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鏗鏘其鳴.上】記錄香港變遷 43 年 《鏗鏘集》的黃金年代:求真、深入、純粹

編按:鏗鏘,聲音節奏分明、響亮。《山海經》有云:「鏗鏘其鳴,聲如鐘磬。」說一位神明有天籟之聲,像鐘磬般洪亮。《鏗鏘集》創始人倫紹銘過往曾說:「單講真話不夠,還要做到震人心弦,鏗鏘有聲,波幅綿長,遇到阻擋立即有反應,有迴響,《鏗鏘集》就是這個意思。」

《鏗鏘集》自 1978 年開播,至今第 43 年,每星期一集,從無間斷。直到 2021 年,短短半年內,這個香港電視史上最長壽的紀錄片節目,人面全非。專題上篇,先嘗試透過重組不同年代《鏗鏘》人的記憶,回顧節目昔日的面貌。

今年三月,某星期一早上,香港電台大樓錄音室內,原定當晚播出的最新一集《鏗鏘集》正準備錄製旁白。

港台網頁上,當時仍未被拉下的節目內容預告顯示,該集《鏗鏘集》名為《青春的一場修煉》,受訪者包括校方封殺的中文大學當選學生會內閣「朔夜」。網頁簡介,節目內容是探討反修例運動後,多家大學學生會「斷莊」,及學生會角色及定位的問題。

關鳴川是那一集編導,訪問工作早於新任廣播處長李百全上任前已開展。原本,《鏗鏘集》出街,只需節目監製及高級監製審批,無需去到廣播處長。可李百全引入新的編審機制,所有內容,都需經過新增的「編輯委員會」批准。於是,原定節目播出日期的前兩天,關鳴川把片段剪接好後,讓節目監製及高級監製看過,二人首肯,她便把只差旁述的版本上載至伺服器,等編委會的最終決定。

周六和周日兩天,關鳴川沒有收到來自港台高層的任何評語,她當時想,該沒有問題吧 — 事後她形容,這想法太天真。

周一上班,早上 9 時,距離節目播出還有 11 小時。錄音室內,關鳴川的手機響起,是監製李賢哲。他說,助理廣播處長已請示「上面」,這集不能播出,沒有原因。

關鳴川愕然,轉身向配音員致歉,錄音可以取消了。

《鏗鏘集》的經典片頭動畫,是圓球撞擊立體的節目名稱,發出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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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年,二千二百夜

關鳴川在 2005 年入職,從助理編導做起,以學徒方式學習拍攝,是後期《鏗鏘集》班底中資歷最深一人,曾因「7.21」調查被捕的蔡玉玲形容,關是舊年代「鏗鏘」留下來的「嫡血」。

在關鳴川看來,《鏗鏘集》的班底一直很穩定,常年為一個監製,下有 8 至 9 名編導,編導與攝製隊合作,每 8 星期製作一集,年年月月如輪轉。有些同事一做就十幾年,直到退休,正是團隊裏每個人長年累月的付出,形塑了《鏗鏘集》的風格。

相比市面上同類型新聞專題節目,《鏗鏘集》在選題、呈現手法上,總總有陣「鏗鏘除」 — 角度富人文關懷,內容要紮實,旁述要經清晰交代新聞脈絡,沒有花巧。好聽可以說是嚴肅,不好聽或有點古板。

關鳴川笑,自己也有某程度上的「鏗鏘包袱」。她記得,從無綫轉職港台的李賢哲,他初接任監製一職時,主張節目須有噱頭、要包裝,第一步先要吸引觀眾;沒有觀眾,節目內容多紮實也是空談,為她這些鏗鏘舊人帶來不少衝擊。

「唔係話舊做法唔好,不過就係一路 build 咗咁多年,又無人質疑過有咩問題,就一路繼續 run 落去。」開播逾四十年,社會萬變,但鏗鏘不論是團隊、工作日程,甚至那股「鏗鏘味」,「咁多年都好似風雨不改。」

