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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建築:後勁不繼與背道而馳的香港

2020/5/22 — 10:53

立場新聞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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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偉歡    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項目主任,羅金義    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立夏剛過,不知不覺已經戴著口罩抗疫一整個春季了。香港是高密度的已發展城市,位處亞熱帶氣候區域,夏季炎熱潮濕。根據香港天文台紀錄,2019 年 5 月錄得 34.5℃,打破了 1967 年 34.4℃ 的最熱紀錄;另一組數據顯示市區風速由 1968 年的每秒 3.5 米,下降至 2014 年的 2 米,風消失了 42%。在這樣的炎炎夏日戴著銅芯口罩走在街上,實是令人煎熬。

香港高樓大廈林立,見證城市化發展,同時也是氣候變暖的最大元兇。天文台2011年曾經比較香港和澳門在1951 至 2007 年的平均溫度,發現香港每10年上升0.17℃,比澳門的 0.10℃ 高出 41%;再用 1901 至 2007 年間的數據作分析,發現城市化對香港溫度上升的影響佔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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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能源署(IEA)2018 年的數據,在能源領域建築物佔全球 30% 的最終能源消耗量和 55% 全球電力消耗量,全球超過 25% 的能源類溫室氣體排放來自建築物。在香港,近 7 成的碳排放來自發電,而跟建築物相關的活動就已經佔了全港耗電量的 9 成,遠高於國際社會平均的 4 成。故此,只要推動綠色建築發展,減少建築物的耗電量,便能大大減少香港的碳排放。

建築環境評估:起跑之後顢頇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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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的綠色建築發展道路上,香港曾經算是「贏在起跑線」:香港建築環境評估法(HK-Beam)早在 1996 年推出,成為第一個推出綠色建築標準的亞洲城市。建築環境評估法的發展是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1987 年《我們共同的未來》為可持續性發展定下了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定義之後,很多發達國家便著手研究可持續發展的評估體系,並應用在建築設計上。1988 年英國的建築研究組織著手研究其國家的建築環境評估體系 BREEAM(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並於 1990 年正式頒佈評估新建辦公建築的 BREEAM。香港可說是緊除其後(那一年是結束英殖時期的前一年),比 1998 年由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USGBC)頒佈的LEED 還要早。難怪香港環保建築協會曾經自信地指出,以人均計算,HK-Beam 就評估的建築物和建築面積超過世界上其它全部現行類似方案。在2004年香港已有 96 個地標建築提交了認證申請,建築面積超過 510 萬平方米,覆蓋的住戶達 49,000 戶。

起跑線之後,香港變得顢頇無能。2009 年,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牽頭成立香港綠色建築議會,翌年把 HK-Beam 改名為綠建環評(BEAM Plus)。10 年過去,根據綠建環評數據,已登記的項目共有1332個,卻只有 300 項成功被評級;當中絕大部份是新建築物,現存建築僅佔 6%。要知道香港有超過 4.5 萬棟建築物,當中 4.2 萬幢是現存的。現存建築參與率如此低下,成效自然不會顯著。事實上香港的用電量一直有增無減,世界綠色組織 2017 年分析「滙能能源效益指數」,發現香港住宅及商界於 2014 年所消耗的能源使用態度較 2000 年分別增加了 4% 及 17%。

特區政府非但沒有透過綠建政策在減低碳排放方面有所表現,當初為鼓勵綠色建築而引入豁免樓面面積的獎勵政策,更淪為發展商的生財工具,種下「發水樓」的禍根。 2001 和 2002 年,只要發展商做足十二項環保設施,包括環保露台、空中花園、隔音屏障和加闊公用走廊等,便可增加23%的樓面面積。發展商利用政府這項豁免政策,大量增加樓面面積,造成「發水樓」問題。根據當時屋宇署的調查報告,2001-2006 年間落成的 61 個住宅和非住宅項目均有不同程度「發水」,最高達 120%。

2009 年,時任特首曾蔭權亦公開承認問題存在,打算不再提供誘因,更不排除立法強制樓宇加入環保設施;林鄭月娥局長也表示會聆聽社會意見,若然社會認為應立法強制發展商提供環保設施,政府不會迴避。今天的環保局局長黃錦星當年是建築師學會副會長一馬當先,批評強制提供環保措施的思維落後,強制環保認證才是世界大趨勢云云。

3 年之後,黃錦星出任環境局局長,林鄭月娥也高升為政務司司長,香港綠色建築發展再出發更待何時?最終,綠建環評仍然是自願參與性質,現時每年新落成的私人樓宇當中只有一半會申請綠建環評;豁免樓面面積收緊為整體上限 10% 之內,但只要認證註冊登記綠建環評,都可獲得豁免,並不規定要達到某一評級(即包括「不予評級」)。香港並沒有跟上世界大趨勢,只是一直停留在起跑線上。

