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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r Gas的前世今生 (二):軍轉「民」用

2020/4/22 —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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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樂兒】

小時候看《鹿鼎記》,韋小寶反駁茅十八:用刀殺人是殺人,用石灰粉毒藥殺人也是殺人,有甚麼不同?Tear Gas由出現至今,也有人提出類似爭議。早在十九世紀,英國人Sir Lyon Playfair 便主張在炮彈裡餵毒。他說:「毒氣可以殺人而不帶痛苦,為甚麼會被指非法? 這對我對來說完全不能理解。」茅十八是老粗,當然辯不過口齒伶俐的韋爵爺。但在西方,很早便有人指出化學武器有違人道,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條約便提出禁止在戰爭中使用毒氣。不過,在人類歷史裡人道常常值不了幾錢。在政治利益和企業利益面前,一切狡辯都會有人視為合理。

一個廣受接納的說法是:1914年8月法軍向德軍戰壕投擲帶有催淚物質的手榴彈。翌年4月,德軍在Ypres戰疫中以大規模的化學武器攻擊盟軍。第一次世界大戰遂成為戰爭中大量使用現代Tear Gas的濫觴 (註一)。當時英國《泰晤士報》的頭條如此回應:「最仆街的發明!(The Most Damnable Invention)」然而,英國政府在此之前已在研製化武。隨著戰爭發展,各國也逐漸出現化武競賽。英國本身劍橋、牛津、倫敦大學學院等最高學府都參與相關項目。法國也有十六個最高學府的化學、病理學、生理學部門投入相關的軍事研究。在大西洋彼岸,美國當然不會落後。參戰之初美國已經成立研究局,動員麻省理工、耶魯、哈佛等名牌大學參與相關項目。史學家估計,一戰期間超過5,500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參與化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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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之後,化武的研究和發展並未終結,相關的爭議亦持續發生。當「我們可以用劍戰鬥,為何不能用『芥茉氣體』?」的說法無以說服公眾,整個Tear Gas產業卻逐漸成形,而且慢慢地找到了新的「目標市場」和營銷方法。

面對違反人道的指責,支持Tear Gas的人推出新的說法。他們嘗試區分舊時的「毒氣」和一戰期間發明的「化學氣體」。「毒氣」可以禁絕,而新的「化學氣體」不但安全無害,甚至可以拯救人命。早期的廣告便將Tear Gas說成是對付家居入侵者、銀行劫匪、爆竊犯、監犯的有效手段,而且與拖鞋一般平常。今天看來,差點以為是「含笑半步釘」一類「居家旅行,必備良藥」的周星馳式笑話。但實際上,這種區分有另一重意義,它催生了一個法律框架,讓新的Tear Gas納入規範,也就是容許它的生產、發展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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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ear Gas軍轉「民」用的歷史裡,最重要的一章是將之轉化成「控制暴徒」的維穩工具,而當中有幾個名字至關重要:Chemical Warfare Service (CWS) 、Edgewood Arsenal、General Amos Fries、Colonel B. C. Goss、Lake Erie Chemical Company、Federal Laboratories。

Chemical Warfare Service (CWS)成立於一戰末期的1918年,是美國統籌化學戰爭的機構,主持人是General Amos Fries。一戰完結,美國民間及軍方都有人不想繼續發展化武,但Fries在背後極力遊說及推動,反而大舉擴充戰時已經成立的化武工廠Edgewood Arsenal,更令其成為化武產品的國際展銷廳,接待外國政府和廠商的代表。Feigenbaum在書中引述CWS的說法,指出Edgewood Arsenal早期主要集中於「戰爭科技在和平時期的應用」(註二),說穿了其實就是產品轉型。轉型第一步是輿論及宣傳戰。1919年秋,Fries和他的夥伴組織起一個包括宣傳人員、科學家、政客的網絡,並邀請寫手和出版業人士宣傳Tear Gas的效益。他們強調Tear Gas可以對「暴徒」做成心理打擊,迫使他們在煙霧彌漫的情景下逃離現場,遠離「暴亂氛圍」;相對於子彈,Tear Gas只會逐漸蒸發,不會致命,甚至連瘀痕也不會劃上一道。這說法賦予Tear Gas道德合理性,降低其政治和公關代價。1921年,一篇載於雜誌 “Gas Age Record” 的文章便明言:負責的警官可以毫不顧忌地使用手裡的武器!

