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文人辦報的信念和理想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六十二)

於六月十九日病逝的資深報人、文字學家容若(原名劉晟)— 曾在訪問中稱林行止先生和他是小學校友 — 去年於《明報月刊》二月號有一篇文章〈香港早期「文人辦報」〉,提到早在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香港第一份中文日報《中外新報》誕生。但第一份全由華人來辦的中文日報要數到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由王韜主持的《循環日報》。容先生形容,王韜乃香港「文人辦報」之第一位。

據容先生的考究,金庸及林行止屬於「文人辦報」晚期的代表。時而勢易,現在連「商人辦報」也變明日黃花。智能電話興起,閱讀模式劇變,相信不止香港,其他地方亦不可能再由文人辦實體報紙而又生存得下來。至於容先生口中,「文人辦報」的份內事 — 論政而不從政 — 林行止做得到有餘,但其背後的崇高理念,恐怕不會太多人在乎了。

上星期四,林行止先生宣布封筆,不再在他一手創辦的《信報》中寫評論文章。《林行止專欄》是昔日《政經短評》之延續,現在畫上句號,自有其象徵意義。在林先生出售《信報》股權後,便沒有再替這個「親生仔」寫社評,香港「文人辦報」的時代算是告一段落。但林行止先生畢竟獲「健力士世界記錄」確認為「全球連續撰稿時間最長的報章專欄作家」,有「香江第一健筆」之美譽,只要專欄繼續寫,其江湖地位加上創辦人的身分,投射到《信報》身上,多少使「文人辦報」的 Goodwill(商譽)或氣息殘存下來。

林先生在最後一篇文章中說,他在《信報》不同崗位工作了四十八年零二十七天。從他對數字如此敏感和著緊,計日子計得清清楚楚,他有幾重視自己在報紙中的位置,有幾重視報紙佔他人生的分量,可想而知。事實上,林先生贏得「第一健筆」的雅號,並非單純因為那股筆耕幾十載的魄力,或那種對明辨是非的執著。依筆者愚見,林先生的「健」,在於擁有躬身自省的精神和意志,縱是自己深信不疑的學說,只要他察覺不妥,仍會提出質疑,絕不故步自封。

這一點,筆者在三年前的文章〈林行止和《信報》(上)〉中已提出過:「批評別人容易,自我批判艱難,林先生未見有這問題。即使生活富足,他仍保持著對社會各界的關心,當他確認自己的思想信仰無法通過現實世界的考驗時,他選擇服膺理性,並公開交代,要修正抱持多年的主張 — 對自己深信多年的思想說不,其實是一件極不容易、內心有很多掙扎的事情。」這份格物窮理的精神,一班活躍於香港評論界的國師級經濟學者,是遠遠比不上的。

林行止先生不喜歡出風頭,在一次罕有的訪問中,他提到自己年少時吃過不少計劃經濟的苦頭,他的人生觀也在這時候奠定了基礎:

「這一年多流離失所的生活令我明白到正如鐘擺迴盪有兩頭,樂極亦可生悲,於是不去追求大起大落的刺激;這種尋常是福的取態,間接影響到我的學習與工作態度。因為尋常,所以不嫌刻板、不避重複、不怕沉悶,做起事來便較為堅毅和專注。」

「仗義每多屠狗輩,當年的恩人剛巧是宰狗屠貓的。其後涉獵經濟學,認識機會成本這回事,明白凡事都得考慮機會成本的高低。當年母親涉嫌當特務而身陷囹圄,親友怕遭連累,避之惟恐不及,此非不安好心,而是為勢所逼;屠狗輩沒有家小財產,機會成本較低,伸出援手,所冒風險不高。而這正好反證擁有愈多的人,愈要有推己及人的素養,才不致為富不仁。簡言之,本性善惡與機會成本高低要一併考慮,如此才較易於察人觀事。」

林先生畢生信奉自由經濟,最後一篇專欄文章的題目是「嚴守法度港股永生」,可見他把自己寫作生涯的初心寄寓其中,藉重溫過去一百年世界股市歷史(林先生謙稱拉雜寫點和股市有關的東西,但有意無意加入時空的向度,替自七三年開始至今的大時代歷史做一個小總結),向各界表達他心中的期盼:不管世界怎樣變,他始終希望香港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著自由經濟,政府的介入適可而止。

林先生曾經說過寫評論文章有一個大原則:「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講求局限、對應、變化,只有較佳或較差的思慮,沒有追求真理的決絕,這意味在學術國度裏沒有王者。認識這一點可令時評者不致偏執一詞,理直氣壯,亦不會迷倒於某種學說或某個學者下,致使過猶不及,擇『善』固執。」希望港府的國師聽得進耳。當然,前提是,他們不會利用本身的學術權威,合理化一些政策(例如最近借房屋問題大力推銷所謂拆牆鬆綁),最終巧合地讓囤積居奇的地產商套現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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