2003 年 SARS 期間,《鏗鏘集》開編輯會議,第一排左一為蕭景路,右二為潘達培。圖片來源:潘達培

不過今年 3 月,李百全上場,事情儼如骨牌倒下,「如常」已然打破。據了解,除了有關大學學生會一集,還有至少兩集《鏗鏘集》被抽起,內容分別探討網媒生存空間、及政府「完善選舉制度」。另有一集採訪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羅就,製作已完成,但管理層以需徵詢法律意見為由暫擱播出,該集如何處理至今未有定案。

《立場》早前從消息渠道得悉,李百全上任後,《鏗鏘集》被要求不能再做有關政治的題目,只能報道民生議題,並否決了《鏗鏘集》今年就六四及 7.21 事件作報道的提案,節目監製李賢哲隨即辭職。

至 6 月,《鏗鏘集》全組人被管理層勒令停工,節目被外判至其他部門製作。其後,包括關鳴川在內 3 名編導先後選擇離職。

2021年3月李百全上任廣播處長後,《鏗鏘集》的編審流程

鏗鏘的年輪:由戲劇到紀錄片

第一代監製倫紹銘曾在《鏗鏘一千》訪問中憶述,《鏗鏘集》前身為一個名為《並無虛言》的節目,已初嘗以紀錄片形式,如節目名稱以「求真」宗旨,呈現不同社會議題。例如 1977 年其中講秀茂坪山泥傾瀉一集,就運用救援片段、官員及受影響居民訪問片段,輔以旁述及動畫,拍成共兩節約 20 分鐘、類近《鏗鏘集》制式的節目,以探討山泥傾瀉成因及日後改善方法。

但製作團隊不久後發現,這種紀錄片對當時香港觀眾而言,似乎不對口味,開播收視下挫,倫紹銘在同一訪問中說,市民下班拖著疲憊身軀回家,寧願看《歡樂今宵》而非什麼紀錄片。

檢討節目形式後,倫紹銘決定節目繼續以探討個別題材為目的,形式可不局限於紀錄片,但拍攝上堅持畫面不能造作或弄虛作假。節目改名《鏗鏘集》,意指內容不僅求真實,還要鏗鏘有聲。

《並無虛言 - 秀茂平事件》(1977)

1981 年,《鏗鏘集》開播三年,黃婉兒入職,她一直做到 2003 年退休,是從最早期開始見證節目變化與成型的元老級編導之一。

黃婉兒憶述,初入職的年代,鏗鏘分成四小組,每組包括一名導演、一名助導,及一名資料蒐集員。每小組輪流用 4 星期製作一集鏗鏘,頭兩年黃擔任資料蒐集員,通常和監製商討題目後,她就會在港台或政府新聞處資料室花上幾天,找齊背景資料、可採訪的人選,整理成厚厚一疊報告,監製之後把專案分配給導演進行採訪拍攝。助導則不論大小工作,甚至斟茶遞水,都要協助導演打點。

開播頭幾年的《鏗鏘集》,在主題及拍攝手法上均與近年不盡相同,試過用戲劇、歌舞形式呈現主題,例如第一集《金飯碗》,即以戲劇方式,探討任公務員的好處與難處。

「初頭啲題材好好笑㗎,咩《山明水秀話香江》啊,會去到風景優美的地方,唱歌跳舞啊、念詩啊。《老婆與老鼠》(1979 年),講滅鼠的,係比較輕鬆、少少搞笑。」

蕭景路(圖右)拍攝鏗鏘集的情景。(圖片來源:中大新傳)

那是彩色電視才剛在香港普及的七十年代,黃婉兒記得,當年一隊人出去拍攝或訪問,導演、助導,加上攝影師、收音師、燈光師,還有攝影師助理,負責擔抬的助手… 「好擾嚷㗎,」她笑。