Tear Gas另一包裝重點是先進、文明,建立美國強大的形象。那時候還未流行環保、回歸自然等概念,Tear Gas正代表美國現代的軍工科技成就,不但可對付海外的「蠻夷」,更可以在國內應付「黑鬼」的侵犯。作為Tear Gas早期的「代言人」,Fries畢業於西點軍校,是忠誠軍人、能幹的工程師,一生反共而又熱愛家庭。他把軍工武器、「真美國人」、國家安全、「美國主義」扣連在一起。反對者指責他極端、白人種族主義,揭露他是3K黨成員,但對支持者來說,Fries將軍的形象卻與Tear Gas配合得天衣無縫。

產品轉型的第二步是開拓市場。1921年7月,Fries的老朋友在佛羅里達邀請二百名警察在記者面前做了一場精彩的「產品示範」。當時安排警察抓捕六名持有150枚催淚彈的人,警察三度進攻,卻三度給迫退。負責的警官向《紐約時報》記者說:「毫無疑問,(示範) 證明了Tear Gas在警務工作中極具價值。」Fries自己則向已晉身私人企業高層的舊袍澤捐贈TG貨辦,當中最出位的一個名叫Colonel B. C. Goss。此人在俄亥俄州創立Lake Fire Chemical Company,意圖利用自己昔日的軍方人脈,成為Tear Gas獨家生產商。他與Fries的關係十分微妙。一方面,他們合力炮製Tear Gas的公關形象。CWS為Lake Fire的產品進行測試,變相等於官方認證;當然,測試會得到雙方都想要的結果。另一方面,CWS與Lake Fire本身亦有利益衝突。在私人市場,Lake Fire不是唯一的Tear Gas產品生產商,它也有競爭對手,其中一個叫作Federal Laboratories。這家公司與CWS的技術人員頗有聯繫,Goss多次對此表示擔憂,深恐自己的「秘方」會因而給Federal Laboratories盜取。而Fries對Goss似乎也相當不耐,明言CWS不一定優先探購他的產品。 1929年,雙方衝突加劇。Goss寫信給CWS說:我們的秘方是商業機密,是我們自己,而非CWS研發的。不過CWS也不是善男信女,當Goss要求索取技術報告,他們如此回應:很遺憾,但必須告訴你,報告是機密資料。

世界不會任由一些人隻手遮天。無論怎樣宣傳Tear Gas有效無害,它做成的傷亡有時是明顯可見的。另外,Tear Gas常常用於鎮壓抗爭運動,也令人質疑它侵犯人權。例如,Lake Fire和 Federal Laboratories 都會留意媒體報導,主動派遣銷售人員去罷工和其他衝突現場,向資方招攬生意,做法引人詬病。1932年,華盛頓發生大規模的TG「實地試驗」。國民警衞隊向示威者狂射催淚彈,引致兩人死亡和兩個幼兒因吸入催淚氣體而窒息。不久之後,國會終於展開對Tear Gas的調查,針對它如何通過私人市場而變成廠商鎮壓罷工的工具;也涉及Lake Fire和 Federal Laboratories一類私人企業如何在國際市場販賣Tear Gas。調查隊走遍美國各地,走訪目擊者,重新檢閱檔案,搜集相片,甚至翻查相關銷售代理的垃圾桶。調查發現,在1933-37年間,共售出總值約USD1.25 million (相當於今日的USD21 million) 的Tear Gas和相類武器,而它們都是在罷工將要發生或進行期間售出的。不過,CWS卻藉著它特殊的軍方背景以及跟一眾權貴千絲萬縷的關係,最終未受譴責。

回顧Tear Gas軍轉「民」用的過程,高層政商關係和商業利益共同塑造了整個產業的模樣,並且一直維持到今日。Feigenbaum用「commodified repression」去形容它,可謂精準傳神,而代價就是警察武裝升級和人權遭受侵犯,把示威抗爭變為化武實驗場地。Feigenbaum引歷史學者Daniel P. Jones的評論,可以作為Tear Gas產業發展的註腳:

 “The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power of police forces in handling mass disturbances certainly meant a loss of power to any group opposing established order.”

在某些前題下,韋小寶的反駁是有道理的:以公權力去維穩,謀取私利,無論是刀、石灰粉、子彈,還是化學武器Tear Gas,都是一般的下三濫,沒有不同。

本文第三篇將走出美國,看看Tear Gas在大英帝國殖民地管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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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這段歷史的細節仍待考證,另外亦有說法謂一戰之前法國已嘗試將化學物質用於對付街頭抗爭。

註二: 這間Edgewood Arsenal後來進行了充滿爭議的人體實驗。1948-1975年間,合共數千名士兵參與其中,目的在測試低劑量用於化武的物質對士兵產生甚麼影響,以及各種毒氣防具、藥物、疫苖的作用。事後雖然未有士兵死亡或嚴重受創,但卻出現暴露於化學物質的徵狀,而且一直未獲跟進和照顧。另外,雖說士兵都事先知到實驗內容並同意參與,但招募過程仍然備受質疑,有人認為可能帶有強迫成份。


(作者簡介: 喜愛發夢,夢想成為陳綺貞+Serrini,遊移於香港和台北,在無聲的街角,感受城市的冷漠。終極偶像是Tiresias,觸碰每一寸細緻的愉悅與驚喜,書寫顛覆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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