新加坡起步較香港遲,現在卻遙遙領先。2005 年才推出綠色建築評級制度,初期仍屬自願性質,鼓勵業界自行申請;試行3年之後,正式規定所有新落成的建築物必須成功取得認證。2009年在《第二個綠色建築總規劃》中提出階段性目標,要在 2030 年有 8 成建築物取得綠色建築標誌。為了達成目標,推出「綠色建築津貼計劃」,使 2005 年只有 17 幢綠色建築急增至 2017 年的 3100 多幢,佔整體建築的 34%。

新加坡也有綠色建築總樓面面積豁免政策,但對發展商要求非常嚴謹,不只要求所有發展項目都要達到綠色建築的基本要求,而且只有取得鉑金級或金級的發展項目才可獲得額外的建築面積,而額外建築面積亦按級分別只是 2% 和 1%。最終,跟上世界大趨勢的是新加坡:2016 年「世界綠色建築趨勢」報告中,新加坡成為綠色建築水準最高的國家。

都市氣候圖:港府背道而馳

香港曾經「贏在起跑線」的,還有都市氣候環境圖的研究。城市環境氣候圖是計算氣象、環境、城市氣候與城市形態的相互關係,輔助當地的城市規劃與可持續城市建設。世界上已有 20 多個國家/城市開展了城市環境氣候圖的相關研究與應用。

德國是城市環境氣候圖概念發展及應用的始祖。根據德國聯邦建築條例,任何建築均不得影響周邊環境。因此當地政府在制定區域或城市規劃時必須將氣候資訊納入考慮範疇,繪製出適於不同規劃尺度的城市環境氣候圖,清楚知道城市的風向、日照等,以此限制建築的高度、密度等。今時今日,城市環境氣候圖在德國已經十分普及,許多大中型城市都有屬於自己的城市環境氣候圖。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進行城市環境氣候圖研究的國家。從 1990 年代便開展城市環境氣候及規劃的應用研究,2000 年開始,日本國土交通省、環境省以及日本建築學會大力推行城市環境氣候圖研究,致力減低城市的熱島效應。

香港則是繼日本之後,首個進行都市氣候環境圖研究的城市。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系吳恩融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在 2006 年便開始在香港研究都市氣候環境圖,花 了3 年時間完成「香港都市氣候分析圖」,並提出「香港都市氣候建議圖」,因應不同地區的氣候條件,為香港規劃及發展提出策略性的指引。政府拖了 3 年才進行公眾諮詢,結果所有建議不獲納入任何建築指引或規例。換言之,香港都市氣候圖建議不要做的,政府都開綠燈了。

例如在「高度敏感」和「極高度敏感」區域,應盡可能保留區內的風道或通風廊,結果正是位於風流通潛力低和熱能壓力高的「高度敏感」區域和「極高度敏感」區域的北角邨舊址,興建 了9 幢豪宅。當時關注北角屏風樓問題的組織指出,該地皮於 2012 年賣出後的設計圖與 2009 年的設計圖出現嚴重落差:樓宇由4幢變9幢,樓宇之間的距離只有 6 米,闊 50 米的通風廊亦減至 20 米。因為香港都市氣候建議圖沒有被政府採納,新設計圖最終 在2013 年獲得城規會通過。

又例如在「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GIC)等低密度建築用地上,不要再增加建築密度。政府卻在 2013年的賣地表上把 22 幅土地須由 GIC 等用途改劃為住宅,北角邨舊址地皮對面的球場也是其中之一。這塊球場被吳教授形容為守風的門神,城規會卻批准改劃這幅土地興建一幢 34 層高的居屋,認為屋苑的設計有措施可以促進氣流,預計不會對通風構成重大負面影響云云。

在香港不被重視,吳恩融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卻被國內外其他城市重用。新加坡政府根據研究,限制了有關區域發展項目的綠色覆蓋率要達 100%;武漢市政府根據研究提出的建議,規劃出需要保留和建設的空氣引導通道,不但進行實施性規劃,更將之提升至法律層面。根據規劃,如果建築物在風道垂直方位所佔立面過大,將無法通過審批。

今天的香港早已落後於世界大趨勢,甚或連國家標準也有所不如。3 年前黃錦星接受《明報周刊》訪問,被問到對香港綠色建築發展是否滿意時弱弱地應道:「係進程嚟」,然後說「最大挑戰是要如何令市民大眾重視氣候問題。」一位政策局局長不談建築立法規管和城市規劃,反而將皮球踢向廣大市民,香港的綠建發展再出發到底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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