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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慧英:《帝國之間、民國之外》的書寫緣起

2021/2/13 — 17:53

郭慧英著譯、鄺健銘編訂《帝國之間、民國之外 — 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背景圖片來源:Chuttersnap @ Unsplash)

郭慧英著譯、鄺健銘編訂《帝國之間、民國之外 — 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背景圖片來源:Chuttersnap @ Unsplash)

【文:郭慧英(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研究教授)】

(編按:旅美台灣學者郭慧英教授新著《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從二十世紀初的華南與南洋角度,解構「中國」民族主義,破除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中國」想像。本文為作者為著作中文版所寫的前言,承蒙編訂者鄺健銘先生授權轉載。)

本書英文原版以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 為題,由荷蘭萊登的博睿學術出版社(Brill)發行。其寫作過程始於 2010 年夏天,受惠於當時任教的美國印地安那州羅斯—赫門理工學院(Rose–Hulm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人文及社會科學系傑出學者獎助金,前往新加坡檔案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收集資料;其後在 2012 至 2013 學年度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跨區域研究組博士後研究獎助(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for Transregional Research),完成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香港研究特藏、香港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海外華人特藏、臺灣國家歷史檔案館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的資料收集。檔案資料的查找,得力於各圖書館館員的專業協助,在此特別謝謝香港中文大學邱淑如博士(Dr. Ann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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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研究期間,正是該城市自 2003 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政策執行的十年之後。該政策的主要文件在 2003 年 6 月底簽署時,於同年年初爆發的沙士(SARS)冠狀病毒對民眾的威脅已逐漸消退,但香港民間對以新聞自由來保障公共衛生這一課題的認識卻已根深蒂固;儘管如此,特區政府針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有關禁止顛覆、叛亂國家的立法卻是箭在弦上。同年 7 月 1 日因而有數十萬的市民上街遊行、進行公民抗命。若將當年 SARS、CEPA 和七一大遊行這幾個事件放在一起來看,可以說是中國國家機器試著以經濟活動來轉移香港民間社會對民主議題的關注。但 CEPA 施行十年之後,民間反對特區政府在各級中小學設定德育與國民教育的計畫、爭取特首普選的訴求皆未嘗減低。當第二波冠狀病毒在 2019 年年底爆發時,中國的經濟誘因與香港的民主訴求已發展成兩條無甚交集的平行線。

當拙著在 2014 年 8 月出版時,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Asia Research Institute)擔任訪問學者,該機構當時尚設在植物園邊上的武吉知馬校區,所長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和副所長黃堅立(Huang Jianli)皆為研究中國近代史和南洋華人研究的歷史學家。而東亞中心樓下為王賡武教授所主持的東亞研究中心,有許多針對東南亞、印度洋一帶地緣政治變遷相關的學術討論會。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援用歷史上的歐亞非海上與陸路絲綢之路為修辭的「一帶一路」方啟動,主要施政方向是對外輸出基礎建設所需之資金、人力及技術(如開闢港口、興建鐵路和水利工程等)。[1] 中國國家主導的對外經濟的大幅擴張亦改變了海外華人與中國的關係。當中共的革開放政策在 1978 年開始時,中國國務院成立了僑務辦公室;加上民國時期即成立的致公黨、以延安時期的華僑救國聯合會為前身的僑聯,和後來成立的人大華僑委員會和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合稱「五僑」,從同鄉會、校友會、商會等以鄉緣與語言為基礎的網絡組織來聯繫與中國境外的華裔之間的關係,主要的動員形式是以社交活動來淡化其政治色彩。[2] 在 2018 年春,北京方面重新調整了僑務工作的組織架構,將國務院僑辦歸為中央統戰部管理。依賓州大學法律系教授戴杰(Jacques deLisle)的觀點,中國共產黨向來所強調的統戰工作,即是政治戰術的一部分;若落實在公元 2000 年之後人民解放軍所進行的「三戰」— 亦即心理戰、輿論戰和法律戰 — 而言,前兩者實可視為以政治戰及銳實力戰略(sharp power tactics)來影響並征服政治、媒體、教育機構及海外公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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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中國積極動員其海外移民及世界各地華人(無論是自視為華人或被歸為華裔的族群),後者是否能如同拙著所揭示的那些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海外華人般,有意識及技巧地選擇對自身最有利的方式去回應呢?

