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台灣的哲學研究和哲學教育:專訪王一奇教授

受訪者:王一奇,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哲學博士,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華文哲學百科》主編。研究興趣集中在科學、邏輯、以及形上學三者相糾結的跨領域哲學議題,目前正在努力想要完成理由論相關議題的專書。

訪問者:王偉雄

謝謝你接受《立場新聞》哲學版訪問,不如我先問最「標準」的開場白問題吧。你從哪個時候開始對哲學產生興趣?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因素令你選擇了哲學作為事業?

我對哲學興趣的緣起,沒有特別之處,和許多人相同,時間大概是高中時期,資源則是來自兄長書架上的哲學書。選擇哲學作為工作或事業,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像是時代浪潮下的結果,有兩個轉折點,或許可以多說一些。

我在高中時期讀的是為理、工、醫學領域準備的課程,大學入學考試的成績還不錯,在各種與家人的妥協下進入化學系就讀;一方面我不願意就讀家人一直強烈堅持的醫學系(當時台灣已經準備開始實施全民健保,已經可以看到醫生收入將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化學系未來的就業保障家人勉強可以接受。大學時期除了為化學系的課程勉強過關外,其他時間都在讀哲學的東西,修哲學系的課。但真正讓我慎重考慮未來進一步選擇哲學工作的轉折,來自於大學三年級時修了語言哲學的課,讀了 Frege、Russell、Strawson、Donnellan 幾位哲學家的英文語言哲學文章,被細膩的邏輯和哲學討論所吸引,覺得非常樂在其中。另一個轉折點發生在化學系畢業後,我決定在台灣就讀哲學研究所,希望用兩年時間專心學習哲學,再來決定未來是否繼續哲學相關的工作。在兩年哲學碩士學位的學習中,讓我很確定哲學是我的菜,雖然後來一路有小波折,但也就持續地從事哲學相關的工作到今天。

回想起來,從我選擇哲學這個工作的歷程來看,我對於哲學的態度很「純粹」,主要是樂在其中,沒有家庭財富的支持,沒有任何特定目的或刺激,也不是為了工作賺錢而選擇哲學。我選擇哲學這個工作,其實有點像台灣的民主發展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後,會產生的現象,所以比較像是時代潮流下的結果。

在你的大學年代,哲學在台灣是不是冷門的學科?現在的情況和你當年有沒有甚麼重大分別?

我的大學年代是從 1990 年開始,台灣剛解嚴沒多久,哲學確實還是冷門且被嚴重誤解的學科,但已經較先前的情況好了許多,已經有不少年輕一輩的哲學學者從歐美留學回國任教,也引入更多與國際接軌的哲學想法及議題,可以算是台灣哲學的一個小小成長期的開始。以下我從幾個面向來對比 1990 代與現在,但主要是個人觀察,很難評估其正確性。

從這個社會看待哲學的角度來說,與 1990 年代相比,哲學在台灣的現況確實有很大的轉變,而這個轉變有其延續性。對非哲學專業人員來說,還是有一定高比例的人在內容上把哲學等同於是「人生哲學」,或是與儒道思想相關的「中國哲學」,所以也把所謂的「心靈雞湯」或是「算命」當成是哲學重要的一部份,尤其是想要知道「生命的意義」的時候,哲學常出現在思考的雷達上,這個現象在大學入學相關資料審查的時候也很常見。當然,現在從這個角度看待哲學的人,與 1990 年代相比,相對是減少許多了,但減少的幅度我沒有經驗資料上的掌握。

而哲學做為一個大學的科系來說,通常是被認為非常難找工作的科系,這一點倒是幾乎沒有改變。但或許是因為這些年來台灣的民主發展,以及社會的富裕程度增加,把「難找工作」視為哲學學科一個重要特性的人,相對上應該是減少的,也有更多的人從「哲學的價值」的角度來看待哲學。這些年來,台灣的哲學系也更務實地承認這個「難找工作」的事實,所以採取比較類似美國的做法,在制度上鼓勵學生修習雙學位,擴展哲學與其他學科的務實連結,並強化哲學在大學裡、在研究及教學上,作為人文學科的一個重要環節的面向。

