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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垃圾分類工作要成功,可以不經陣痛嗎?

2020/2/7 — 17:10

設於公共屋邨內的廢物回收桶(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設於公共屋邨內的廢物回收桶(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文:何偉歡(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項目主任)、羅金義(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上月中(2020 年 1 月)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在 Facebook 專頁直播「和你傾環保」,高峰時間有超過 200 人收看。黃局長談及多項減碳措施,如淘汰柴油車、廚餘和廢膠回收等政策。講到減廢回收問題,一眾網民反應十分熱烈。有網民質疑垃圾收費遲遲未有落實,黃局長表態:「我們是認真的」,把議案遲遲未能落實歸於立法會停擺。筆者曾撰文探討垃圾收費為何多年未能落實(請參看何偉歡、羅金義:〈香港垃圾收費:為什麼四朝特首皆師老無功?〉,《關鍵評論網》(香港),2019 年 1 月 16 日),在此不贅。

三色回收桶計劃困在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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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網友的留言亦十分尖銳,問「幾時有真正做好回收?三色桶教育推行了好多年,教曉人們把回收桶當垃圾桶!」回收桶淪為垃圾桶的問題存在多年,不少傳媒報導、環保團體調查都有揭示過,然而情況多年未有改善。去年綠領行動再次在銅鑼灣、中環及灣仔等地區進行調查,情況與 2017 年一樣 — 只有不足四成的棄置物被放到正確回收桶,大量不可回收的垃圾掉到回收桶內。調查指出香港市民的回收意識薄弱,很少人有乾淨回收的習慣,使其他可以回收的物品受到污染,最終只能棄置在堆填區內。

黃局長在直播中告訴大家的「現實」卻遠離真相:「香港重要的回收空間絕對不是路邊的回收桶,無論做什麼都只有零點幾個百分比」,稱工商大廈及密集的住宅才是回收重地,但諷刺的是根據 2015 年環境局提交立法會的資料,公共地方回收桶(包括住宅、公共機構及公眾地方)回收數量極低 — 2014 年,廢紙回收佔全港回收總量 0.06%、塑膠回收佔全港回收總量 0.36%、金屬回收佔全港回收總量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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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垃圾分類回收「主要依賴」三色回收桶,其發展歷史可以追溯至 1998 年政府推出的《減少廢物綱要計劃》。當時多個政府部門,如食環署、康文署及漁護署在公眾地方、屋苑和學校設置三色回收桶進行垃圾分類,回收廢紙、鋁罐及膠樽。2005 年,為進一步提高市民廢物分類和回收的意識,推行「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回收桶擴展至樓宇每層及屋苑範圍,除廢紙、鋁罐及膠樽外,還增加了其他可回收物品之種類,如電器、電子產品及舊衣服等。2007 年,政府再把計劃擴展至工商業樓宇。截至 2018 年年底,回收桶的覆蓋範圍已超過八成香港市民的生活和工作地點。在 2,100 個屋苑、700 多條鄉郊村落和超過 1,000 幢工商業樓宇內,共設置約 16,000 套廢物分類回收桶,方便市民參與廢物源頭分類。2015 年環境局書面回應立法會郭家麒議員提問三色廢物分類回收桶回收廢物的問題時,明確指出三色回收桶是《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2022》的重要措施。至於環保署 2015 年設立「綠在區區」及「社區回收網絡」等回收途徑,當時環保署副署長陳偉基早已開宗明義,表示項目是「以教育為主」,主要作用並不是進行回收。

可惜,根據環保署《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的數據指出,整體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一直都是不升反跌。2018 年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較 2012 年的 39% 跌至 30%、家居廢物回收率由 2012 年的 53% 跌至 2018 年的 39%。更令人擔憂的是有環保組織根據監察報告數據計算出 2014 至 2018 年的 PET 膠樽回收率,下挫趨勢有如跳崖,由 2014 年的 14.7% 跌至 2018 年的 0.2%!這些都是環境局沒有告訴我們的。

香港浸會大學嘉漢林業珠三角環境應用研究中心主任黃煥忠曾在訪問時指出,「香港的回收設施主要是三色桶,綠在區區的回收量不多,教育意義多於實際效用。三色回收桶根本未能成為完整的回收系統,只是一個很短視的做法。」如此一套行之無效的做法,我們卻墨守成規了超過 20 年。看看對岸台灣,1998 年的資源回收率不到 6%,但兩年後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制,2005 年推行垃圾強行分類回收,到 2018 年台灣的資源回收率已經高達 53.3%,成績比美國和日本還要亮麗。 

位於九龍灣常怡道及啟福道交界的「綠在觀塘」(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位於九龍灣常怡道及啟福道交界的「綠在觀塘」(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為什麼其他東亞城市成績亮麗? 

