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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繆教你如何「不認命」

2020/3/2 — 11:30

卡繆的小說《瘟疫》(1947),角色設定頗為「忠奸分明」。讀者很容易會感受到,卡繆本人認同的就是醫生Rieux和旅人Tarrou,因為他倆展示了「縱然絕望,仍繼續抗爭」的不認命精神。

Tarrou這角色,多年前讀時沒太在意,這次重讀才發現特別有意思。他不像第一男主角Rieux醫生般冷靜、沉著、專業、令人敬佩,Tarrou寫的「日記」甚至是零碎奇怪的。到故事中後段,卡繆才透露較多Tarrou的背景,以及他不尋常的選擇:Tarrou只是俄蘭城裡的一位過客,但他卻在瘟疫肆虐時主動請纓成立「前線衛生隊」,負責運送屍體到墳場等高危工作,跟Rieux並肩作戰。

這樣的好人,在CCTVB的爛劇裡總有好報,但在卡繆筆下卻是結局慘淡:臨近小說尾聲,疫情已然受控,俄蘭也準備開城;全城重現歡顏之際,Tarrou卻在此時受疫症感染,突然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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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做「前線衛生隊」會增加死亡風險,Tarrou這樣做,豈不太傻?但卡繆不這樣認為。他曾借敍事者Rieux的嘴巴說了以下一段話:

衛道之士在城裡到處宣稱:面對鼠疫大家什麼也做不了,你們應該向這一場無法改變的大疫症低頭。但Tarrou、Rieux和他們的朋友卻不這樣認為。絕不能低頭認命。當前最重要的是挽救盡量多的生命,而要做到這點,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和瘟疫對抗、打仗。這態度沒什麼令人欽佩的,它只是理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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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rou最後死了,但他和那些徹底認命、坐以待斃的死者是不同的。他盡過力,所以無憾。

在卡繆筆下,Tarrou自願邁向死亡的「選擇」,象徵著一種自主的人生態度,也是存在主義者的取態。事實上,《瘟疫》所傳達的訊息,跟作者1942年寫的〈薛西弗斯的神話〉可謂一脈相承:縱然薛西弗斯每次把大石推上山頂後,都要眼睜睜看著它滾落山腳,然後再重新推石上山,直至天荒地老⋯⋯但這不代表薛西弗斯必須認命,或必須頹。

卡繆最討厭別人稱他「存在主義者」,但他所宣揚以至身體力行的,確是一種無神論的存在主義:不順服於命運(上帝)、在絕望中把握「主動權」、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戰鬥報》

說卡繆身體力行並不誇張:《瘟疫》出版前五年,即法國淪陷期間的1942年,卡繆離開阿爾及利亞(他的出生地)前往巴黎,開始秘密活躍於地下抵抗運動,成為地下報章《戰鬥報》(Combat)總編輯。在小說裡高舉「悲觀但不消極」的反抗哲學,在現實裡同樣實踐這種哲學,這令卡繆比起其他只是嘴裡說得漂亮的作家,多了一層實感和亮光。

其實《瘟疫》這篇小說,正是以「黑死病」隱喻納粹主義,並以眾主角面對「黑死病」的態度,象徵法國人對國家淪陷於納粹魔掌的各種反應。

而好的小說可容納各種詮譯,歷久常新。《瘟疫》除了是關於瘟疫或戰爭的,或許也可以是關於運動的?內心絕望,仍積極行動,Tarrou和Rieux的態度不是很眼熟嗎?每個參與過反送中運動的香港人此時讀《瘟疫》,必有一種奇異的共鳴。

不過詮譯歸詮譯,若果以為卡繆會支持任何勇武行為,卻可能要失望了。他在生前最受議論的,是沒有支持五十年代阿爾及利亞的反法國殖民獨立戰爭。他其實比較像「和理非」,因他說過:「人們在阿爾及爾的電車放炸彈。但我媽可能會在那些電車上。如果放炸彈算公義,那我寧願(不選公義)而選我媽。(People are now planting bombs in the tramways of Algiers. My mother might be on one of those tramways. If that is justice, then I prefer my mother.)」只是不知卡繆若生在今天香港,想法會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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