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製作裁判法院示威案資料庫 年輕律師結合民間力量 填補香港歷史空白

反修例運動至今兩年,逾萬人被捕,2,608 人被檢控。除了部分較嚴重的控罪,如暴動及藏有爆炸品,會轉介至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大多數案件都在裁判法院審結。

隨著接受審判的人愈來愈多,外界也很想知道,裁決是怎樣一回事。

為何藏 79 條索帶獲判無罪, 藏 48 條索帶卻要判監 5 個月?又或是——鐳射筆何時屬於「攻擊性武器」,何時屬於普通文具?

然而,裁判法院與其他法院不同,多年來不設供公眾參閱的裁決書,只能靠記者和旁聽人士在庭上邊聽邊抄,最終化成法庭報道和 TG 訊息,但始終欠缺一個完整記錄。

一班年輕律師和法律系學生不忍珍貴資料散落各處,去年組成團隊,與 Telegram 頻道「法庭文字直播台」合作,整理逾 500 宗反修例案件,再按案發日期、控罪及裁判官分類。團隊在大律師吳靄儀、吳宗鑾和各界學者的協助下,製成《香港裁判法院示威案件判例匯編》(Compendium Project),今年 6 月正式啟用。

除了讓公眾查閱案件,資料庫亦為律師提供案例,為學者提供參考數據,研究這場徹底改變香港的社會運動。團隊強調資料取自民間,也希望用在民間,「希望大家再用呢啲數據,做唔同嘅嘢出嚟。」

而更重要,是填補香港歷史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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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爬山 各司其職

在 8 人團隊中,大部分律師成員的日常工作,很少接觸抗爭案件,甚至不用出入法庭。

Anna 和嘉欣(化名)是舊同事,兩人在中環律師事務所工作,主打商業案。2019 年反修例運動爆發,她們公司附近成為「戰場」,大批示威者被捕。義務律師在不同警署奔波提供支援,同為律師的兩人猶如身處平行時空,坐在辦公室看新聞,深感無力。

《香港裁判法院示威案件判例匯編》發起人之一 Anna (化名)
《香港裁判法院示威案件判例匯編》另一位發起人嘉欣 (化名)

某日,嘉欣看到大律師吳靄儀一篇訪問,得知她正與法律系學生研究暴動案件,忽發奇想:「我哋都可以幫 Margaret(吳靄儀英文名)做!」兩人於是在去年 8 月,膽粗粗向吳靄儀發電郵,提出可替她搜集資料或處理行政工作,很快得到對方回信相約見面。

吳靄儀聽畢兩人想法,拋出一個建議:要不要為裁判法院案件做一個詳細記錄?

一般而言,區域法院及更上級法院,都會以書面形式頒發判決及判案理由,不過裁判法院,就很少有公開的文字記錄。司法機構指,裁判法院處理的刑事案件數量龐大,每年總數超過二萬宗,判決一般在公開聆訊中以口頭作出,如涉及重要法律議題、公眾利益,或廣受公眾關注,主審裁判官的判決理由書才會上載至司法機構網站。

與社運有關的案件漸增,即使嚴重如暴動罪,都要先在裁判法院提堂,以致七個裁判法院經常「滿座」,不僅記者席坐滿人,也吸引了公眾旁聽,更衍生 Telegram 頻道「法庭文字直播台」,成員持續更新審訊內容。嘉欣對吳靄儀提出的計劃很感興趣,有意將直播台資料變成判例匯編,「將來可以成為一個記錄,而唔係喺個 group 入面,message 過咗就唔見咗,好難 search 返。」

不過案件數量眾多,憑二人之力難以執行,他們嘗試找師弟妹幫忙。學生反應不太熱烈,他們就從身邊朋友入手,終覓得數人「埋班」,包括大律師 Joe、見習大律師 Jacky、處理訴訟的律師 Cindy 和中大法律系學生阿俊(化名),負責統籌及整合資料。

《香港裁判法院示威案件判例匯編》,由一班年輕大律師、事務律帥及法律系學生統籌及整合資料。

為確保資料準確,他們舉辦旁聽工作坊,教授公眾基本法律知識,不乏學生及退休人士參與,亦有「法庭文字直播台」成員參加工作坊後加入計劃,負責旁聽記錄、輸入數據,成為團隊重要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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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零開始 重建「荒廢」資料庫

「茫茫大海,你係好難去搵得返邊單 case。」Cindy 口中的「大海」,是大量 TG 直播台訊息。

2020 年下旬,團隊開始收集案件,很快就發現問題:TG 訊息只有被告姓氏、年紀及案發日期,沒有案件編號,每宗案件基本要花一小時才集齊資料。

眾人苦惱之際,成員阿俊與團隊分享他自製的社運資料庫,當中洋洋灑灑列出控罪、被告資料及案件編號。阿俊頓時成為團隊的希望,嘉欣笑說:「佢俾我哋睇佢啲 excel,我哋就覺得可以繼續(計劃)。」

阿俊是中大法律系學生,也是「中大法律關注組」創辦人之一。自從朋友被控暴動,阿俊不時到法庭旁聽,還會記錄審訊,希望利用專業知識,整理社運案件,「『記錄』某程度上係將法庭好悶、好行政嘅嘢,filter 到一個重點得嚟,大家又唔會淨係搵 sound bite 嘅 level。」

然而工作量龐大,阿俊做了三、四個月便感吃力,無奈擱置計劃。他之後決定縮窄範圍,將目標放在暴動罪,建立「反送中暴動檢控資料庫」,細列案件進度,「由 2016 年(魚蛋革命)開始告暴動,咁多年渲染下,對呢個 charge 有情意結。」

