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專題

立場專題

《立場新聞》專題/特寫

2021/3/10 - 16:59

【獨立報導・2】賣稿、兼職、開 Patreon 調查記者如何自立?

政治審查的暗湧中,只要身在建制媒體,港聞、專題及調查記者無一倖免,不管是調查報導提高門檻遭阻撓、訪問前線示威者的報導無法刊出,還是日常新聞,均有機會受阻,紅線漸漸定下。

避開審查,自立門戶,沒有資源和收入,獨立報導者們如何維持生計?

上篇按此:【獨立報導・1】反送中引燃政治審查 記者的抉擇:堅持還是離職?

廣告

獨立記者路難行

人人面對政治審查,決心做獨立記者,卻非坦途。

以前任職親建制媒體的 Julice 決定縱身一躍,賭一把,做自由工作者,嘗試獨立報導。情況最壞時,她一個月只接到幾篇短的港聞稿件,每字 0.8 元,每月收入僅數千,需兼接翻譯等工作幫補。她慨嘆「文字冇價」,因各大傳媒均聘有港聞記者,需求不大,「人哋做咗唔使做」,只有獨家或追尾採訪,如人訪、專題或調查報導類別,才有價值。另一方面,她自認年資尚淺,做獨立記者有其難度,需要具一定能力及人脈,路才走得較容易。

獨立記者身份亦未必受機構認可。「話係獨立記者,已經唔會接受你訪問,推走你,甚至你攞新聞稿都難,靠行家俾你。」一次做專題報導,Julice 以獨立記者身份,欲取得校方回應,傳電郵不回覆,打電話去學校遭推搪,直接致電校方相關人士,亦拒絕受訪,雖然可寫「截稿前無回應」,但難以核查事實。

八個月後,她熬不住,終決定轉行,做回全職工作。

阿逸通常在家工作,只為採訪出門。

阿逸通常在家工作,只為採訪出門。

「做獨立記者,最大難題係收入。」另一邊廂,阿逸任記者約三年,擅寫人物專訪,離職時,沒有想過後路,但兩個月後,仍找不到任何供稿機會,銀行戶口的錢一直減少,他冒昩在 Facebook 傳訊息給獨立記者平台《誌》傳媒,對方答應讓他供稿,亦付稿費。按工作量計,他每月最多寫四篇人訪稿,月入仍不過一萬,比起《香港 01 》月入萬五,收入大減三分一。除採訪幾乎不出門,每月支出僅三四千元,尚能維持。休息數個月之後,他現時正攻讀碩士課程,亦停止了給家用。「係窮嘅,但係做文字係值得擁有更多嘅,但現實就係咁,冇辦法。」

逃出審查關口,阿逸始終無悔離開主流媒體,減少收入,換取更大的自由度。留下來,仍有空間可守,但越來越小,「細到一個位你覺得,走咗你嘅價值可能仲大。」

查冊收緊 涉公眾利益  獨立記者願「照㩒掣」

去年十二月初,《有線新聞》在空降四位高層後,旋即裁員 40 人,主打調查報導的《新聞刺針》全組被裁,引發新聞部總辭抗議。傳媒人痛心一個調查記者培養皿就此消失,公眾一度期待舊班底有人將會出來做獨立記者,卻暫未見有人挺身而出。

容不下一根刺針,香港又容得下獨立調查報導的空間嗎?