本書所探討的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共和政體剛建立、各地域互相競爭其現代化藍圖:首先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一個十年,環繞著孫中山的革命黨人在南方 — 特別是廣州 — 組織國民黨,與承繼清末北洋軍隊的北洋政府相對立;如此衝突遂提供共產國際介入國民黨改組的空間。雖然聯俄容共在三年內就結束,但共產勢力卻已滲入中國內地,並南下新馬。1928 年宣稱統一全國的國民政府南京政權,一直到其根據地長江下游為日本佔領前一年方能完全控制廣東一帶。與此同時,英帝國無論是在香港或海峽殖民地皆採間接治理的形式,從佔人口主流的華人社群裡推舉士紳來掌管華人事務。因此,當時居住香港與新加坡兩地的華人工商企業家,在面對來自中國的政治號召時,他們的考慮除了是鄉音的親切感和與原籍的社會關係,同時也包括自身在居留地當地的經濟前景和社會聲望。當他們彼此之間支持不同的政治勢力時,這些看似互為矛盾的立場其實不必然是相斥的。那些支援中國境內各種天災人禍、投資原籍省分的捐款,可以出自那些支持中國國民政府且接受華僑身分的海外華人,也可來自反對或對中國國民政府無感的慈善家。而在這兩種對中國政治採取不同態度的華人之間,亦有部分是在中國官式民族主義要求杯葛日貨運動時,即便願意捐款支援中國慈善救濟,卻仍持續從事對日本的貿易。換言之,政治立場與族群認同並不必然是保持一致的。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作為「弱國家」的政經結構或許可以理解何以當時在香港和新加坡的華人,即使對「華僑」這一身分不帶批判地接受,仍能夠在面對中國大陸官式民族主義的召喚時,自主地依其居留地政經情勢、族群、語言聯帶所涉及的多元利益而做出不同判斷。當前中國所展現的國家力量確實是不可同日而語,但若認為認同華人這一族群身分就會讓當中已成為不同國家公民的華裔 — 如馬來西亞華人、新加坡華人甚至是美國華人 — 變作中國潛伏海外的「第五縱隊」,則一方面不免落入美國麥卡錫主義時代以反共為名,實為打擊身為少數民族的華人的種族主義論述;[4] 另一方面亦低估了冷戰體制對海外華人文化屬性的重塑。無論在香港、新加坡、臺灣或東南亞各處,冷戰結構下華人文化與反共、反極權的意識形態相結合,意外地在後殖民過程裡激發了本土公民意識的覺醒,從而推動了不同程度的民主參與。換言之,中國市場的確自 1980 年代之後便不斷擴張;在後冷戰時代,中國亦是欲取代美國作為亞太地區新霸權的「強國」,但散居各處的海外華人,也不再是二十世紀初期的「華僑」了。[5]

值得後繼學者關心的是海外華人在面對中國強勢動員下的變化。對未來的探索,或許可以從「華僑」身分被發明之前,無視海禁而移居中國境外的華南族群與中國的關係來思考。在十九世紀之前的海洋亞洲,當中國以其強勢的朝貢體系建立規範中外關係及東亞區域秩序時被朝廷視為奸民、海盜的華南移民,是如何變成後來現代化的國家所感興趣的動員對象呢?

在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一書出版之後所進行的學術活動,皆試著探討移出中國的華人在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之前對亞洲區間貿易的影響。2016 年與曾留學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鄺健銘、香港中文大學的沈旭輝(Simon Shen)、紐約市立大學的沈丹森(Tansen Sen)和紐約大學的大衛・盧登(David Ludden)等教授,於西雅圖召開的美國亞洲研究年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以「亞洲港口城市之間的交通與外交史」為主題進行研究報告。同時在臺灣師範大學的江柏煒、梁一萍教授及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柳島(Leo Douw)博士的邀請下,得以與臺北大學的許榮崇、中正大學的林平、金門大學的劉名峰等學者合作,參與了海外華人研究期刊的改版計畫,即是 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s(TCEA),並編輯了 TCEA 在 2017 年刊行的「海外華人與港口城市」專刊。這些學術活動皆試著點出「海外」之於華人身分所帶來的、能夠穿越不同政治界線的觀點,這一方面佐證了杜贊奇所強調的「流動歷史」(circular history)書寫的重要性,另方面實為對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學派以天命、朝貢體系作為中國歷史政治正統的反思。[6] 無論是自視或被歸類為華人但身處中國政治體系之「外」(如英屬馬來亞、香港或日本時代的臺灣、朝鮮等地)的各個社群,並未因鴉片戰爭後中國天朝秩序的瓦解而衰落,反而能夠因應「後中國」時代海洋貿易和移民的自由,以「華僑」身分介入民國政治和經濟發展。海外華人所面對的現代性課題,因此是開展在殖民與反殖民兩個命題之外。將這個議題延伸至對荷屬東印度與華南移民社群的思考,即是 2019 年夏天與荷蘭國家戰爭文獻研究所的普特(Peter Post)博士在萊登舉辦的第 11 屆國際亞洲學會年會裡進行的小組討論的重點。另外,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跨區域研究組「新典範贊助金」(New Paradigms Grants)的支持下,於 2020 年春季與任職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研究學程主任摩根博士(Dr. Sydney Van Morgan)舉行了「海外華人與跨界公共空間」的研討會工作坊,嘗試從二十世紀英國帝國在亞洲地區從殖民到解殖,與同時間中國由弱轉強的過程裡,了解香港、新馬、澳大利亞的華人在認同上的轉變。

