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交響狂人》:民族認同作為仇恨的起源

2020/10/5 — 16:09

電影《交響狂人》(Crescendo, 2019)劇照

電影《交響狂人》(Crescendo, 2019)劇照

【文:太空人】

對於經歷過那段充斥著仇恨、暴力、恐懼、集中營與毒氣室的倖存猶太人,有些人寧願將這段記憶塵封起來、絕口不再提起,有些人則致力於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恐怖的歷史,或是如德國政府戰後從未停止對轉型正義的實踐。但是對於未曾經歷過納粹時期的,不論是納粹親衛隊軍官的子孫或是大屠殺受害者的後裔,這些歷史事件又會如何對他們的民族認同產生影響?

藉由文學評論家伊恩.布魯瑪 (Ian Buruma) 曾經在《殘酷劇場》(Theater of Cruelty)〈受害者情結的歡愉與險境〉(The Joys and Perils of Victimhood) 一篇目中對當代民族認同現象的描述,我們便能看出一點端倪:

廣告

要是一個文化、種族、宗教、民族國家,將鞏固社群的認同感完全植基於受害者情結上,問題就來了。這種短視觀點無視於史實脈絡,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更被拿來當作仇殺的藉口。

布魯瑪透過這段描述,提出了經歷過二次大戰與出生於二次大戰後 — 所謂的「後戰爭時代」 — 這兩個世代如何反思與面對自身歷史的觀察。布魯瑪的觀察同時指出了當代民族認同所潛在的問題:在某些情況下,強調自身的民族或國家歷史並只不是純粹追悼或紀念父母那一輩所經歷的苦難,更包含了對所屬民族的定位與認同,藉由公開談論這些歷史事件向世界宣告「他們是誰」。如同布魯瑪所引述個人的經驗:我的母親是猶太人沒錯,但我們沒有任何近親死於納粹之手。即便與此情境不相干者如我,在遇到德國觀光客時,仍不免湧起自己是正義一方的道德優越感。他們是加害者,而我可能是他們的受害者。

廣告

人們透過將民族認同與情感投射在對歷史事件的追溯,以建立和同種族人之間的連結、區分非我族類的人為敵人的現象,也可以在以色列導演托爾薩哈維 (Dror Zahavi) 的作品《交響狂人》(Crescendo, 2019) 中看到相對應之處。

作為一位年僅24歲、生活於約旦河西岸 (West Jordan) — 在以色列建國後逐漸被併吞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 — 的蕾拉 (Layla),她對於以色列人的敵意或許僅來自於每日進入臺拉維夫 (Tel Aviv) 時以色列士兵的刁難以及朋友奧瑪 (Omar) 的意外身亡,「以色列和阿拉伯是永遠的敵人」這樣的意識型態也僅由此或是她的家庭教育所產生,而非來自於顛沛流離、國破人亡的戰爭經歷。蕾拉對於以巴衝突的理解是從個人觀點出發的,以巴問題從巨大許多的國族意識與戰爭悲歌縮小、簡化成蕾拉和母親或蕾拉和猶太裔的樂團同儕榮恩 (Ron) 之間的個人衝突戲劇化,如同我們在《北非諜影》(Casablanca, 1942) 及《金潔與羅莎》(Ginger & Rosa, 2012) 分別看到了參與二戰的猶疑及冷戰下的核武危機焦慮透過三角關係進行呈現。同樣地,榮恩的自我認同來自於自身的猶太血統,他在樂團中熟識深交的朋友也基於他們共同的猶太血統、而不是個人親身經驗的恐怖經驗,才集結於同一陣線。

透過電影開頭蕾拉與榮恩各自在家中苦練小提琴的畫面,我們雖然能看見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本質上的不同以及過去、當下、甚至永恆的對立與衝突 — 身為「以色列人」,榮恩所身處的空間是明亮而靜謐的,並提供了他心無旁貸的練習與成長環境,相對地,蕾拉必須每日每夜地面對街道上的烽火與抗議,並且反抗基於民族差異而否定她夢想的母親——,但是不論是蕾拉與榮恩或是樂團中的其他成員,他們之間的對立僅是奠基在個人偏頗想法使然的「民族認同」上。所有的問題透過如此的情感轉移與投射,變成「我恨你,因為以色列人佔領了我的生活空間」以及「因為你是阿拉伯人,所以你一定好戰嗜血的恐怖份子」。

但是,眼前的以色列人,必定是使自己無家可歸的兇手嗎?眼前的阿拉伯人,絕對是那些殺死至親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成員嗎?此處,我們確實地看見了布魯瑪所觀察到的現象,以及以色列記者湯姆.瑟吉夫 (Tom Segev) 於《第七百萬人:以色列人與大屠殺》(The Seventh Million: The Israelis and the Holocaust) 所述:

對大屠殺的情感和歷史覺知,是猶太人讓自己重回猶太歷史正統的方便捷徑,這條路不需要任何個人實際的道德承諾。憑弔大屠殺,很大一部分已成為沒有宗教信仰的以色列人,表現自己和猶太傳統之間連結的方法。

德國指揮家愛德華 (Eduard) 為和平音樂會揀選出來的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年輕人,或許並非以巴衝突下直接的受害者,但是他們各自從上一世代繼承了對於彼此的仇恨與怨懟,將受害者的身份與痛苦的情緒加諸於自己的認同上,並以此在排練過程中以此劃分敵我的界線,如同當今以色列人通過大屠殺的歷史和二戰後推動猶太人復國的錫安主義 (Zionism) 來加強自身的猶太人身份認同。

我們目前為止所討論的是與以巴問題沒有直接關聯的年輕人 — 這意味著他們之間的對立來自不全然屬於他們的受害者情結,理解與和解於是存在著實踐的機會。然而,即便將這群年輕人放到了大自然裡、嘗試除卻外在的紛擾與偏見,他們最終仍無法如《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 1965) 或《隱藏的生活》(A Hidden Life, 2019) 中的人物們在阿爾卑斯山與世隔絕的高山中找到心靈的寧靜或冰釋族群間的前嫌。音樂會被迫延宕的結果亦影射了長期介入中東問題的歐美國家 — 如帶領此次和平音樂會的愛德華,代表了在歐洲國家中佔有主導地位的德國 — 雖試圖在世界秩序中扮演協調的中介角色,然最後仍無法避免談判失敗的命運。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在以色列與阿拉伯人於機場中隔著玻璃一同演奏莫里斯.拉威爾 (Maurice Ravel) 的作曲〈波麗露〉(Boléro) 的結局,看見如《昨日的花朵》(Die Blumen von Gestern, 2016) 中各自背負著納粹與猶太人身份、過去如此勢不兩立的人們,如何在今日相互理解彼此的創傷、走向和解的可能性。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