調查報導多深挖事實,揭露黑幕,為公眾利益針砭權貴,查冊風險劇增之時,要以獨立記者之身持續產出報導,難關可謂重重。

《香港 01 》調查組前記者鄭嘉如

《香港 01 》調查組前記者鄭嘉如

離職約四個月,鄭嘉如成為獨立記者。任職《香港 01 》期間,她曾以香港「影圈 #metoo」報導獲得 SOPA 亞洲卓越新聞獎。「有野心想做大故仔,當然會有資源或者經驗限制,如果要做,有 structure 配合先做到,如果一支公,又唔係好有經驗,係會比較憂慮,會唔會寫錯嘢,唔準確?如果(故仔)政治上敏感,後果一定大好多倍。」她不會考慮匿名報導,除非逼不得已,肯定需承受政治報復。「做報導要為報導負責,唔係匿名指控,用實名出報導,對自己採訪手法有透明度,先係同公眾建立信任比較重要一環。」獨立記者則更加需要實名,「如果匿名,阿豬阿狗都可以寫。」

自 2019 年,在選民登記冊有限度讓傳媒查閱、傳媒申請出生及婚姻登記紀錄查冊被拒、《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亦是獨立調查記者,以個人身份進行車牌查冊被控兩項虛假陳述罪,相繼受阻後,無疑為公開查冊敲響了一記喪鐘。

《蘋果日報》等大型媒體機構設有研究部,可用公司戶口查冊,在機構工作,鄭嘉如這類調查記者可輕鬆「㩒掣」查冊,但獨立記者需自行承擔時間及財政成本,必要時還要承受風險,她已做好心理準備。即使以後查車牌會通知車主或當事人,仍會繼續報導,頂多計算適當時機與當事人對質,盡可能減低影響。「你係獨立記者,要 pursue 故仔,覺得有公眾利益,讀者先會想睇,如果唔應該放棄嘅故仔,都會照㩒掣。」

離開《香港 01 》前,鄭嘉如曾揭發香港特殊學校宿舍虐童事件。

離開《香港 01 》前,鄭嘉如曾揭發香港特殊學校宿舍虐童事件。

任美貞:最後防線是公司查冊

任美貞是行內資深財經記者,入行三十年,一直以自由身記者身份,在不同媒體發稿,揭發中國國企及民企弊病。2017 年任《南華早報》專欄作家時,她曾透過查冊,證實中共領導層栗戰書的女婿蔡華波在港持有巨額資產,文章遭《南早》破天荒抽起,她隨後辭職,現為《REDD intelligence》兼職高級編輯,平常依頼公司查冊及上市公司的公開資料,進行調查報導。因財經涉及專門知識,她若果接觸到一宗不尋常交易,借助多年經營的人脈,會向其中一些「智囊」請教,訂下報導或調查的方向,工作時長以周計。

2012 年,立法會通過新《公司條例》,第 54 條中,公司董事、備任董事及秘書的個人住址、完整身份證號碼等資料不再完全公開,供公眾查閱。翌年,在新聞界及商界大力反對聲音下,政府未有實施該新規例條文。不過,網上查冊中心中,供勾選的查冊目的未有列明新聞用途,處方回應傳媒時,曾稱記者可以揀選「查冊目的是為了確定該公司、其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或其前董事(如有的話)的詳情」,當時任美貞是時任香港記者協會副主席,認為這等同公開承諾。

查冊收緊之時,她形容公司查冊為最後防線,「除非佢講過唔算數」。她指出,查冊對商業操作極為重要,一旦封殺將直接進一步影響香港金融聲譽,因為有限公司破產時,其股東及董事通常毋須承擔債務責任,因此有申報私人資料的義務,讓持份者交叉查證。「港股通同滬股通機制下,內地監管機構都有需要係維持制度透明度,調查唔止記者做,商業社會都有好多人做。」她相信,維持商業透明度,保護投資者,與內地監管機構利益一致。不過在政治角力中,「到底非財經部門睇法會唔會好唔一樣?總之不惜任何代價,咁就冇得估計啦。」

左起:莫乃光、陳淑莊、記協副主席任美貞、檔案行動組秘書陳聰枋大律師、法政匯思成員戴穎姿(莫乃光提供)

左起:莫乃光、陳淑莊、記協副主席任美貞、檔案行動組秘書陳聰枋大律師、法政匯思成員戴穎姿(莫乃光提供)