延續上一個觀察,將哲學看成是民主社會公民基礎能力養成的一部份、以及人文和科學領域中的基礎學科的學術角色,這方面則有明顯增強。從這個「哲學的價值」的角度來看待哲學,我相信這方面的增強及改變,除了來自台灣民主化發展的需求外,其實也來自台灣哲學社群的增長(雖然還是一個很小的社群),以及網路訊息的傳遞有關。一方面哲學社群的增長讓台灣的哲學相關的活動多樣化,而網路也讓哲學的訊息更容易被接觸到。我在 2005 年回台灣任教時,其實大概就是這整個轉變有較明顯發展的開端,我也算是有幸參與這個盛宴的開端。

過去二三十年,到歐美留學然後回台灣任教的哲學學者大幅增加,而這些學者中有不少在國際哲學期刊發表論文,這可以說是台灣哲學國際化的一個重要面向。你怎樣看這個國際化的發展?

過去的二三十年間,在國際化的發展上,台灣的哲學確實有一個明顯的躍進,而在可見的未來,我相信這個發展也會持續地進行;而更重要的,是這個國際化的發展對台灣哲學界的現在以及未來會造成的影響。我個人從學生時期開始,到目前在大學裡進行學術工作,恰好幾乎完整地目睹整個台灣哲學國際化的過程,而且目前正也在進行一些有關的學術服務工作。

容我稍為回溯一下台灣哲學國際化的歷史脈絡。在 1993 年及 1994 年,台灣新成立兩個哲學研究所,分別在中正大學及清華大學;當時這兩個所裡的老師全部都是歐美留學的博士,而且絕大部份是剛拿到博士學位的年輕老師。台灣其他幾個哲學系也都有多位年輕的留學博士回國任教,短短幾年間哲學界有了新氣象;而我之所以從化學領域轉換到哲學領域,跟這個新氣象直接相關。我在 1994 年進入中正哲學研究所就讀,當時上課所讀的東西,就已經是最新的英美分析哲學文獻,也包括一些國外著名學者尚未出版的論文及書籍草稿。同時,在我就學時期,受邀到台灣訪問及演講的國外學者絡繹不絕,國際化學術活動氣氛非常熱烈,學生們也都感受到與國際學術第一手接觸的熱情,這也是讓我最後決定出國唸博士的重要原因。

那麼在大學政策上,有沒有與這個國際化發展相應或配合的改變?

在以上所提到的時空背景下,台灣學術界在 1998 年到 2000 年左右(詳細的前後時間點我個人掌握的不是很精準),台灣學術界發生了兩件核爆等級的事件。第一件事是在教授及副教授的職級下,加上了助理教授的職級;大部份的大學又加上「限期升等」副教授的規定,類似於國外的 tenure track 制度。第二件事是在科技部(當時的國科會)及教育部的主導下,以研究經費及升等為誘因(或壓力),開始大幅重視國際學術期刊的論文發表,也就是明確要求學者在 SCI、SSCI、以及 A&HCI 資料庫列名的期刊上發表論文。

上面提到的這兩件大事在當年引發台灣學術界非常大的爭議,連我在國外唸書都感受到,而目前也還有一些爭議的後續發展。我當時到美國唸博士沒多久,從在美國求學的觀點來看這兩件事,認為爭議在所難免,在政策的執行上確實有許多可改進的地方(後續發生的某些影響也相當可笑,因而制度上也進行了許多修改);但當時我心裡是非常歡迎這兩件事的發生,也覺得這個國國際化的趨勢是勢不可擋。當時還有件令我印象很深刻的事:大概在 2001 年左右,我看到統計數據,幾乎台灣所有的大學每年在 A&HCI 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都是個位數。在這個大環境下,我在美國唸博士的時候,便已經開始著手進行國際期刊論文發表,在畢業前就已經有成果了。

總體來說,台灣哲學界的國際化發表,是在哲學界特殊的學術背景,再加上政府的刻意主導下而產生。以目前的狀況來看,台灣哲學界的學者只要有心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投入一定的時間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學者們考慮的大多是投資報酬率的問題,因為人文領域國際期刊發表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在寫作及投稿過程,一篇文章花費數年才被接受也常見;投資報酬率相對不高,在升等及教學的壓力下,不見得每個學者都有意願熱情投入。不過,就我個人近年的觀察,這幾年來在台灣分析哲學領域,剛拿到博士學位的學者大多都已經有國際期刊的論文發表,參加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自然也是很平常。

對台灣哲學國際化,你有沒有一個整體的評價?