1982 年 4、5 月,後來有「鏗鏘之母」之稱、當時還只是編導的蕭景路,正在拍攝其經典得獎作品《廟街行》,黃婉兒任她的助導。當時蕭景路找來演員扮演魚蛋佬「放蛇」,想測試有無人會來「收規」,黃婉兒要負責準備咖哩魚蛋道具,豈料還未架好攝影機偷拍,食物香氣已引來市民排隊購買,假戲變真做。近四十年後回想,仍然惹笑。

不過在黃婉兒印象中,《廟街行》已是最後一集用演員拍攝的《鏗鏘集》,因年輕編導中漸有意見,認為有演員、預設場景的拍攝,算不上「真實」,甚至有造假之虞。「大家慢慢覺得,你係一套紀錄片,就唔應該係搵人扮,除非你講明,我哋係 reconstruct 返個 scene 出來。」

《廟街行》(1982)

經歷頭幾年摸索期後,《鏗鏘集》的「求真」原則 — 不僅在議題及內容上,而是進一步講求鏡頭下每個片段均為真實發生 — 逐漸成型。鏗鏘集拍攝的題材,亦逐漸轉向拍攝更多社會性議題。

以前港台電視部公共事務組的辦公室,《鏗鏘集》團隊曾在牆上貼著厚厚一疊原稿紙,用來逐行寫上編導們構思要做的題目。一張紙寫滿、就貼一張新的在上面,自 90 年代初一直累積起來。最近節目組出事後,這份原稿紙被潘達培帶走了。他說,這是《鏗鏘集》的年輪。

潘達培 1988 年從大學畢業後,在當時的《鏗鏘集》監製張國良邀請下,從紀錄片公司過檔港台,除去中間兩年出國進修,他在《鏗鏘集》工作了 22 年。

採訪的咖啡室裡,潘達培從發黃的原稿紙上認出自己的字跡。紙上的題目林林總總,有的寫上該集名稱、有的寫著採訪對象、也有含糊其辭,只有「調查」二字;有責任感的,會寫上負責編導的名字,有時則連名字都沒有,但潘達培說,單憑字跡,他就知道是誰寫上去的。

潘達培形容,對觀眾而言,《鏗鏘集》就猶如一扇窗,尤其是在資訊不如今日流通的八、九十年代,「點樣令到觀眾,除咗係啲標題之外、可以深入啲去了解一啲新聞事件、新聞後面既嘢... 或者透過人物的際遇、故事,透現到後面的歷史脈絡、政策影響。」

「《鏗鏘集》由 1978 年,去到 2021 年的 6 月 30 號、李賢哲離職當日,佢哋都係謹守緊呢個崗位。」

港台電視部公共事務組的辦公室,《鏗鏘集》團隊曾在牆上貼著厚厚一疊原稿紙,用來逐行寫上編導們構思要做的題目。潘達培形容,這是《鏗鏘集》的年輪。

退休前任公共事務組總監的蔡貞停,比潘達培早幾年入鏗鏘。蔡貞停指,八十年代,香港社會逐漸富裕,不同社會問題如邊緣少年、公立醫院資源短缺、「黃賭毒」等漸受一般市民關注,後來社會更出現代議政制、主權移交等政治議題。《鏗鏘集》深入探討社會議題,這樣的節目定位越見鮮明。而尋訪當事人現身說法、長時間跟拍受訪者,甚至偷拍等採訪方式,漸成鏗鏘為呈現議題真實一面的常用手法。

「當時報紙都唔會講呢啲,所以當時開玩笑,《壹周刊》出現,我哋就做少好多呢啲故仔啦。」

蔡貞停說,當年《鏗鏘集》作為市面少有的紀錄片節目,很多時節目播出後,總造成社會話題。亦因節目影響力大,在她印象中,《鏗鏘集》即使在張敏儀任廣播處長、作風相對開放的年代,已成港台高層每次開編輯會議,最受關注的節目之一。《鏗鏘集》逢星期日播出,星期四高層開編輯會議之前,《鏗鏘集》往往已收到不少來自讀者、其他報章,甚至是政府部門的意見,「就會一齊在 editorial meeting 上面討論。」