回看 1994 年,《明報》記者席揚因在北京報導金融新聞,向線人取得當局有關文件,被中方以竊取、刺探國家機密罪之名拘捕,服刑三年 — 時任明報董事長于品海曾在法院審理前公開向中方認錯。

任美貞認為,時代不同,財經新聞多引用公開資料,報導是否具法律風險,與議題有關,大於記者個人身份。目前《國安法》對她的採訪工作,最直接的影響是令某些消息來源比往日更避免質疑政權,不敢討論國企改革、人民幣貶值等政策。「《國安法》下要滋擾或者控告你,就算你受僱於某個單位,你攞到嘅保護又有幾多?唔覺得好大分別。」

調查有風險 賣故難生存 「收入唔知點計」

《立場》訪問四位獨立報導的調查記者中,大部分均依靠某一傳媒機構,獲得穩定收入來源,除了近來辭職的資深調查記者 Alan(化名),他正籌備走上獨立報導之路,最大難題是「收入唔知點計」,因每份調查報導的成本不一,耗時長短不一。

他坦言調查報導失敗時間起碼佔一半以上,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包括資料搜集、卧底「放蛇」、研讀文件、查冊等等,查到某一地步,有時到了證據齊備,與當事人對質,才能知道能否成故,叫停短則半個月,長線達幾個月,「冇可能寫包單」。尤其要給機會當事人解釋,「如果對方有原因、合理解釋,你要放棄報導,唔能夠屈人……咁就 kill(故仔)」。

「任何傳統媒體,失敗係照出糧,而家冇辦法照出。」他想過,若果與媒體長期合作,「會唔會俾埋風險費用?」萬一調查報導觸碰紅線,惹來警方調查或法律訴訟,亦仰頼與傳媒合作方的信頼有多深。

第一種生存模式,為販賣新聞故事模式。Alan 可一腳踢寫稿、攝影、拍片,亦曾遭壓價,目前仍打算開拓多一些收入來源,嘆道報導有價,奈何「傳媒老細都未必明」。

另一獨立調查記者 Grace(化名)在某間主流媒體兼職,收入足夠,不過曾嘗試與其他記者一同組成小組,向傳媒按件賣調查報導,卻遭受壓價,低至四位數字,幾人平分,判斷難以維生,最終決定放棄。

「獨立記者唔係任人宰割。」鄭嘉如持另一看法,目前在 Hong Kong Free Press 一周兼職四天,撰寫英文新聞稿件,同時接案工作,目前已有一個差不多完成的調查報導項目。她曾在遭壓價後,詳細列出所需時間及採訪成本,最終獲得理想報價,收入比在《香港 01 》時高出一倍。她相信獨家報導有價,具公眾利益,「呢一間唔要,另一間都會要」。沒有六七成把握,她不會向機構報題,「除非記者同(機構)採主有好信任關係,未必十成十(把握)都肯做」。

鄭嘉如目前在《Hong Kong Free Press》兼職,因工作需要,有三部電話。

鄭嘉如目前在《Hong Kong Free Press》兼職,因工作需要,有三部電話。

她在法國大學畢業,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新聞系碩士,具語言優勢,能以中、英、法語採訪及進行報導,同時為本地及外媒工作,近來為《 Vice 》撰寫消失的香港報販專題。她觀察,外媒對有趣的軟性專題、涉及中國及政治性的調查報導較感興趣,本地民生題材則適合向本地媒體提案(pitch),但中文媒體的選擇顯然較外媒少,前者更傾向用全職記者,後者則較仰頼自由記者,預算較多。

第一種模式有前車之鑒,主打調查報導的《傳真社》曾冀望以向本地傳媒賣新聞方式盈利,但 2018 年因存款乾塘,要眾籌續命,採訪團體亦由十人減至三人,公眾月捐成為其收入主要來源。