台灣哲學研究及教學的國際化,發展到現在已經是相當全面;不只是分析哲學,歐陸哲學以及東方哲學領域也是一樣。讓我從正面和負面來評價這個國際化的結果。對哲學學界來說,是否展現出國際化發表的成果,被視為是研究能力的重要指標,而年輕學者要在學界獲得肯定(以及獲得好的教職),這也是一個重要途徑;這部份和國外是相當類似的,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很久很久以前台灣的大學中的「學閥政治」,學者的努力也較容易獲得「回報」,這算是相當正面。

若談到較為負面的部份,則是國際論文發表也是有訣竅的;緊跟國際新論文的腳步,做點小東西也是可以達成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的目標,這也會讓學者們不去花費太多時間經營相對上難度較高、甚至較為重要以及創新的學術議題。這樣的現象在哲學界多少有一些,但相較於在台灣科學領域,這個問題在哲學界較不嚴重。此外,台灣科技部持續的進行學術政策上的調整,希望能把這樣的問題減少,整體來說是有進展的;但我個人認為可改善的地方還是相當多。另外一提,台灣人口少,相較於國外,學術圈也很小,各個領域都一樣;政府利用經費介入學術圈的運作相當明顯,正面及負面的影響都有,很難給出整體的評價。

國際化是台灣哲學研究發展的一個重要面向,有沒有其他的發展是同樣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呢?

在台灣哲學界以及其他學界,近年來不斷被討論及重視的議題,是在這個國際化的發展下,如何進一步建立以及發展出實質而重要的學術成果,在台灣建立長遠學術發展的核心基礎,同時也要對台灣的民主社會發展有所貢獻。要達成這樣的學術目標,單純的國際期刊論文發表已經不足夠。過去這十年來,台灣哲學界的許多學者們也在完成國際化的目標後,往這個更重要的學術任務邁進;因而有更多的學者進行哲學專書的寫作,以及處理更重要而實質的哲學議題,並回過頭來關心中文學術寫作的重要性,而且有一些成果慢慢的產生。當然,台灣的哲學發展其實起步得很晚,途中又遭遇許多波折,目前的成果相對有限,但我個人對於未來是抱持相當樂觀的態度。

從我在台灣的老師、以及我老師的老師們開始,便為哲學在台灣的發展完成了許多艱鉅和階段性的任務,而我也見到我的學生們以及年輕學者們,不管是在學術研究上或哲學普及工作上,表現得比我這個目前的學術中生代更好;我相信「青出於藍」是學者們都樂見的,而我的老師的老師們是否覺得我們現在做得夠好,這我就不敢說了。另外再說一點,先前提問中指出的「近二三十年台灣哲學的國際化發展」,其實與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時間點相近,兩者間也是密切相關,但這也是說來話常了。

剛才談的「國際化」,其實是歐美化,而且主要是英美化。不過,由於英文已隱隱然是國際語言,而且英文國際哲學期刊是世界各地都有人投稿的,所以說是國際化也無不妥。從這一點可以帶出一個問題,就是台灣的英文教育不怎麼成功,很多人讀完大學,說英語和閱讀英文的能力還相當低,這會不會是台灣哲學國際化的一個阻力?

年輕一代的學者及學生,英文已經比我那個年代好很多,這是個事實,所以可想見我那個年代英文有多差。但我同意台灣的英文教育不怎麼成功,事實上是非常的有待加強;而會如此,相信原因非常複雜,遠超出我有能力給出好說法的範圍,我只簡單提幾個觀察。

第一點、我剛到美國後,第一次上進階邏輯課時,坐在我旁邊的美國人很親切的問了一句「What's up?」;我其實當時完全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意思,胡亂回了一些話,他才瞭解原來我聽不懂,很親切地告訴我那句話是什麼意思,也教我該如何回應。我說這個故事,其實是要回應現在台灣的英文教育的「國際化」依然很有問題;我兩個小孩在學校學英文,結果一開始是從「How are you?」、「Fine, thank you.」開始學,和我當年學的沒有太大差別。

