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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本地遊「殤」機處處?

2020/6/28 — 13:00

攝於位於城門郊野公園的草山。(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攝於位於城門郊野公園的草山。(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文:何偉歡 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項目主任,羅金義 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本月中旬港府推出「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優化措施。把原本每接待一名本地旅客參加本地綠色旅遊團便可獲得100元的資助增加至200元,每間旅行代理商可申請的人數上限增加至1,000名,可獲得的鼓勵金最高總額亦由5萬元增至20萬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環境局於去年底推出「綠遊計劃」,然而受疫情影響,資助計劃參與度極低,旅遊業議會透露截至今年2月底只有兩家旅行社申請。

北歐旅遊業研究學院(Institute for Tourism Research)聯席總監Ulf Sonntag相信,疫症全球大流行或令人們反思旅行其實不一定總是要去那麼遠;英國旅行社Fresh Eyes創辦人Andy Rutherford在接受BBC訪問時也指出疫症或使傳統遊輪、長距離旅行失去吸引力,焦點會重新回到綠色科技以及應對氣候變化;旅遊媒體網站「Tourism Review」認為人們在揀選旅遊目的地時會更偏向本地旅遊及傾向探索大自然。疫情似乎令綠色本地遊變成大勢所趨,港府在此刻加倍努力推動,算是洞燭良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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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然景觀確是名聞遐邇:麥理浩徑被《國家地理頻道》選為「全球20大夢想遠足徑」之一;港島徑第八段的龍脊也被《時代週刊》(亞洲版)選為亞洲區「最佳市區遠足徑」;世界級旅遊指南Lonely Planet推薦多條遠足行山徑,包括已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的香港世界地質公園和荔枝窩自然步道等。台灣自然文學作家劉克襄2014年出版的《四分之三的香港》寫道:「因為行山穿村,我幸運地邂逅了隱藏版的香港,一個比購物和美食更獨特、更有魅力的香港。」在世人眼中,香港的本色其實是綠色的。

國際生態旅遊協會(TIES)將生態旅遊定義為一種對環境負責的模式,當中包含自然保育、尊重當地社區資源及文化,以及可持續發展。聯合國環境總署也闡釋生態旅遊應以大自然為本、觀察及欣賞大自然和當地傳統文化,並以自助旅遊或小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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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在香港,什麼是「綠色旅遊」呢?政府提出了所謂「計劃」,對此卻似乎未有一個定義。根據去年立法會《資訊述要》有關「綠色旅遊」的研究刊物,「綠色旅遊」一詞統稱自然景區的旅遊活動。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曾經慨嘆現時業界對「綠色旅遊」掌握不足,不少旅行社仍舊停留在傳統的帶隊「鴨仔團」,在行程內加入一至兩個生態旅遊景點。結果,團友在生態景點來去匆匆,重頭戲始終是海鮮餐和購買海產手信。「綠色旅遊」就只是「郊區一日遊」,什麼了解保育環境重要性、珍惜香港生態資源、尊重當地社區資源及文化……,其實「專業」導遊清楚嗎?

「綠色本地遊」在香港每每只是疫情初期業界的「美沙酮」?2003年SARS期間,香港曾經牽起一陣「綠色旅遊」熱潮,每到假日郊野公園都遊人如鯽。但不久「自由行」上馬,香港旅遊變得主要以消費購物為主,「綠色旅遊」瞬間被遺忘。今天它再次被提起,計劃的資金雖然是由環境局撥款資助,但環保團體舉辦的生態導賞團卻未能受惠;有相關的環保團體就質疑這計劃只為增加旅客人數,無助提升市民對自然生態的認識。其實,計劃是掏環境局的腰包去為商經局作嫁衣裳?

深度遊「活現香港」的創辦人陳智遠感慨「自由行養懶旅遊業」,筆者認為甚或是「自由行」養懶香港政府。「自由行」讓香港政府陶醉在「五光十色」的輝煌,「綠色旅遊」的發展長年缺乏政策支援,幾近原地踏步。去年立法會資料研究組曾應姚思榮議員委託,研究選定地方的生態支援政策,當中指出5大關注事項:一、缺乏整體政策綱領,不利各個政策局協調發展生態旅遊;二、支援配套設施不足;三、保育生態旅遊地點在旅客人數增加下帶來的挑戰;四、符合資格的生態導遊短缺,未能為旅客提供深入導賞;五、對本地及外國旅客宣傳不足。