在論文發表方面,筆者在 2016、17 年之間,在美國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的威廉・迪爾伯恩美國歷史獎學金(William Dearborn Fellowship in American History)贊助下,針對柔克義(W. W. Rockhill)的私人信函和檔案進行研究,分析其與夏德(Friedrich Hirth)合譯《諸蕃志》時的知識基礎和政治考量。柔克義是美國提出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外交官,而夏德曾任職淡水海關、後出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漢學系教授。《諸蕃志》的作者趙汝适任職泉州市舶司提舉,詳錄十三世紀宋朝海上貿易與南洋、印度洋沿途的物產和航路。該文獻雖是趙氏以其中國文化中心的觀點去書寫,但並未帶有欲對其他文明加以收編的意圖;換言之,不同的宗教文化和國際政治秩序在以宋朝泉州為度的世界觀裡是可以參差共存的。柔克義與夏德的英文翻譯在 1911 年出版後,中國學者卻欲以該著作及相關涉及「中外交通」的史籍來建構所謂「中國殖民史」;將長程貿易、海外移民當作「殖民」的證據,並視「殖民」為國族擴張的正面成就。本文除了比照西方漢學和中國民族主義對《諸蕃志》所涵括的地理空間的不同理解之外,另點出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下的「國故」和西方漢學所帶有的東方主義之間的權力關係。[7]

針對本書提及的那位企業活動涉及臺北大稻埕茶葉、爪哇糖業和香港北角地產等的閩商郭春秧,近年來臺灣歷史學者如林滿紅和鍾淑敏教授、旅日的文史工作者釋明瑛和荷蘭的普特(Peter Post)、Alexander Claver 皆陸續有新的研究發表。Networks beyond Empires 已援用英國殖民檔案指出郭氏在經商之餘的政治立場:他在香港發生省港大罷工時提議港英政府出資邀請吳佩孚派兵南下、恢復經濟秩序。筆者在 2017 、18 年夏天利用中研院郭廷以圖書館的期刊論文電子資料庫及香港大學香港研究特藏,查閱民國時期孔聖會等相關組織的刊物,從而以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的文化邏輯為題,就郭春秧對鄭孝胥、清朝末代進士陳煥章(陳氏亦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師從夏德)推廣儒學或孔教運動的支持,來理解郭氏與香港及新加坡各主要華人商會在 1920 年代抗拒由共產國際介入粵港工運的文化理由。雖然海外華人對儒學的支持不免會被歸為是認中國大陸為文化母體,但若考慮到該文化意識在中國已為五四運動支持者所貶抑,甚而在 1949 年以後到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標籤為所謂的「封建遺毒」,那麼,海外華人選擇儒學,適足顯示他們在建構族群文化認同時,即使採用與中國相同的族群符號(ethno–symbol),其意涵並不必然為中國大陸的政治主張所限。[8] 該文獲選為 2019 年香港教育學院所屬的香港研究學會年度傑出論文。

幾年前在臺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鄺健銘先生的邀請下,有了透過季風帶文化出版拙著中譯本的構想。選擇自己翻譯舊作,是希望能免去中、日文史料在多重轉譯之間可能會有的誤讀與疏略。開始這個翻譯計畫後,將過去在各檔案館收集的資料和抄寫的筆記重新攤在書桌上,卻無意間喚起當年尚年幼、現已長成青少年的一對子女一些童年時期或青澀的或歡樂的回憶。若非家人 — 特別是阿烽 — 的體諒,實難在教學之餘騰出寫作的時間。由於工作單位評核考查的需要,長期以來極少以華文寫作,進度因此相當緩慢。在此謝謝鄺總編輯的耐心及用心潤飾,使行文能夠更為通順明白。

