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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考 — 亞洲視覺

2021/1/14 — 14:17

Photo by Sunyu Kim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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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尹瑞蘭】

「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 一詞,一向被認為是源自西方,從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開始直至近代,批判性思考好像與東方或亞洲文化沒有關係,甚至被認為是格格不入 (Kutlieh & Egege, 2003; Atkinson, 1997; Fox, 1994)。亞洲文化崇尚社會和諧 (social harmony) ,是帶來文化凝聚力 (cultural cohesiveness) 的一種工具[1]。批判性思考在亞洲真的無立足之地嗎?

我們先從古代經書說起。儒家經典《論語》有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違反禮法的事不要看、不要聽、不要說、不要做。」根據Tan (2017) [2]指出,「禮」不單只指禮儀、儀式,它亦讓我們「明白、表達、發展及持續詮釋我們究竟是什麼,及為我們的生活形式提供確實的形態」(Ivanhoe, 2013)。透過展示「禮」,我們在每一個情景之下,規範地、自動自覺地、明智地去思想去行動。墨子亦認為知識有四種:話語、道德、科學、論證 (Graham, 1989) ,而論證(argumentation) 被認為是與古希臘的哲學家所提倡的批判性思考相類似的。可見,批判性思考在中國是歷史悠久的。那麼,在亞洲人 / 中國人眼中,批判性思考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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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看亞洲的教師對批判性思考的看法。教師認知 (teacher cognition) 指教師思考什麼、知道什麼及相信什麼 (Borg, 2003) ,這裡包含了教師的知識及信念。中國的高中英語課程標準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Upper Secondary Schools, 2017 edition) 提到,教授英語作為外語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EFL) 的老師,需要教授英語及批判性思考能力。那麼中國的準英語老師如何認知批判性思考?Ma 及 Luo (2020)[3]訪問了 24 位在中國三間大學的 EFL 老師,他們認為批判性思考就是有充份證據的論證過程。亦是基於分析證據之後所做的決定 (Dwyer, 2017; Ennis, 2013),從而做出有邏輯的結果或解決方法 (Dwyer, 2017) 。此研究亦發現,教師對批判性思考的認知有三個因素,當中包括社會背景 (social context) ,例如傳統儒家思想。有一個老師指出,「在儒家傳統文化 (Confucian Heritage Cultures, CHC) 的背景下,我們被教導要服從老師。大部份學生都不會向老師或當權者提出問題,這對發展批判性思考是有害的。」中國文化鼓勵尊重而不是向當權者提問 (Wan, 2001) ,這與中國的封建文化有關 (Li & Liu, 2006)。Paton (2005) 亦指出,東亞文化不鼓勵學生挑戰權威,所以學生通常都不習慣批判性地思考。

Zhang, Yuan 及 He (2020) [4]找來了 336 位在中國的大學內教授 EFL 的老師 ,發現雖然他們表示自己能清晰明白何謂批判性思考,但當要描述一個強的批判者的形象時,只表現出零碎的認知,因為他們只是說出一兩個批判性思考的角度而不是全面的描述。而且,他們對批判性思考的看法及在課堂的實際表現有差異,在課室裏,他們沒有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儘管他們都同意教授批判性思考是大學課程的最重要目標,亦表示他們有在課堂裏教授批判性思考,但他們亦承認中國的大學生的批判性思考並不強,原因是學生的質素及中小學的教育有關。但研究員卻認為,作為大學老師,他們沒有着重亦沒有在課堂裏教授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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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領袖對批判性思考又有何看法呢? Tan (2020)[5]訪問了上海 16 位校長及副校長,他們都是修讀教育政策決定及實踐的學員。他們都認為批判性思考分為兩方面:個人探究及解決難題,例如不被動接受別人的想法、不重複別人的說法,而是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及判斷; 反思及驗證由老師傳授的知識去建立自己的想法。根據中國的歷史,知識是存在於客觀世界及外在的現實 (Cai & Jin, 2010; Wu, 2007; Zhong, 2007),所以學生的責任就是去學習及應用,而不是挑戰存在於自然界、由專家發現的、或者在教科書的「客觀知識」(Tan, 2017)。傳統上中國的學校課程都是由清晰及標準化的學科而組成,所以對於學生而言,這些學科只是有清晰答案的「客觀」事實。任何懷疑或挑戰權威及老師都會被視為不容於傳統而應該避免的。因此,儘管學生都被鼓勵在課堂發言,「中國的好學生」仍然是專注的、恭敬的及有規矩的 (Tan, 2015)。由此可見,儘管批判性思考是新課程改革的其中一個目標 (Tan, 2016) ,中國人仍然認為思想、話語、行為都要注重和諧 (harmony) 而不是對抗。

最後就是亞洲學生的看法。Paton (2011) [6]訪問了 50 個在中國頂尖大學的大學生及研究院學生,當中有人認為批判性思考是源於西方的,「在西方植根並形成不同支派,我們只是在中國學習批判性思考」。另一人更認為「批判性思考沒有良好形象。我們只需要聽從師長的話及教導,自己並不需要思考,這就是中國的弱點。我們不習慣這樣。若要付之行動,批判性思考並不容易實踐。」更有人將此情況歸咎於教育及考試制度。「在中國,考試等所有東西都只是形式,絕不夠批判性思考」。一個崇尚法家學說(人性本惡,人民需要被嚴格法律的監控)的一年級學生更指出「批判性思考被過份強調,大學生應該被教導成為服從者」。