她記得,更甚的是,九十年代初的助理廣播處長雲影畦,其他公共事務節目都不過問,唯獨每集《鏗鏘集》,她都會從辦公室過來,與《鏗鏘集》監製一起看過,才准節目播出街。

1978 年,《鏗鏘集》製作《色情鏡頭面面觀》,探討色鏡電影鏡頭的尺度。團隊當時以嶄新的社會實驗手法,租借電影院向觀眾展示不同程度的色情鏡頭,以調查他們的看法以及接受程度。
1994 年,《鏗鏘集》製作《一紙承諾》,回顧《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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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最重要,係 to inform」

選題上,《鏗鏘集》亦講求要呈現一般新聞節目無法達致的深度。

至八十年代末,《鏗鏘集》製作模式,已由最初編導、助導及資料蒐集員三人一組,逐漸演變成由編導一人全盤負責節目製作,部分資料蒐集員及助導升任編導,不同編導各有自己擅長拍攝的題材。而製作一集《鏗鏘集》的工作週期,亦由初期 4 星期,延長至 8 星期。

關鳴川大學畢業後曾在某電視台 24 小時新聞台工作一年多,第二份便是在《鏗鏘集》的工作。她記得初加入當助導時,第一單採訪工作,是協助編導鄺翠娟跟進教育學院削資事件。製作的首個多星期,她每天的工作,是跟著導演與不同人「傾計」 — 「傾計」非正式開機拍攝,而是在正式採訪前,先與各相關人士見面,以深入了解有關題目,再敲定最終受訪者人選、新聞角度等。

「我印象好深係,我同個 producer 同咗好多人傾計,真係好 — 多 — 」關鳴川笑,「我真係好唔習慣,但我見到 producer 傾得好投入喎…」

「後尾我會明白,點解要傾咁多,有時係幫到你 counter-check 某人講嘅嘢,我係咪應該信晒呢?... 傾得越多,你就越知道其實件事係點樣發生。」

關鳴川

《鏗鏘集》多年來拍攝主題繁多,不論是富人情味的故事、人物專訪,理順大政治議題脈絡,或為弱勢小眾發聲,《鏗鏘集》團隊總有方法向大眾呈現。

後來加入的編導,為一向著重人文關懷的《鏗鏘集》,帶來調查報導的新方向。

蔡玉玲 2007 年入職港台,至 2012 年底轉組《鏗鏘集》。時值網媒興起,拍攝影像專題已非電視台專利,蔡玉玲說,《鏗鏘集》 8 星期的製作週期,一方面容許他們更深入探索議題,但同時必須思考應以何種角度切入,才能令節目在播出時不至舊調重彈。

「你成日都會覺得自己走在件事的後面,到節目播出時,其他人已經講過晒,」蔡玉玲說,入職時資深導演教她,要發掘與別不同的角度,但知易行難。蔡玉玲自己的解決方法,是做一些冷門、其他媒體不會做的題目,而其中一種,是她擅長的調查報道。

以往電視台、甚至是《鏗鏘集》也少做調查報道。蔡玉玲記得,自己入職鏗鏘後做的第一個報道題目為《民企風暴》,關於 2012 年後越來越多內地民企在港集資上市而出現的亂象。

「個題目係硬到不得了,都唔知點解一個𡃁妹夠膽一入去就做隻咁嘅故仔,」蔡玉玲笑,「那時好少香港媒體會報... 我就即刻諗,《鏗鏘集》觀眾會感興趣㗎喎。」

蔡玉玲

但著手做下來,蔡玉玲發現,鮮有記者在電視節目裡講調查報道,事出有因。一來紮實的調查報道耗時耗資源,幾星期往往不夠由零開始。二來,調查報道很多時依賴數據、文件資料,即行內會稱為「無畫面」的素材,以電視節目形式呈現難度甚高。

「你講財經已經冇畫面啦,畀剪接師話我成日影住個熒幕… 我已經用咗好多方法影㗎啦,例如用投影機放大咁影...」

後來她在鏗鏘做了更多調查報道,如梳理前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行賄案、為她贏得紐約電視節優異獎的《何志平的名單》,還有調查 7.21 元朗無差別襲擊事件、後來把她送上法庭的《7·21 誰主真相》。