其實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減廢成功的國家或者城市比比皆是。與香港生活模式相近的台北和南韓以「垃圾徵費」和「垃圾強制分類回收」兩條腿走路推行減廢運動,成績有目共睹。反觀香港,「教育先行」之說其實幾近固步自封,回收率卻愈推愈跌,廢物愈減愈多 — 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量今年創下 28 年新高,達到每日 1.53 公斤。

減廢回收工作其實刻不容緩。正如香港環境保護協會主席樊熙泰說:「強制分類,強制回收,垃圾徵費,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所生產的垃圾負責」。香港垃圾收費遲遲未能落實,政府至今仍未提出垃圾強制分類。或許強制垃圾分類的執行十分艱難,對市民、工商界亦會帶來不便和壓力,但正如樊主席也說:「這樣的陣痛是必須經歷的。不然真的『垃圾圍城』時,可以逃去哪裏?」

中國作為全球產生垃圾最多的國家,大部分城市都面對「垃圾圍城」的威脅,決意強忍「陣痛」,於去年逐步推行強制垃圾分類工作。其實,中國的垃圾分類工作與香港差不多同時期推行。從 2000 年開始,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廣州、深圳、廈門八個大城市開始試行垃圾分類收集。17 年過去了,垃圾分類的效果強差人意。官方新聞也承認「試點 10 年後,有調查顯示,幾乎所有的城市垃圾分類工作大多是停留在宣傳階段。」新華社以「三低」概括中國推行多年的垃圾分類的問題:知曉率低、投放準確率低、資源利用率低。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住建部生活垃圾專委會委員金宜英指出,垃圾分類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有力的政策扶持措施和配套執行措施。」痛定思痛,2017 年中國發改委、住建部推出《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制度方案》,要求 2020 年 46 個重點城市的垃圾回收利用率要達到 35% 以上,被冷待了 17 年的垃圾分類再次啟動起來。

上海是垃圾強制分類的先頭部隊,2018 年 11 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視察是就明言「垃圾分類就是新時尚」,明確強調「我關注著這件事,希望上海抓實辦好」。去年 7 月上海正式進入「史上最嚴」的強制垃圾分類的時代 — 所謂最嚴有二,一是法規嚴厲:按《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如果沒有按照標準配置垃圾,個人最高可被罰款 200 元人民幣、企業機構最高罰款可達 5 萬元;二是分類嚴謹,上海的垃圾分類分為四大類: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乾垃圾和濕垃圾。當中「乾」、「濕」垃圾讓不少上海人民「崩潰」,有網民用一包未食完的核桃為例:如果想掉一包未食完的核桃,就必須一個一個撬開核桃殼,把殼放進乾垃圾內,果仁則放到濕垃圾內。上海市政府多次表態:「分垃圾,我們是認真的。」因此,不管垃圾分類如何複雜,上海市民仍需進行到底。

所謂賞罰若明,其計必成。根據協力廠商機構調查,半年後超過七成的上海市民能夠準確把垃圾區分及投放至不同顏色的垃圾桶;近八成市民在沒有監督員的情況下仍然會主動遵循垃圾分類。而上海市綠化市容局局長鄧建平亦於上海兩會期間公布垃圾分類實施半年多以來的成績單:可回收物回收量每日平均 4,049 噸,較 2018 年底增長超 400%;有害垃圾回收量每日平均 0.6 噸,較 2018 年底增長超 500%;濕垃圾回收量每日平均 7,453 噸,較 2018 年底增長 88.8%;乾垃圾回收量每日平均 17,731 噸,較 2018 年底減少 17.5%。如此亮麗的成績單,可以稱為回收大躍進。 

有別於上海依賴嚴懲,深圳以提供經濟誘去鼓勵垃圾分類。去年 11 月推出《深圳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激勵辦法》,以獎代補的方式計劃每年用 6,250 萬元人民幣獎勵分類成效顯著的機構、住宅區、家庭及個人。按規定,個人激勵補助資金為 1,000 元;家庭激勵補助資金為 2,000 元;綠色社區則 1,000 戶可得 10 萬元的標準進行補助,最高不超過 30 萬元;綠色單位的主要領導則與個人補助資金相同。

那種以一道命令就將政策立即推行的「中國模式」,不一定值得完全鼓勵;在香港這個所謂的「民主」社會,這類方法也不一定行得通。然而,垃圾分類已經在香港推行了 22 年,我們還需要多少時間去教育、去協調、去準備?也許在香港,真正能夠 50 年不變的,就只有三色回收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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