Sng (2011) [7]訪問了 25 位在澳洲攻讀神學碩士課程的亞洲學生,他們來自韓國、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台灣、緬甸、印度、菲律賓、新加坡、蒙古及加拿大華裔,他們都在家鄉修讀過神學學位。一個新加坡學生指出,新加坡的教育沒有批判性思考,只要求學生背誦,絕少強調「在課本以外的範疇作出提問」,只要跟着指示去做,與既定的想法一致,而不是獨立思考。批判性思考被視為挑戰甚至打破文化常規 (norm) ,在強調尊敬權威的新加坡人,要在國外才可以用到批判性思考。中國大陸的學生亦表示他們的教育不鼓勵批判性思考,因為批判性思考被認為與主流思想對着幹。一個南韓的學生也表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成要聽話及服從長輩,發表意見前要仔細及徹底地想清楚。所有受訪的亞洲學生都知道批判性思考不容於他們的文化,他們被教導要尊敬權威,認同而不是質疑。教育就是學習去認同權威。提問被視為不尊敬權威,而他們亦認為自己「未夠班」去質疑專家。概括而言,在一個保守及尊敬權威的文化中,只有極少空間去發展批判性思考。

在 Tan (2017)[8]的研究中,46 位有短期教學經驗的新加坡大學生在修讀一個批判性思考的課程後寫了一些反思的文章 (reflective essays),當中亦顯露了一些對批判性思考的亞洲視覺。學生的文章反映了一種「亞洲文化」— 老師被視為權威人物 (authoritative figures) 及內容專家 (content experts) ,所以學生不樂於在課堂發言及表達與老師相反的看法,因為這會被批評及訓斥。有文章甚至指出,「有批判性思考 (being critical ) 會被視為『批評』(criticism) —找到一件事的錯處或錯誤。就是這種想法,令到批判性推理 (critical reasoning) 變成負面」。在這種文化之下,批判性思考常引發「戰場式」(battlefield) 的對老師的提問,所以很多老師及學生都抗拒批判性思考。亦因為常見翻譯「批判性思考」的「批判」兩字在中文語境容易令人聯想到否定、質疑,與「邏輯清晰嚴密的思考」的意義有所差距,甚至有人將之誤解為「為批評而批評」或「只作負面批評」。為此,香港教育局於 2014 年採用「明辨性思考」作為「critical thinking」的中譯。

在西方國家進修的亞洲學生亦表達類似的看法。Nguyen (2020) [9]訪問了八位在挪威修讀大學的東亞學生,他們都表示在家鄉沒有批判性思考的習慣及訓練,對於在挪威讀書是有障礙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家鄉的教育制度源於 CHC。CHC 着重階級 (hierarchy) 及服從,為儒家倫理原則的五倫是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人與人關係間,其中的「長幼有序」,即是我們不能無大無細,強調輩分及尊卑 (Lee, 2016),所以,挑戰老師或者在課堂辯論都被視為違反 CHC (Vierra, 2014) 。

Waller (2012) [10]創造了兩個名詞:對抗性 (adversarial) 批判性思考及合作性 (cooperative) 批判性思考,前者指透過揭露對方的錯處、瑕疵及低劣之處去勝出論述,此亦被批評為打仗一樣,攻擊及防衛陣勢,及擊倒 (knock-down) 論述 (Bailin, 1995);後者指調和自己及對方的位置,在別人的觀點上建立自己的觀點,令所有人得益 (Bailin, 1995; Waller, 2012) 。當然,前者較進取,但卻會損害雙方的關係,而後者較溫和,對別人的觀點較包容。

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已經提及批判性思考的觀點,為什麼現代的亞洲學生及老師都對這種思想這麼陌生甚至抗拒? 合作性批判性思考可以是一種出路嗎?


[1] Hongladarom, S. (2002). Asian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inking: Divergence or convergence. Retrieved January, 5, 2012.

[2] Tan, C. (2017). A Confucian concep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51(1), 331-343.

[3] Ma, L., & Luo, H. (2020). Chinese pre-service teachers’ cognitions about cultivat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1-15.

[4] Zhang, H., Yuan, R., & He, X. (2020). Investigating University EFL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Its Teaching: Voices from China. 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1-11.

[5] Tan, C. (2020). Conceptions and practices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Chinese schools: An example from Shanghai. Educational Studies, 1-16.

[6] Paton, M. (2011). Asian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English as an academic lingua franca. Analytic Teaching and Philosophical Praxis, 32(1), 27-39.

[7] Sng, B. (2011). Cultural Perceptions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f Asian Theological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Adult Theological Education, 8(2), 153-165.

[8] Tan, C. (2017).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Cultural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in Singapore.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3(5), 988-1002.

[9] Nguyen, B. A. T. (2020). East Asian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critical thinking: An interview study (Master's thesis).

[10] Waller, N. B. (2012). Critical thinking: Consider the verdict. Pearson Education, Inc.

 

圖片來源: Photo by Sunyu Kim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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