蔡玉玲說,《鏗鏘集》正是有這樣的空間,讓編導去實驗不同方法、去跟進一些具新聞價值,但少人報道、耗時耗資、嚴肅、甚至略嫌沉悶的題目。

「你如果想做呢啲題目,上司一定係鼓勵你:喂,去試啦。唔緊要,做咗先啦 ... 唔會話有咩唔做得,好自由空間,通常都係指引你,畀好多 support 你。《鏗鏘集》完全有人手上、時間上的優勢。」

《何志平的名單》(2019)

能夠讓深度報導成為可能的,是編採人員對港台特殊角色的認知——根據《香港電台約章》,港台是香港的「公共廣播機構」。潘達培說,公共廣播機構,應該負責為市民大眾發聲,在不受政治及商業因素牽制下,以公共利益出發,提供有質素的節目。

潘入職《鏗鏘集》時,正值八十年代,殖民地政府開始推行代議政制,政黨政治、主權移交、 移民潮、國際局勢等採訪題目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社會討論漸趨開放與多元。應社會變化,香港電台逐漸推出如《城市論壇》、《議事論事》等時事節目。而潘達培第一次與港台結緣,正是讀書時替《城市論壇》在維多利亞公園擔任工作人員。

潘達培說,《鏗鏘集》及其前身《並無虛言》,正是此一社會氣氛下,嘗試回應後殖民地時期政治需要所出現的電視節目。「(當時)香港社會好多嘢變緊,會 open 咗啲 political 的範疇,令到市民可以參與⋯⋯《城市論壇》就係一個 open platform,好似海德公園,畀人去發表意見,好似一個氣閥咁畀民眾去 voice up 不滿、voice out concern。」

潘達培

前廣播處長朱培慶曾在 1990 年一個名為「九十年代公營電視的角色」研討會上論及,港台接受商業贊助漸多,有社會聲音憂慮港台接受贊助,等同容許商業壓力干預製作方針。朱培慶亦在會上承認,為免影響編採獨立,港台在接收贊助上必定要非常謹慎。

朱培慶又提到,公營電視的宗旨,是要向廣大市民提供高質素、多元化的節目,而收視率不應是衡量港台有否履行責任的唯一指標。

「公營電視的工作指標,是提供高質素的節目,多元化的選擇,以及把這些好節目帶給最大數量的家庭。不過,質素與選擇,往往不能單以收視率來評估...

質素與選擇,並非收視率的保證,在這問題上,我們如何取捨呢?這大抵便是公營台與商業運作不同之處吧。」

從某些層面而言,由於無需過分憂慮收視率,部分被視為「票房毒藥」、商業電視台或不會拍攝的題材,在港台反有更闊的空間。

「在一個比較前進的社會,其實真係需要有公共廣播,去提供唔同文化、新聞資訊。所謂 to educate(教育)、to entertain(娛樂)、to inform(提供資訊)。對我而言,其實最重要係 to inform。究竟我們可唔可以 better inform 觀眾,當佢哋去投票、去參與社會,佢哋係咪 in better informed 位置咁去做呢?」

潘達培指,從張敏儀任廣播處長年代開始,甚至回歸後,政府仍尊重港台作為公共廣播的角色,不過他坦言,環觀世界各地經驗,如從前港台般由政府斥資,但在編採上能夠獨立於政治影響的公共廣播機構,實為少有。

「因為你知道呢種架構,一定係政府要忍手先得,如果唔係就無㗎喇,好似今日咁。」

《七月一日人民的聲音》(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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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蠻勁,真的在鏗鏘集才會出現」

2000 年後入職的年輕編導說,入職有資源有空間的《鏗鏘集》,曾是行內做同類型節目的記者不可企及的夢想。2007 年入職港台的蔡玉玲也笑言,當時日盼夜盼的,都是加入鏗鏘。

