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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命運的巨大變數

2020/6/17 — 16:30

資料圖片,來源:Joost M @ Unsplash

資料圖片,來源:Joost M @ Unsplash

過往北京有政策要推,會找喉舌造勢,放風測試香港民情,但現在已進入一個特別時期,焦點不再放在民意之上。

中美高層周三會晤,周四人大常委會會議就一直未加入議程,審議港區國安法,這樣的安排不能說是巧合。無論京官、港官抑或建制派打手說甚麼,有幾兇狠/節制都好,也作不得準,始終視乎中美在夏威夷的談判結果而定。雙方有偈傾,港版國安法或會減辣。中美拍枱反面,就不止香港會發生大地震,連國際政治秩序和環球金融格局也有遽變。到時京/港官自會按政治(情勢)需要而生産有「法律依據」的說法,打倒昨日的我,或變本加厲。

談判即使有成,亦不代表一勞永逸,香港可回復到從前的模樣。中國有爭霸的野心,美國決不容許,在巨大的矛盾和衝突前,雙方坐下來傾,只為找一個暫時性、滿足現階段政經需要的權力均衡點。談得成,爭取到多一些時間和空間,中美的後續部署可做得更有系統和步驟,更照顧到權貴階層的利益。相反便有可能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打擊對方,搶奪先機。香港無可避免成為新冷戰的原爆點。中印軍事衝突及朝鮮突劍拔弩張,也是在大國的政治板塊和合作關係加快整合和強化下發生,作為釋放本國內部政治壓/張力或互相試探、叫陣的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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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員 Martin Wolf 接受台灣《今周刊》訪問時,便大膽預測短期內全球會出現「無政府」(anarchy)、或「G 減二」狀態,因為美中無論如何不會合作,又沒有任何一方能穩據主導地位,「我確定,在未來十年,無論美國或中國都不能主宰世界秩序。我們將處於一段權力真空期,大概會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會非常混亂與不可預測。」姑勿論情況是否真的會去到如此混沌而變幻莫測的地步,我們都必須明白,以往很多政治常規和經濟分析的套路將會失效,因為背後那一套穩定的世界觀、國際政治格局和關係正在瓦解。前提改變,推算的結果自然有別。

好笑是有本地經濟學者認為,參考美國制裁伊朗的經驗 — 在 1979 年兩國已交惡,直至 2006 年伊朗成功生產濃縮鈾才招來美國出重鎚 — 推想香港短期內不會受到美國嚴厲的金融制裁。結論可能真的會畀佢撞彩撞中,但以時間作為一個主要考慮因素,就未免太想當然,單單新舊兩個世界的局勢和利益鏈就有千差萬別,不能如此簡單做類比。世界將變天,同樣接受《今周刊》專訪的前 IMF 首席經濟學家 Maurice Obstfeld 坦言,自己無法斷言疫情過後的世界局勢發展,究竟會比較接近 1919 年(一戰後)或 1945 年(二戰後)。筆者認為,比較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的歷史/發展軌跡充滿一觸即發的變數,直至一場毀滅性的戰爭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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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奧巴馬以「Change」為競選口號,滿足到選民的求變心態,順利當選。可憐香港人並沒有真普選的選票,要「改變」,只能靠槓杆原理促成攬炒,博一博。

結果更壞都好,起碼是自己揀,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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