有趣的是,上述5項關注事項跟17年前SARS之後一項「生態旅遊調查」的結果十分相似(主持人是當時還身在民主黨的羅致光議員),調查結果反映了3大問題:一、近年往郊野或具生態價值地點遊人增加,活動頻繁,已經對這些地點構成嚴重威脅;二、市民對生態旅遊認識不足,它除了著重體驗和認識大自然外,也需要減少對大自然的影響及資源的消耗,小組成團亦是基本條件之一,但市民對此不太清楚;三、遊人增加,但自然生態地點的配套設施卻未能相應改善,以致現有設施不勝負荷, 環境衛生亦大受影響。

研究總結了當時香港生態旅遊發展的最大問題是「缺乏整體的規劃」, 以致生態環境面對壓力,而配套設施又未能應付大量遊客。報告向政府提出7項建議: 

  1. 推廣具環境責任的自然及生態旅遊方式,盡量減少旅遊對生態環境造成的損害;
  2. 列明發展自然及生態旅遊的地點,以令市場、公眾及遊客有清晰指引;生態極敏感的地方不能作群眾性的生態旅遊;
  3. 為供群眾性參觀的自然及生態旅遊地點採取妥善的管理政策,並評估地點的承受能力,如有需要,需定出參觀人數的限制;
  4. 促進自然及生態旅遊業建立認證制度, 使旅遊業邁向專業化;
  5. 在可供群眾性參觀的郊野和生態保育地點,改善這些地點的基礎配套設施,如公共交通服務、洗手間、路線指示牌及生態詮釋牌;
  6. 教育及宣傳觀賞生態守則, 減少市民不良的旅遊習慣;
  7. 在制訂策略時,需提供管道,吸納使用者的意見,令使用者有歸屬感,共同保育這些地點。

可惜,眨眼間差不多17年過去,人面全非卻問題依舊。細看上述的立法會研究資料,周邊的國家、地區對發展生態旅遊積極進取:澳洲和台灣分別在1994年和2002年頒布 《國家生態旅遊策略》、《生態旅遊白皮書》,為生態旅遊訂下明確的目標及發展策略;當中包括生態旅遊地點管理、認證、培訓及推廣等政策範疇的工作,同時亦包括影響監察評估,確保生態旅遊項目不會超出景點負荷。其實制訂專門的政策檔或法例、環境監察評估機制、生態導遊與經營者認證計劃等工作,17年前民主黨的研究早已提出。

環境局最常用的研究、諮詢、教育再教育的套路,為什麼在「綠色旅遊」上沒有派上用場?筆者同事張定安博士在2015年曾就香港人的環保知識(environment knowledge)進行調查,結果發現知識水平不及格,平均得分是在8分滿分中只有3.35分。

事實上,香港版本的所謂生態旅遊對環境造成的傷害令人痛心。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統計,自2008年至2017年每年均錄得超過一千萬人次遊覽郊野公園。遊客多,垃圾更多,每年漁護署收集到超過3,000噸垃圾,相等於600隻大象的重量。大埔滘自然護理區每逢夏季成為「螢火蟲觀賞團」的熱門地點,多家旅行社推出廉價「夜探螢火蟲」親子團,周末期間更有數百人上山看螢火蟲。生態旅行團卻變成生態災難團,夜間照明造成燈光污染,影響當地動植物的棲息習慣;無數青蛙、蜈蚣被踩死,沿途山路都變成垃圾路。貝澳及水口灣因蜆類繁多,吸引大量遊客將之成為摸蜆「聖地」,環保團體自2018年起在水口對蜆類進行生態調查,發現其中一種蜆類「沙白」在30年間大量消失。

當「自由行」遇上「綠色旅遊」,情況更讓人瞠目結舌。去年「五一黃金周」大批內地旅客進駐鹹田灣紥營,有當地村民目測約有500至600人搭起200個帳篷,耍樂後遺下大批垃圾。除了影響衛生環境外,露營者更過度捕捉海洋生物,破壞生態自然。去年也有內地客非法到吉澳鴨洲露營,更捕捉大量海鮮大快朵頤。最近有網民在內地社交平台「小紅書」發現有人熱烈分享在香港芝麻灣檢拾海星、海參的經歷,相中所見有數桶海星、蠔類、貝殼等海洋生物,「收穫」豐富。

說穿了,「綠色旅遊」在政府眼中只是商機?但對大自然而言是「殤」機處處。政府以商業角度考量,以促進本土經濟發展為目標,所謂推動「綠色旅遊」的方案只是提供經濟利誘,對生態旅遊的配套支援卻付諸闕如,亦沒有顧及旅客增加對環境造成的影響,生態保育最終只是淪為吸引遊客的賣點。政府屢次「忽然綠色」不但失去保育大自然的意義,更會為沒有「take two」環境帶來嚴重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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