第二點、在台灣的大學,許多老師常有的共識,就是許多大學生一進大學的時候,通常是英文最好的時候,畢業的時候英文最差;即是許多大學生上課時讀的是英文教科書,但也完全無法阻止英文能力的下降。這件事情,連結到你問題中「是否英文能力差會成為台灣哲學國際化的阻力?」,確實是一個阻力,也常有優秀的學生因為英文不好,而放棄英文文獻相關的哲學學習,非常可惜。不過,台灣年輕一輩的學者相較之下,比他們上一輩的學者英文都要好得多,這個阻力正在慢慢的減少中,但有點緩慢。

第三點、我非常確定,要學好英文,不需要有特別的聰明才智,一般的社會公民都可以達成。但基於某種奇特的原因,台灣把英文塑造成是一種很困難的東西,讓許多人認為要學好英文需要很高的聰明才智,許多國中及高中還設有「語文資優班」,我個人其實不是很認同這種奇特的教育氣氛。好的寫作及表達能力確是需要長時間的訓練,但要聽說讀寫流利,真的沒有什麼神奇的地方。我其實對於這樣的現況沒有什麼好想法,也不確定新加坡和香港的英文教育經驗是否會有幫助。

如不介意,可否談一下你個人的英文學習經驗?

就我個人學習英文的經驗來說,我在學生時期學英文算是狀況很差,英文是我所有學習科目中,學得最差的一個科目。回想起來,之所以學得這麼差,主要還是因為沒有英文學習環境,當時我個人也完全感受不到英文這個語言有任何吸引力。

我現在的英文是勉強還行,但還是有許多生硬及不足的面向,所以我現在每天還是很用心在學英文,我主要想分享讓我的英文「由死而生」的幾個經驗。先前提到現在大學生進大學後英文變差,在我以前唸大學時,大學生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但我在大學時,英文算是進步非常多,主要是因為當時開始對分析哲學有興趣,而分析哲學的中文資源又非常少,所以很努力地讀英文哲學書。當時讀英文分析哲學的時候,主要以語言哲學的文獻為主,其實許多東西讀得似懂非懂,多年後才知道到原來我讀的那些分析哲學英文,是非常好的英文表達,許多分析哲學家英文寫作也非常棒。我現在大學課堂上,都用英文書當教科書,因為教科書的英文寫得很好,也鼓勵學生好好讀英文教科書。

我在美國唸博士的時候,從第一學期就當助教,每週至少有 4 到 8 小時的討論課授課。對我當時的英文口語能力來說,討論課授課我上得很辛苦,學生相信也不好過。到了第三個學期快結束時,有次和系主任聊天,他問我當助教是否順利;我說大部份都還好,而我的英文口說能力進步非常多,因為有很多的練習。我記得當時系主任很客氣地回答說,他明顯感受到我英文口說能力的進步,他相信這也是讓我們非英文母語的學生擔任助教工作的目標之一。我當時聽了系主任的說法,覺得很驚訝,其實不太理解為何學校花錢請助教,其中一個目的是讓助教可以有機會把英文練好。現在,每當有認識的學生要到美國唸書,我都強烈建議他們有機會一定要擔任助教,這種好事在這世界上還真不多。當然,我同時也會建議參加 party,那也是從文化面向學習英文的好機會。

我最後提一下我個人學英文比較奇特的經驗。我的博士論文內容和自然語言語意學及形式語意學有關,所以需要處理很多的英文語言資料。其中的一個困難點,來自於我缺乏英文母語使用者的語言直覺,所以常麻煩同一個辦公室裡的博士生協助。其中一個常被我麻煩的博士生是 Neil Sinhababu,現在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被我煩了很多次後,他當時說:「我一直覺得,英文不是你的母語,你做英文的語言研究很奇怪。我後來發現,你問的語言問題真的很有趣,有許多是我從來沒有注意到的;或許正是因為英文不是你的母語,你才會注意到這種語言細節。」在完成博士論文的過程中,我確實對語言有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看法,對英文的掌握也變得比較精準;我現在也嘗試從哲學的角度來寫一些東西,讓中文使用者可以更容易補捉到英文獨特的概念表達方式,像是不定詞 (infinitive) 以及虛擬語態 (subjunctive mood) 等。

大概在十年前,我開始進行大量的中文寫作,過程中受到許多的指正,讓我瞭解到我的中文裡包含了許多英文的表達方式,也同時讓我有機會將兩個語言放在一起思考。但即便我現在還在努力地讓我的中文和英文同時變得更好,我很幸運地已經可以享受擁有兩種語言能力的樂趣,在每天不斷的語言轉換中悠遊。

最後,可否說一下你對台灣哲學研究在未來的發展有甚麼期許?

