊之名但聲譽掃地的 RIC 隨之解散,一度重見天日的議會法院卻又再次捲入南愛議和派與共和軍的內戰之中,佔上風的議和派解散了議會法院,並建立了大體上繼承英制的新法院制度。

第二個要談的國家,是種族隔離(Apartheid)下的南非。

儘管種族隔離的反抗者同樣曾訴諸破壞與暴力,非國大更一度被國際視為恐怖主義組織,但整體而言,反種族隔離者並沒有像愛爾蘭人一樣,在反抗暴政的同時,建立一套平行於「服從暴政」的司法制度;反之,領袖們會在白人政權的法庭內答辯,更會由律師代表,在訴訟程序內節節抵抗。結束種族隔離後的首任總統、國家英雄曼德拉,曾經在一九六一年成功通過庭審洗脫叛國罪;但在及後的「利禾尼亞審訊」(the Rivonia Trial)中,他和其他運動領袖被裁定「破壞」(Sabotage)及「顛覆」等罪成立,被判終身監禁,後來隨著國家開始和解,在入獄廿六年半後獲釋。

多年來研究南非法治議題的已故紐約法學院教授 Stephen Ellmann,曾經在不同著作與論文中反覆討論一道命題︰不少大力反對種族隔離的法學家和著名律師(當中黑白人皆有),同時間又積極參與反抗惡法和政治檢控的訴訟(甚至偶有勝利),會否變相為不公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貼金」,反而增添它們的認受性,令國內外誤以為南非的法治「有險可守」?據 Ellmann 的分析,律師們走進南非的法庭打官司,並不見得會讓國民以至外國觀察家自欺欺人地相信南非法治一切正常,但起碼能盡力爭取,限制政權對個人以至整個運動的打壓力。

Ellmann 更提出,南非「維權律師」的努力,其實換來了反抗者們們對於法治「初心」(the ideals toward which the legal system at its best aspired) 的認同,而這對於國家結束種族隔離後,基於這些「初心」的價值而重建一套尊重各民族及司法公正的法律制度,甚為重要。

Ellmann 後來亦提出,反對種族隔離的律師們在這場奮鬥中,往往需要「犯法」。首先,黑人律師要突破當局有關開設律師事務所的地域或執業限制,通常都不得不提交假的資料或者對牌照部門撒謊;他們亦往往要隱瞞自己在運動中的角色身份,例如身為「非法社團」的成員等;他們甚至會利用律師身份,為在囚的領袖帶訊息。

著名律師 Bram Fischer,曾經違反候審保釋的條款,因為他曾獲准離國赴英出席樞密院的審訊,但他違反承諾在英國從事政治活動;他又曾協助重建被破獲的武裝組織、攜帶資金,甚至將政治審訊中的文件、地圖等證物帶出法庭,供組織中人研究之用。他最終被定罪、被取消律師資格,最後死在獄中。

兩段不同時空的歷史,其中的法律人不約而同,拒絕向把持法律之名橫施壓迫的強權屈服。在愛爾蘭,法律人與自己熟悉的制度決裂,另立新的法統,效忠於新建立的國家;在南非,法律人不惜遊走在法律界線的兩邊,但始終不忘要將法治的種子播在瘡痍的土地上,寄望有一天能在民族之間開出和解之花。

 

延伸閱讀︰
1. 愛爾蘭法院官方網站
2. John Dorne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áil Courts, 1919-1922”, The Irish History, 25 July 2019.
3. Kenneth Broun, Black Lawyers White Courts: Soul Of South African Law, 1999.
4. Joel Joffe, The State vs. Nelson Mandela: The Trial that Changed South Africa, 2014.
5. Stephen Ellmann: “Law and Legitimacy in South Africa”, 1995, [email protected]
6. Stephen Ellmann: “To Live Outside the Law You Must be Honest: Bram Fischer and the Meaning of Integrity,”, 2001,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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