怎會想到,早前嘗試整合全部案件、那個被「荒廢」的資料庫,仍然有用武之地,更在團隊努力下重生。

Anna 初時希望記錄如法律界的判例匯編般詳細,他們嘗試透過 Google form,人手輸入被告資料、案件撮要及裁決理由;又因他們特別關注保釋,想增設相關事項,「可能好苛刻嘅保釋條件,同埋裁決前關押日數,都可以拎嚟做統計。」團隊最終列出 40 個欄目,內容豐富但輸入過程費時。

大律師吳宗鑾認為他們做法不實際,「每一個 case 要做個幾兩個鐘,大家一開始會好有 heart 咁做,最後無以為繼」,建議他們刪除一半不必要的欄目,如律師性別、審訊語言。他又介紹資訊科技人員給團隊,幫忙設置內容管理系統(CMS 系統),讓他們縮短輸入資料時間。

團隊聽取意見後改善,在各人努力下,很快趕上進度,至今已整理約 580 宗案件。他們根據控罪、事件及裁判官分類,公眾想查閱案件,只要輸入關鍵字,便可找到案件的基本資料,某些案件更記載特別事項,如被告能否成功申請訟費、保釋等候上訴是否獲批。

為確保匯編的可信性,他們會找回處理案件的律師核實資料,亦強調不會增加個人意見,「我哋角色係 present 呢啲 data,公眾自己 draw 個 conclusion,我哋唔會特別評論裁判官係咪偏頗」。

資料庫列出案件編號、案發日期及主審裁判官,公眾輸入關鍵字即可查閱相關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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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宗鑾:數據反映運動全貌

吳宗鑾從旁協助團隊,見證他們逐步建立資料庫,「我係咁啱有啲嘢幫到佢哋,依家得好少資源,記錄係愈嚟愈難。」他欣賞這班年輕律師的付出,「呢啲律師唔係我哋熟口熟面、做開刑事或人權(案件),同我法律範疇好唔同,佢哋挺身而出做有意思嘅嘢,我係佩服。」

令他們深感佩服的,還有TG 直播台的旁聽記錄。

吳宗鑾在運動初期,已知道有 TG 直播員到庭旁聽,「我哋望住個官,唔知後面啲人做緊乜。我望落去都係普通聽眾,但散庭冇幾耐,啲嘢已經上晒去(頻道)。」他一直想知道背後是「何方神聖」,早前獲邀擔任旁聽工作坊的講者,認識一班「旁聽師」,終於揭開他們的神秘面紗。

他說逐字記錄,不只對公眾,對年輕律師都很有用。「有啲律師啱啱出嚟做,未係好熟悉某啲案件打法。直播員好有心機抄晒盤問,咁我哋知道,原來可以咁樣問差人,喺訴訟嚟講係幾好嘅參考。」

他又以襲警罪為例,指法庭判刑須考慮獨特案情及各種因素,資料庫能讓律師了解每宗案,牽涉甚麼法律原則,更重要的是,能夠梳理裁判官的判刑思路。

吳宗鑾大律師

時移世易,法律原則會跟隨時代改變,案例則記載法庭和社會更迭。吳宗鑾說:「法庭要決定呢啲舊有原則,邊啲喺依家時代仍可以應用,邊啲原則需要改。」

「有個記錄喺到,就算對或錯都好,起碼第日有得解釋。」吳宗鑾說民間資料庫起了重要作用,「可能十年後睇返 law report,發現 2020 年有宗案件被定罪但冇上訴,原來之後有類似案件喺上訴庭奠定咗某啲法律原則,該案應該係無罪,都唔出奇。」

法律以外,吳宗鑾認為這些案件也有保存價值。即使反修例運動期間,坊間有很多書籍或文章,講述示威者被捕、面臨刑事檢控的經歷,但在他的眼中,這不是運動全貌,「其實情節係零碎,好難分析同統計。」資料庫剛好填補素材的缺漏,「俾後來嘅學者去研究成個運動入面,有幾多人被判刑、判咗咩刑⋯⋯喺法律、社會學甚至不同學術範疇都值得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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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都不能少

裁判法院從前多數處理較瑣碎案件,如偷竊、違例泊車及無牌小販,難以走進公眾視線,甚至這群律師坦言,唸書時僅去過一兩次裁判法院。

「以前大家覺得法院離自己好遠,我冇殺人放火,唔會郁到我㗎嘛⋯⋯但係 2019 年之後經歷好多案件,可能你行過街,背囊有支鐳射筆或者行山棍,你就會俾人檢控,跟住上法院。」Anna 說被告候審期間,還要遵守一堆嚴苛保釋條件,「就算佢最後被裁定無罪,過程都係不愉快。」

如今,法庭對很多人來說,不再是陌生的地方,更有人成為「常客」,案件去到哪階段,都願意花數小時排隊取入庭票,「我好佩服每次仍然會去聽嘅人,佢哋冇得到新嘅資訊,純粹去支持被告。」

民間支援,除了是強大後盾,亦成為他們最大的推動力。

「佢哋唔會覺得,你呢單冇隔嚟嗰單咁嚴重就唔報。佢哋當每一宗案件、每一個手足,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

資料庫現時覆蓋七至八成已完結的案件,未來也會持續更新,團隊期望將來出版實體的判例匯編。

「作用唔係為現在,係將來有一日無論香港點都好,都需要有個記錄。」

文 │ 淇
攝 │ Oi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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