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回答的面向非常多,我只打算從我個人對哲學的喜好、以及作為專業的哲學工作者的角度,來做一點回應,而我的回應建立在以下兩個前提上。

在前幾年的一部電影《天才柏金斯 (Genius)》(編按:港譯《筆羈天才》)中,提到人們對於小說的喜好和人類的歷史一樣悠久,或許可以追溯到古老時代的人類,在夜晚時圍繞營火,訴說著各種的故事。這個說法,一定程度上反應了「歷史」作為人類最古老的學問之一的起源。在我的想像裡,古老時代的人們所述說的故事中,不可避免地也包含了對於認識世界與人類生活的企圖,這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為何「哲學」同樣的也是人類最古老的學問之一。台灣在近十年來因為嚴重的少子化問題,以及世界上各國對於人文學科的預算刪減的趨勢,大學裡的哲學系面臨許多發展上的困難,但我相信,就算有一天哲學系在大學裡消失,人們天性中對於哲學議題探究的熱情,依舊會永遠存在,但或許探究的形式有所不同。

另外,在我目前工作的大學裡,有位蠻著名的資深語言學家,我們偶而會聚在一起喝點酒,酒酣耳熱後難免把心裡話說出來。這位語言學家有完整的 Chomsky 學派語言學訓練,與 Chomsky 共事過,也在美國任教多年,但始終不認為那樣的語言學適合用來對作為中文語言學的基礎,所以在 80 年代後他便不斷的探詢新的方向,也有許多很不錯的成果,雖然始終都沒有成為中文語言學的主流。在多次的酒後,他豪氣地說道一生都在抵抗西方語言學的學術殖民,而我則回應說我其實不太關心西方哲學學術殖民的問題,反倒是更在意我這一代如何能在上一代努力的基礎上,開拓一些哲學的新方向,即使是一點點的「新」也好。

從以上兩個前提出發,讓我從「哲學產業鏈」的角度來說一點東西。在這個產業鏈的最基層,主要的工作是哲學普及。過去的十幾年來,哲學普及的工作在台灣有很大的進展,香港其實也做了很多,包含《立場新聞 》對於這方面的貢獻。這個發展其實在中文世界是前所未有,出現的原因也很複雜,我便不多談。但我相信這個趨勢應會繼續,也會做得更好,我個人也很支持,也一定程度投入其中。

另一方面,這個產業鏈的最上層是哲學學術的發展。台灣的哲學學術人口數量很少,但多元性卻很高,在分析哲學、歐陸哲學、以及中國哲學領域,都有相當高比例的分佈。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說,套用一句台灣哲學界前輩的話,台灣未來如果能形成某種「雅典式」的、小而美的哲學學術社群,那會是一個很美好的學術社群;而要達成這種「雅典式」的學術社群,我相信有幾件事得達成,但都不是輕鬆的事。首先,先前問題中提到的哲學學術的國際化,還是得持續發展,尤其是年輕學者,得持續勇敢面對國際化的挑戰。其次,在哲學學術領域上的創新,是無法避免的工作,而這部份的工作相對上難度及風險較高,失敗的機會非常大,學者投入的意願較低,願意投入的學者得有失敗的心理準備,學界也一定程度的該給予更多的支持。最後,雖然我不太喜歡談哲學的社會功能,或是所謂的「文以載道」這種事情,但學者一定程度上參與哲學普及工作以及哲學在公民社會的發展,也有其相當的重要性。

以上說的這些,倒不是在想定台灣未來的哲學樣貌,比較像是我對個人專業工作上的期許,以及想像我工作樂趣的來源。雖然要完成這些工作都很困難,但困難的工作自有其樂趣在,能做多少是多少,我個人對台灣的哲學發展是持續抱持樂觀期待。最後,我想強調,在哲學的歷史中,對於世界以及人類生命的探究是未曾改變的方向,而哲學工作者在努力進行這些探求的同時,展現出對美好生活的享受,也是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而至於什麼是「美好生活」,自然也是哲學工作者的探討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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