一人難開 Patreon  一組人又分得幾多

第二種方案,是開設依頼訂閱平台養活自己。

Alan 信公眾或明白報導有價,但不會考慮一個人貿貿然眾籌,認為等於「燒光環」,非長久之計,另一方面高調現身眾籌,需要有人自願承受法律及政治風險。Alan 想過開設 Patreon,但一人能力有限,憂心能否「對得住讀者」,若果與其他調查記者合作,可確保有穩定質量,「但一 group 人,大家分得幾多?」

鄭嘉如同時活躍於 Twitter,帳號約有四千多名追隨者,經營賬號帶來行內知名度,可帶來工作機會。「如果用記者身份發表好多時政意見,始終唔係幾好,如果太 high profile 會令好多source 卻步。」至於獨自在 Patreon 平台發表報導,她則有另一重編採過程的考慮。「調查報導一雙眼好難判斷做錯,要萬無一失,要多對眼睇。」除非有記者以小組形式開設 Patreon,分工合作審稿。

她認為,與外國相比,本地獨立記者可獲的資源明顯有限,舉例美國有致力服務自由記者的羅里佩克基金會(Rory Peck Trust),提供多種新聞採訪資源,專業訓練如「敵意環境訓練」、法律援助及疫情生活補助等等,另外機構如普立茲中心(Pulitzer Centre),提供各項議題的報導資助及獎學金,供獨立記者報名。

「(政府)唔係針對調查記者,係針對記者。」Grace 暫時仍有信念做下去,「(報導)難咗,但係香港記者暫時未打死。」

「KOL 得 冇理由記者唔得」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閭丘露薇指出,每次政治運動後,獨立媒體的空間擴大,參與者捐款支持會多了,但社會一平靜,慢慢就會「die out」— 其實是世界現象。回看香港零三年五十萬人上街後,湧現網上評論電台;在傘運後,出現網媒、網台《城寨》等等,2019 年小型網媒爆發性增長,依頼受眾支撐。「如果冇公民社會成長,就唔會對獨立媒體有呢個需求⋯⋯大家要意識到社會入面有獨立媒體,有獨立記者存在嘅必要性同重要性。」

目前獨立記者的生存方式沒有答案,她認為可找出更多收入來源,向媒體供稿的同時,亦向讀者募款,「有咩方法就用盡佢」,而在中國,對文章打賞的制度亦相當普遍。她現時觀察到香港 Patreon 上以評論為主,但寄望香港人同樣支持有質量的媒體,「因為 KOL 始終係畀你觀點,但唔可以畀你更多資訊去判斷社會現狀」。

想了想,閭丘露薇還是說:「KOL 得,冇理由記者唔得。」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閭丘露薇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閭丘露薇

做一世記者:三十歲前,可以不轉行嗎?

新聞未死,只是很喘。

走在長長的荃灣沙咀道,阿逸遠眺嘉達環球中心的《香港 01 》辦公室,離職後他從未踏足這一帶。他仍保留當時的名片,還有一部反送中期間買下的 Canon 單反相機 — 花了他一個月薪金,只因在示威浪潮中,想以影像紀錄歷史真相。

阿逸現時 25 歲,正值青年危機,深感一代記者的生存危機同樣逼切。「主流傳媒來來回回嗰幾間,入到去咪又係要妥協,獨立媒體又冇幾間有能力請記者,能力有限,你做記者可以點行?」

記者行內有五年大限的說法,他仍未過,若不想捱低薪,賣青春,「我係想做一世記者,但係三十歲前可唔可以搵到穩定啲嘅路?」

一眾獨立記者的生存危機,誰能解答?反送中期間成立、定位為獨立記者平台的《誌》傳媒創辦人關震海躊躇滿志,雄心壯志在今月推出會員制,孤注一擲,扶助獨立記者發展特有的商業模式,自己也開了 Patreon,另一方面,作為前偵查記者,他要為行業留一盞燈,培養調查組人才,他會有答案嗎?

阿逸如今主要向《誌》供稿,一手包辦文字及攝影。

阿逸如今主要向《誌》供稿,一手包辦文字及攝影。

 

記者|鄭祉愉

攝影|Nasha Chan, 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