「那時每年 appraisal(表現評核),部門主管問我想做咩呀,我基本上年年都話我想拍長片咯 — 例如《鏗鏘集》。唔係即刻就有,但每年都會提出。」

關鳴川指,與其他電視台同類紀錄片式節目相比,《鏗鏘集》編導享有的時間、資源,與空間,無疑更為充足,甚至可謂甚具優勢。在她印象中,即使 2000 年後有政府「陰乾」港台之說,但《鏗鏘集》人手和資源也未見被削減。關鳴川相信,這與蕭景路在港台德高望重有關。

「以前蕭景路會覺得,(鏗鏘集)係要咁拍既,係需要呢個時間、需要咁多隊 crew (攝製隊)先拍到這樣的成品。佢一路都守住呢條線:咩都可以 cut,但鏗鏘啲嘢唔 cut 得。」

關鳴川笑,故也有人覺得《鏗鏘集》特別霸道。

「其實(鏗鏘團隊)都好知道自己係好 privileged。講真,媒體入面有一個叫 documentary (紀錄片)的部門係好奢侈,因為佢花太多資源,最尾都係一個禮拜出一集,22 分鐘。Documentary 對於管理層來講,呢個投資係一啲都唔划算。」

關鳴川在波蘭做訪問。圖片來源:關鳴川

潘達培入職初期,《鏗鏘集》還是以菲林拍攝,他記得,菲林沖洗成本高昂,偏偏《鏗鏘集》為求在影像上力臻真實、完美,拍攝回來的菲林,剪掉的多、用得著的少,亦常因此與上頭行政部門起衝突。

「有啲同事手法會比較 manipulative 啲 — 所謂擺拍,叫受訪者行來行去。有啲就會行一種比較自然的(拍攝)方法,但咁樣個 cutting ratio 就會好誇,」

「有時可能係 1 比 50、1 比 30,好多菲林拍完之後係唔使沖,揼得。」

在不介入現場、求真的前提下,為求捕捉到心目中畫面,編導往往需要花時在現場觀察、等待,關鳴川形容,此既是《鏗鏘集》的空間,亦是傳承下來的工作文化使然。

她憶述,自己任助導期間,正協助導演拍攝一個關於最低工資的專題,導演說知道在油麻地果欄公廁附近,時會有個老人經過,推著一車堆得比人還高的發泡膠箱去回收,導演說,想拍攝這個畫面,放在節目裡。

「佢覺得個畫面好正!一定要拍到!Okay,雖然有資源,但我們都無可能 book 隊 crew,去成晚等一個未必會出現的人嘛。」

結果導演和關鳴川二人,唯有自己拿著攝影機,深夜在油麻地公廁外等,還真被他們拍到心目中的老人出現。

2006 年關鳴川拍攝《告訴我明天會更好》的截圖。這一集,關和導演二人深夜在油麻地,等待推發泡膠箱的老人經過,拍攝畫面。

而相比文字,影像有其獨有的力量,把事發當刻最真實情形、情緒等記錄。關鳴川印象很深刻,自己曾採訪一個持雙程證母親個案,成功跟著受訪者返內地續證,鏡頭拍下乘通宵車回鄉、赴公安局的奔波過程。箇中無助、疲乏,無需言詮,畫面已盡見。

「畫面的力量係最大的,可能仲大過受訪者句對白。」

與其他港台節目不同,《鏗鏘集》有自己專屬、合作多年的攝製隊。關鳴川說,編導與攝製隊經年累月而來的默契,亦是為何《鏗鏘集》多年來在拍攝人物故事上,能做得更真摯的原因。

她舉例,一般他們到受訪者家中拍攝,不少人一對著鏡頭說話,難免會緊張,表現不自然。

「其實最尾,個受訪者覺得最大殺傷力,就係攞住鏡頭嗰條友。」她笑。而《鏗鏘集》的攝影師們與受訪者初次見面,通常會先花時間與對方寒暄,既為了解、也讓對方在正式訪問前熱身。

