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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正義》:在錯誤的可能之下作決定

【文: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尋找正義》(”Doing Justice”,亦有「公平對待」之意)這本書是 Preet Bharara 的作品。Preet Bharara 於 2009 年至 2017 年間擔任美國紐約南區檢察署聯邦檢察官,曾經親歷許多重大爭議案件,現任教於紐約大學法學院。

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因為其內容並不是法律學說的論述鋪陳;但也不是一般常見的法普讀物,因為它並不是要對社會大眾作普及性的法制介紹。毋寧說,本書是以隨筆的型態,寫下作者對檢察官這份職業、乃至於刑事司法制度的觀察與思考。(當然,既是隨筆,不免也會旁及他對美國現況的一些想法,像是嚴厲批評近日業力引爆的前紐約州長古莫先生,頁 349至350。)

說到刑事司法,有一種相當普遍的觀點,就是把不理想的案件狀況,歸咎於承辦人員的無能或惡意。比如說:冤案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承辦人員辦事不力,甚或故意陷害,諸如此類。

這樣的案件在世界上自然不能說沒有,本書不是要否認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同時也指出另外一個情形,那就是在刑事案件中,聰明、認真、正派的承辦人員有時候同樣會犯下錯誤。用作者的原話來說:

「最嚴重的錯誤經常都是出於好意而造成的。那些導致他人一生從此變調的錯,很多都是由聰明又專業的人懷抱著善意犯下的。對人來說,這是執法單位的職責中最令人恐懼的一點。」(頁 77)

一定程度上,這是人類認知能力的侷限使然。每當案件發生時,沒有人有辦法從上帝視角完整觀察事態歷程,只能從一些零碎的證據(如果它們幸運殘存的話),試著拼湊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打個比方,這就好像是在拼一幅拼圖,但卻沒有完成圖可供參考、也沒有人告訴你全部究竟有多少片,一切全靠自己摸索。而且,裡面還可能混進一些印錯的拼圖(就連指紋鑑定都可能會出錯,頁 70至72)。

倘若個案狀況相對單純,拼出來的圖案或許還不至於偏離太多;但若個案複雜度提高,就會出現好幾個可能的故事版本。於是乎,拼錯的可能性就會相應提升。甚至,有時候多一塊拼圖、少一塊拼圖,拼起來的樣貌就會大不相同。在我的律師生涯中,就曾好幾次目睹案件因為關鍵證據突然出現,而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拼圖可以慢慢拼,案件卻不行。承辦檢察官有時必須在證據狀況不盡明朗的情況下作決定。以本書提及的案件為例:證據還沒蒐集完,調查對象就要出國了,那麼,究竟是要基於不完整的現有證據直接進行限制出境,抑或冒著讓罪犯潛逃海外的風險(頁 43至45)?又或者,已經掌握被告在暗網談論食人虐殺計畫的對話記錄與其他間接證據,但卻沒有被告訴諸行動的直接證據,這種情況下要不要起訴(頁 215至219)?

此處的兩難在於:如果起訴,證據或許不夠充分,可能會錯怪了人,檢方的信用也會因而折損;但如果等到「證據充分」的時候,可能就是已經有人被吃了。你會行動,還是不行動?(附帶一提,檢方在這個案件決定出手起訴,但最後法院審判結果是無罪,頁 222)。

這就是檢察官的工作:在有限的時間下,拼著片數不詳、全貌不明的拼圖。這份工作註定非常艱難,跟照著媒體寫好的故事版本下判斷完全是兩回事。雖然我是律師,與檢察官立場不同,但我理解他們工作所涉及的困難度。平心而論,倘若易地而處,我也不敢說自己不會犯錯。

在本書當中,作者羅列了許多美國檢方經手的案例,有些成功,有些沒那麼順利。不過,作者寫作這本書不是要為錯誤找理由,而是藉由爬梳這些爭議案例,提醒後人盡量避免同樣的錯誤。完美的正義並不可能,因為人類並不完美,但無論如何,還是必須有人出來作決定。如果因為害怕錯誤就不作決定,這本身就是最不負責任的決定。能夠作的,就是反覆檢視每一個環節,盡量降低錯誤的可能性,借用作者的話來說:

「絕對不能停止反覆檢視對案子所有面向所做出的結論…儘管某個看起來比你聰明或更有經驗的人做出了結論,並不代表就絕對不會有錯。不僅是在調查階段中如此,甚至在起訴之後也是如此。儘管已經正式起訴嫌犯,一個保有開放心態的人還是必須繼續思考,隨著案情的發展,是否有任何新事證出現,或是否仍缺少任何能定罪的證據。」(頁 78)

以上這一點,不僅只對檢察官為然,對於其他人也一樣重要。畢竟,隨著《國民法官法》的籌備施行,不從事法律工作的一般人日後也將有機會躬身入局,參與刑事司法的進行。誠然,國民法官與檢察官立場不同、角色相異,但同樣會作出影響其他人命運的艱難決定。在這一方面,別人作決定時曾經發生的錯誤,在我們自己作決定的時候,也一樣有可能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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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頁碼均指《尋找正義》一書,Preet Bharara 著,張國儀譯,遠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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