在譯作完成的 2020 年年底,第二波冠狀病毒 COVID–19 仍衝擊著全球、造成社會不安。在歐美澳各地,以種族為界的政治動員弔詭地同時被用在重申社會正義和強化既有政經地位不平等的兩個相斥的目標上。對於在非中文國家使用華語、慶祝農曆新年、煮元宵、提燈籠、包粽子、中秋節吃月餅的族群,對「華僑」身分的反省確實有助於帶著批判的角度去面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海外政治動員;但與此同時,若為了回應中國統戰而將其他認同機制規範化,亦會嵌制以語言、文化和社會網絡為基礎的自發性的、多變的身分認同。本書將英帝國治理下的香港與新馬華人、民國初年的南洋和華南政治,以及日本從臺灣向華南與南洋拓展商路等不同歷史敘事編入帶有世界體系理論角度的海外華人書寫,其間特別點出幾位閩(侯西反、郭春秧)、粵(陳廉伯、黃廣田)、潮(張永福、楊纘文)、客(胡文虎)等工商界人物在族群和地方認同的對抗與存續之間所提出的觀點和行動,或許可提醒讀者在無論是在地的或外來強權的國家體制所制約的民族選項之外,尚可以只是素樸地呈現開放且變動的民間社會所帶來的多元、甚至有時是互為矛盾的認同。

最後要感謝在臺灣的父母一貫的愛護與信任,是他們的純粹和真誠帶給了我面對世界的好奇與勇氣;也謝謝他們的鼓勵,讓我在成了母親之後仍沒有忘記原先對知識的期待。當然,置身如此時代,尚能如此任性地思考與生活,必須要謙卑地感念於宇宙天地之間的因緣與人世之間的良善。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父母:郭義雄先生和郭楊淑貞女士。

 

[1] Erebus Wong(黃德興), Lau Kin Chi(劉健芝), Sit Tsui(薛翠)and Wen Tiejun(溫鐵軍),“One Belt, One Road: China’s Strategy for a New Global Financial Order,” Monthly Review 68, No. 8 (2017), 36-45.
[2] Liu Hong and Els van Dongen, “China’s Diaspora Policies as a New Model of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no. 102, (2016): 805–821; Pál Nyíri and Danielle Tan (eds.), Chinese Encounters in Southeast Asia: How People, Money, and Ideas from China Are Changing a Reg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
[3] Jacques deLisle,“Foreign Policy through Other Means: Hard Power, Soft Power, and China’s Turn to Political Warfare to Influence the United States.”Orbis 64, No. 2 (2020), 174-206. DOI: 10.1016/j.orbis.2020.02.004
[4] Charlotte Brooks, Between Mao and McCarthy: Chinese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Cold War Yea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5] 近年來有關「華僑」概念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反思,見 Huang Jianli,“Umbilical Ties: the Framing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s the Mother of the Revolution,”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 6, No. 2 (June 2011), 183-228; Soon Keong Ong(王純強),“‘Chinese, but Not Quite’: Huaqiao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013), 1-32,關於此概念在二次戰後亞洲地緣政治的反思,則參見杜晉軒,《血統的原罪:被遺忘的白色恐怖東南亞受難者》(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0)。
[6] 對費正清學派的批判,在美國六〇年代由反對越戰知識分子所成立的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已有提出,見 Mark Selden,“Reflections on 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at fifty,”Critical Asian Studies, 50:1 (2018), 3-15, DOI: 10.1080/14672715.2017.1421809
[7] 該研究已收錄於一本介紹中世紀歐、亞、非科學與知識交流的論文合集。Huei-Ying Kuo(郭慧英),“Charting China in the Thirteenth-Century World: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Zhu Fan Zhi and Its Recipients in China in the 1930s,”in Patrick Manning and Abigail Owen (eds.), Knowledge in Translation: Global Patterns of Scientific Exchange, 1000–1800 CE (Pittsburg: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8), 93-116.
[8] Huei-Ying Kuo, “Bourgeois Hong Kong and its South Seas Connections: A Cultural Logic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1919-1933,”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5 (1), 2019, 146-166.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由台灣出版社季風帶出版,將於香港序言書室、一拳書館、蜂鳥出版書店、香港誠品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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