《鏗鏘集》的金漆招牌,正是在這種對採訪拍攝的堅持,及在資源充裕的物理條件下,結合而打磨亮麗的。

「佢哋好相信拍紀錄片係要時間,好多嘢就係肯唔肯花時間,去等一啲嘢出現... 有啲未必會出現,佢哋都願意等,都會想嘗試。」

關鳴川說,為求拍攝到心目畫面而不惜工本的蠻勁,是她從《鏗鏘集》前輩身上學到,做紀錄片的精神所在。「其實佢哋追求嗰樣嘢係好 pure 嘅,而我覺得嗰樣嘢係真係在港台、《鏗鏘集》,先會出現。」

2011 年,潘達培在廣東烏坎採訪。

當世界變,我們用鏡頭記錄下來

2018 年,《鏗鏘集》開播四十年,團隊製作「鏗鏘四十」特輯,把不同年代的《鏗鏘集》剪輯成有長有短的影片,在電視、網上,以至舉辦放映會播放,既是回顧節目,亦同是回顧節目鏡頭下香港社會變遷。

有份籌備「鏗鏘四十」的關鳴川,當時在剪片房看了好多舊集數,感觸良多。「我有一個從來未有的感受,係原來有時《鏗鏘》拍出嚟呢,唔係畀你當刻睇,而係畀你十年、二十年之後睇。」

由民生議題如最低工資、公立醫院逼爆,到大政治的歷史節點,如八九六四、主權移交、移民潮等,「我哋係慢慢累積,每一集每一集,可能做完一集,當刻唔覺得咩威力,但原來用一個歷史咁去睇,你就會睇到個意義。」

潘達培形容,紀錄片之於社會,就如一輯家庭照相簿。

與其他傳媒機構一樣,《鏗鏘集》每逢「大時大節」 — 如六四、七一,總少不了要做週年特輯,不為行禮如儀,也非刻意傳承什麼,「我們係好想知道,有無變化,有無演變,那是一個 continuous 的 process。」

「我們拍紀錄片,其實就係企在攝影機後面,睇住個世界變。」

六四二十年特輯《走過二十年(三)延伸》(2009)

蔡玉玲記得,2014 六四二十五周年,《鏗鏘集》計劃做兩集特輯,一集主題關於中國內地,一集聚焦講香港。蔡玉玲負責關於內地一集,本計劃重訪二十週年時鏗鏘採訪過的維權人士。但五年過去,內地政治環境進一步緊縮,多人失去自由無法受訪。蔡玉玲當時去拜訪天安門母親發言人尤維潔,更一度遭公安扣查 9 小時,警告她必須放棄採訪計劃。

「2014 年前後,內地公民社會都有好大變化,有好多 2009 年仲做到、講到嘢嘅人,去到 2014 年已經成個處境唔同晒。」

儘管採訪諸事不順,還得想辦法把它拍完,蔡玉玲說,自己最終用了個「取巧」方法,把該次無法接觸的受訪者、他們在二十週年受訪的片段一併剪到節目裡去,採訪工作失敗本身,正勾勒出社會 5 年後的面貌。

「可能係比較少見嘅(做法),但我覺得係講到個故仔,(這些)是真實發生嘅事。嗰下我覺得個 bonding 係喺度,鏗鏘作為一種歷史嘅傳承或者紀錄。」

「哪怕啲人唔能夠講真話,本身都係一個真實狀態。」

過去兩年,香港政治環境劇變。港台、《鏗鏘集》被大幅整治,有反修例紀錄片備受抨擊,政府倡修訂電檢條例訂明「危害國安」影片不得上映。紀錄片珍貴之處,在於真誠、如實記錄當刻。《鏗鏘其鳴》下篇,將回顧香港電台自初始作為政府部門,《鏗鏘集》舊人多年來如何在夾縫間周旋、履行記錄責任,又如何在風雲變色的今天,走向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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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梁凱澄
採訪|楊子琪、梁凱澄
攝影|劉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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